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最忌惮的到底是谁？乾隆“十全武功”此人占九个？

伊犁河谷的犁铧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底，伊犁河南岸的海努克，冻土刚刚化开。

一队人马从阿克苏方向翻越天山穆素尔冰达坂而来，赶着牲畜，驮着农具和粮种，在积雪初融的旷野上停下脚步。

带队的人身材短小，穿着满洲武将的袍服，看上去并不比身边扛着铁锹的绿营兵高大多少。

他翻身下马，弯腰抓了一把泥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然后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清史稿·阿桂传》记下了他此前给乾隆帝的奏疏原文：“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

伊犁河以南海努克等处，水土沃衍，宜屯田。”

这一年，阿桂四十三岁。

这道奏疏改变了清朝西北边疆的格局，也为一个延续百余年的屯垦体系打下了第一根桩。

但它并非阿桂人生的起点，甚至算不上他最大的功业。

要理解这个人为什么能在乾隆朝晚期让和珅始终不敢正面交锋，需要从他的来路说起。

阿桂，章佳氏，字广廷，号云崖，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初三日（1717年9月7日）生于京师顺天府。

他的父亲阿克敦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是康雍乾三朝文化素养最高的满洲官员之一。

阿克敦对阿桂的教育极为严苛，据记载，有一次阿克敦问阿桂问题，阿桂的回答令他不满，“阿克敦怒，索杖，阿桂惶恐求教”。

阿桂六岁读家塾，十五岁入学，拜经学家沈彤为师，十九岁进入国子监。

乾隆三年（1738年），阿桂中举。

次年，他以父荫授大理寺寺丞，不久升任吏部员外郎，充军机处章京。

一个二十出头的满洲青年，同时拥有科举功名和中枢机构的任职经历，这在当时的八旗子弟中极为罕见。

但真正的考验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来。

这一年，清军首次征讨大小金川，阿桂随兵部尚书班第赴四川参赞军务。

前线指挥体系混乱，川陕总督张广泗与大学士讷亲互相掣肘，久攻不克。

乾隆帝震怒，将二人先后处死。

岳钟琪随后弹劾阿桂“勾结张广泗，蒙蔽讷亲”，阿桂被逮问入狱。

眼看就要步张广泗后尘，他的父亲阿克敦在朝堂上站出来替儿子求情。

乾隆帝最终下旨：“伊父阿克敦因子犯罪，深知惭悔，办理事务，甚为黾勉，且年高仅有此子，拘系囹圄，别无朝夕左右之人，朕为垂悯，著加恩将阿桂从宽释放。”

阿桂出狱后，被重新起用。

乾隆二十年（1755年），擢内阁学士。

此时清廷正大举用兵准噶尔，阿桂奉命赴乌里雅苏台督理台站，正式踏入军事领域。

此后的十几年，阿桂的足迹几乎覆盖了清朝所有的边疆战场。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随富德追击大小和卓，逐贼至阿勒楚尔，又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回众归降。

同年回部平定，乾隆帝以阿克苏为新附回部要地，命阿桂驻军绥抚。

正是在阿克苏任上，阿桂做了一件后来被证明影响深远的事。

他上疏提出在伊犁屯田，并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案：增派回民中善于耕作者前往伊犁，增派官兵驻防协同耕种，次第建置城邑，预筹马驼置台站，运沿边米粮赴伊犁，简选各省流人中擅长工艺者发备任使。

这份奏疏的措辞极为务实，每一条都指向可执行的步骤，没有一句空话。

乾隆帝批准了。

“所办甚是，俱依议行。

果能实心奋勉，次第办理，则屯田一事当录伊经始之功也。”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阿桂率满洲索伦兵五百名、绿营兵一百名、维吾尔族农民三百名从阿克苏出发，赶着牲畜，携带农具粮种，翻越天山穆素尔冰达坂，于三月底抵达伊犁。

当时伊犁河谷人烟稀少，野兽出没，到处是一片荒芜。

阿桂到达后立即抓住春耕时节，在伊犁河南岸的海努克等地一面开荒播种，一面搭建房屋。

他组织军民开挖渠道，整修道路，造农器，督诸屯耕获。

第一年的收成，“岁大丰”。

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阿桂疏定约束章程，建绥定、安远二城，兵居、民房次第建立，一如内地，“数千里行旅晏然”。

