乾隆四年,北京宗人府内,一场牵连宗室的案件正在收尾。怡亲王允祥的儿子弘晓虽未直接参与,却因兄弟弘昌、弘晈涉案而被皇帝严加提防。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允祥生前得到的荣宠极盛,到了下一代,却未必能够安稳承受那顶“世袭罔替”的王爵。
允祥是康熙帝第十三子,也是雍正最信任的弟弟。雍正即位后,他长期协助处理军政事务,承担了大量繁重工作。雍正八年,也就是1730年,允祥病逝,雍正悲痛异常,不仅追封谥号,还特意下旨,让弘晓承袭怡亲王爵位,并强调先帝给予允祥的恩典,后世不得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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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诏书分量极重。清代宗室爵位通常逐代递降,能够世袭罔替的亲王并不多见。允祥因此成为清朝入关后第一位获封“铁帽子王”的宗室成员。按常理说,弘晓已经拥有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出身和待遇。
有意思的是,弘晓并不是热衷权力的人。他喜爱诗文、藏书,府中多有典籍,后来被视为清代宗室中颇有文化修养的一人。这样的性情,本来更适合远离朝堂,可宗室身份摆在那里,很多时候不是想置身事外,就真的能够置身事外。
乾隆初年,宗室内部发生弘皙案。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被认为有谋划不轨之举,庄亲王允禄、恒亲王一支以及怡亲王府的弘昌、弘晈等人也受到牵连。弘晓本人没有被认定为主谋,但两个兄弟同时涉案,他很难完全撇清关系。
乾隆对这类宗室集团尤其警惕。处置结果虽有轻重差别,弘皙被禁锢,弘昌等人被削爵,弘晈也受到惩处。弘晓没有遭到最严厉的处罚,却从此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有人劝他少谈政事,他大概只能回答:“守住本分,才是宗室的长久之道。”这不是豪言,而是身处高墙之内的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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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代开始,怡亲王一系便呈现出一种奇特局面:爵位仍在,政治影响却逐渐减弱。后来的几代承袭者多能保全家业,却很难再复制允祥辅政时的地位。到了第六代载垣,怡亲王府才再次进入权力中心,但这一次,却是以极大的风险为代价。
载垣于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承袭怡亲王爵位。咸丰帝即位后,他先后担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宗人府宗令等要职。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前往热河,载垣随行。次年咸丰帝病逝,遗诏指定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
表面看来,八大臣掌握了幼主朝廷的权柄,实际上却埋下了冲突。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与顾命大臣之间互不信任,慈禧太后又希望参与政务,双方很快形成对立。1861年,辛酉政变爆发,八大臣集团迅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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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垣被革职,并奉旨自尽。这个结局极为惨烈。曾经显赫一时的怡亲王,转眼成了政变失败者。载垣死后,怡亲王爵位被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家族的政治声望受到重创。直到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朝廷为显示平定太平天国后的整顿与恩赏,才恢复怡亲王一系的爵位,但昔日地位已经难以追回。
承袭爵位的载敦一支后来传到溥静。光绪十七年,也就是1891年,溥静成为第八代怡亲王。与载垣不同,溥静早年较为谨慎,平日并不积极插手政务。可到了1900年,局势剧烈变化,他却选择支持慈禧太后倚重义和团的政策,并向义和团提供接纳和帮助。
这一步,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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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置义和团争论激烈,慈禧太后最终采取强硬路线。6月下旬,清廷向列强宣战,局势迅速失控。8月,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促西逃。战败之后,主张强硬对外的一批官员和宗室成为清廷交涉中的重点对象,溥静也被列入其中。
怡亲王府遭到冲击,府中积累多代的财物散失严重。更沉重的打击,是溥静被革去爵位并幽禁于宗人府。为求保全家族爵位,他曾上折承认过失,请求朝廷宽宥。清廷最终没有恢复他的身份。关于他的结局,清代记载多称其在禁所绝食而死,时间就在庚子事变之后。
允祥当年以勤勉和谨慎替雍正稳住朝局,也为后代挣来铁帽子王的荣耀。可王爵能够传下去,家族成员面对权力风浪的判断,却无法由祖先代为完成。弘晓因宗室案件长期受疑,载垣死于辛酉政变,溥静又在庚子之乱后绝食而亡。怡亲王一系名义上延续了九代,真正能够左右朝局的时间,却早已一代短过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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