清朝在伊犁的统治从军事占领转变为长久经营，阿桂是这一转变的具体执行者。

因在伊犁创建屯垦功绩卓著，他所在的章佳氏家族由满洲正蓝旗抬入正白旗。

伊犁的屯田只是阿桂参与乾隆“十全武功”中的一个片段。

所谓“十全武功”，指的是乾隆帝在位期间十次重大军事行动：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平定台湾林爽文、征缅甸、征安南、两次征廓尔喀，以及镇压甘肃苏四十三起义和田五起义。

细数这十次战役，从乾隆十三年（1748）首次参加大小金川之役，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抗击廓尔喀，阿桂的身影出现在其中九次。

这个参与度在乾隆朝的所有大臣中是独一无二的。

傅恒早逝，兆惠病故，福康安虽然后来居上，但在资历和全面性上始终排在阿桂之后。

阿桂不只是挂名的统帅，他在准噶尔战场上督过台站、在回部追击过霍集占、在伊犁建过屯田体系、在大金川的崇山峻岭中指挥过攻坚、在缅甸的瘴疠之地主持过撤军谈判、在甘肃的黄土高原上平定过回民起义，还在北京以领班军机大臣的身份拟定过镇压台湾林爽文的进兵方略。

最能说明阿桂军事才能的，是第二次金川之役。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司，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并公然与清军开战。

乾隆帝命大学士温福从云南赴四川进兵，温福以阿桂熟悉四川情况为由带他同赴金川战场。

十二月，阿桂代理四川提督，随温福从汶川出西路进攻小金川。

他领军连下巴郎拉、达木和巴宗各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二月攻占资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以功授参赞大臣。

五月，南路清军统帅桂林在墨垄沟失利被罢职，朝廷命阿桂赴南路代桂林指挥。

阿桂抵达军营后，得知小金川叛军首领僧格桑盘踞于小金川河北的美诺，而欲取美诺，必先占据其门户僧格宗，甲尔木山则是必经之路。

八月的一天晚上，阿桂悄悄将部队集结于墨垄沟，乘半夜起大雾之机发起突袭，一举抢占甲尔木山。

随后攻克三座山梁、二十四座碉堡，缴获大量火药和器械。

然而真正的硬仗在大金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温福在木果木之战中兵败身死，清军损失惨重。

阿桂临危受命，被授为定西将军，全权指挥金川战事。

大金川的防御体系以小金川更为坚固，碉楼密布于险峻山岭之上，清军每攻一座碉楼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阿桂的战术是稳扎稳打，逐一拔除外围据点，切断叛军粮道和联络线，最后合围其核心据点噶拉依。

乾隆四十年（1775年）正月，清军攻克康萨尔山梁。

七月，攻占昆仑尔和果克多山，推进占领克枯寺，消灭大海山梁的叛军，随即攻克章噶。

这一年的战事极为惨烈，清军将士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山脊上反复争夺每一处隘口。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初，清军合围噶拉依。

索诺木声称第二天正式投降，但阿桂没有给他拖延的机会。

最终索诺木出寨投降，大金川全境平定。

乾隆帝颁诏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在紫光阁绘制功臣像，阿桂位列前五十功臣之首。

乾隆帝亲自为定西将军阿桂等五十人制赞文，赞辞中说：“阿桂承命以来，筹画尽心，不惮艰险，用能扫荡贼巢，俘擒逆党，大勋克集，实为首功。”

金川平定后，阿桂回京，正式进入权力中枢。

乾隆帝命他在军机处行走，调正红旗满洲都统，加太子太保。

此后数年间，他先后担任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最终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

也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遇到了和珅。

和珅比阿桂小二十三岁，钮祜禄氏，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才开始受到乾隆帝的异常宠信，迅速从御前侍卫升至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最终也做到了大学士。

在乾隆朝最后的二十余年里，和珅的权势几乎渗透到朝廷的每一个角落。

官员任免、财政收支、刑名案件，无不经过他的手。

但有一个人，他始终绕不过去。

阿桂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的排名始终在和珅之上。

清代军机处的规矩是，领班军机大臣主持日常事务，其他军机大臣在值班房内共同办公。

据《清史稿·阿桂传》记载，阿桂“不与和珅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

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

“武”是古代长度单位，半步为武，数十武则相当于十几步的距离。

上朝时，阿桂与和珅至少保持十几步远。

和珅有事找他商量，阿桂只是远远地应答，从不走近一步。

《清史稿》用“耻与和珅同列”六个字概括了阿桂对和珅的态度。

一个从伊犁河谷的冻土上走出来的老臣，一个在大小金川的碉楼间打过十年硬仗的统帅，面对一个靠揣摩上意起家的年轻权臣，选择了一种沉默而固执的疏离。

他不弹劾和珅，不串联朝臣对抗和珅，也不在乾隆帝面前说和珅的坏话。

他只是保持距离，在所有公开场合维持着一种刻意的、不可逾越的物理间隔。

这种态度比任何弹章都更让和珅难受。

因为在军机处的权力结构中，阿桂才是那个不可替代的人。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乾隆帝对两人的定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苏四十三起义，乾隆帝命阿桂和和珅同时前往督师。

和珅先到前线，指挥混乱，诸将不服调遣。

阿桂随后抵达，海兰察等将领立即归其节制，“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

乾隆帝得知后下旨：“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

和珅在军事不归一，海兰察等久随阿桂易节制，命和珅速回京。”

和珅因此对阿桂“终身衔之，与之龃龉”。

这件事的意味很清楚：在军事领域，阿桂的权威是不可替代的。

和珅可以掌控朝堂上的文官系统，可以左右地方的财政和人事，但他无法取代阿桂在军队中的地位。

海兰察说过一句话，在当时的武将圈子里流传很广：“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而已，某安敢不为其下？”

但阿桂的权力范围远不止军事。

在军机处，他“赞襄枢要二十余年”。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他担任过五部的尚书，还以首席大军机的身份兼管过刑部。

乾隆四十六年，他上疏劝阻乾隆帝裁撤武官名粮、增补虚额的方案，指出每年新增饷银近三百万两，二十余年将耗银七千万两，请求除边省外不必一概增加。

乾隆帝没有采纳。

到嘉庆时期，清朝财政日益拮据，人们才重新想起阿桂当年的建议。

嘉庆十九年（1814年），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臣闻其时，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

可见老臣谋国诸事，务期久远。”

阿桂的政务风格是“勤慎善断，处理问题细致周到”。

他不追求声势，不拉帮结派，在军机处里以沉默寡言和极强的执行力著称。

乾隆帝在紫光阁功臣像赞中评价他：“身不胜衣，心可干城。

楚材继出，为国之桢。”

“身不胜衣”四个字，说的正是阿桂身材短小、看似弱不禁风的体貌特征。

同时代学者钱泳也记载，阿桂“身裁短小，看似弱不胜衣，并无龙威燕颔之相也”。

但乾隆帝用“心可干城”四个字做了转折——这个人的外表之下，是难以撼动的意志和判断力。

从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二年，阿桂在首席军机大臣的位置上坐了二十一年。

这二十一年里，和珅的权势持续膨胀，但阿桂的位置始终没有动摇。

乾隆帝通过分权与制衡维持着朝局的微妙平衡：和珅掌握财权、人事和皇帝近侍的权力，阿桂掌握军机处的日常运转和军事系统的最高指挥权。

两个人互不统属，也互不合作。

阿桂的晚年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场景。

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帝禅位，嘉庆帝即位。

阿桂已经八十岁，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然每天到军机处值班。

据记载，他坚持不退休，是因为想看到嘉庆帝真正亲政的那一天。

然而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二十一日，阿桂在京师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他没有等到那一天。

他去世后，嘉庆帝亲临赐奠，赠谥号“文成”。

嘉庆帝在祭诗中写道：“帝念功勋旧，朝廷重上公。

将星落霞表，箕尾见云中。”

道光帝后来允准阿桂配享太庙，在诏书中总结他的一生：“平定西陲，旋经理新疆事务，妥协周详，著有成效，嗣剿办大小金川，畀以将军重任，秉承方略，克蒇钜功。”

阿桂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和珅还在军机处当值。

但没有了阿桂那道十几步远的沉默屏障，军机处的平衡彻底倒向了一边。

又过了不到一年，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驾崩，和珅随即被革职拿问，赐令自尽。

从乾隆帝去世到和珅被赐死，前后不过十五天。

而阿桂在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底，带领五百名索伦兵、一百名绿营兵和三百名维吾尔族农民翻越穆素尔冰达坂，在伊犁河南岸海努克荒原上开出的那片田地，已经繁衍生息了近四十年。

到嘉庆年间，伊犁河谷的屯田区已经连成一片，绥定、安远两城内外商铺林立，兵民杂处，商旅往来不绝。

当年阿桂弯腰闻过的那把泥土里长出的粮食，养活了驻守西北边疆的数万清军。

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太知道北京军机处里那些沉默的较量。

他们只知道，在伊犁河南岸，有一片叫作“海努克”的田地，是清朝在新疆最早开垦的屯田。

那里的犁铧翻出的泥土气息，和阿桂当年闻到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