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为爱痴狂，携手开创盛世

公元655年10月，长安，太极宫。唐高宗李治将一纸诏书交给中书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诏令传出，朝野震动。反对者没有想到，皇帝竟会为了一个先帝旧妃，硬生生撕开关陇贵族把持朝政的口子。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后宫更替。

它表面上关乎一个女人能否坐上凤位，背后却牵动皇权、门阀、外戚和旧臣之间的较量。李治要摆脱舅舅长孙无忌的约束，武则天要从一名失宠才人重新进入权力核心，两个人各有打算，却在同一件事上找到了共同利益。

故事的起点，并不在那道废后诏书，而在李治少年时代的一场变故。

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当时只有9岁，是李世民最年幼的儿子。长孙皇后在宫中素有贤名，既是皇帝的妻子，也是太子和诸皇子的依靠。她一走，李治失去了母亲，李世民也失去了最信任的伴侣。

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对这个小儿子格外怜爱，甚至让他常在身边起居。这样的成长经历，使李治性情温和，少有锋芒。可温和不等于没有欲望，他只是习惯在强势人物身边寻找安全感。

几年后，武则天进入了他的生活。

公元637年，14岁的武曌被选入宫，封为才人。她的父亲武士彟曾参与唐朝创建，家族并非寻常人家，但到了后宫之中，出身只是起点。才人属于内廷中较低的妃嫔品级，距离皇后和高位嫔妃相差甚远。

武则天并没有得到李世民的长期宠爱。后世常说，她曾评论烈马，称可用铁鞭、铁棍和匕首制服，这段故事见于后世记载，细节未必完全可靠，却反映出一个重要印象：她性情强硬，不是传统意义上温顺柔弱的宫人。

李世民晚年病重，武则天在宫中沉寂了多年。她没有子女，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势力。对一个后宫女子而言，这意味着身份随时可能被遗忘。可她并未因此失去判断力，宫廷中的人事变化、皇帝的喜好、诸王之间的距离，她都在观察。

公元649年，李世民病重于翠微宫，太子李治奉诏侍疾。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年轻的太子与武才人有了更多接触。《旧唐书》留下“因入侍，悦之”几个字，话很短，给后人留下的想象却很大。

当时李治21岁，武则天约25岁，按传统虚岁计算常被称为26岁。一个是刚刚走近权力中心的太子，一个是多年不得志的宫妃。病榻前的相遇，未必如后世传说那样充满戏剧性，但两人产生情感联系，应当不是空穴来风。

同年，李世民去世，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按照当时制度，没有子女的先帝妃嫔多被送往感业寺出家，武则天也在其中。她剪去头发，换上僧衣，从宫廷中的才人变成寺院里的尼众。

对于武则天来说，这是一次跌落。

她已经见过宫墙之内的权力运转，自然不愿把余生交给香火与钟声。更重要的是，李治并没有忘记她。公元650年，李治前往感业寺为李世民周年忌日进香，二人再次相见。

《新唐书》记载，武氏流泪，李治也流泪。武则天还作《如意娘》，其中“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表达了思念与幽怨。诗是否完全出自当时情境，难以断定，但这次相逢确实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李治想接她回宫，却不能只凭个人感情行事。

皇帝刚刚继位，朝中掌权的，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长孙无忌既是李治的舅舅，也是玄武门之变后的核心功臣。他所代表的关陇集团，掌握着朝廷的重要职位，对皇帝的婚姻和继承安排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更棘手的是，武则天曾经是李世民的妃嫔。让先帝旧妃重新入宫，在礼法和名声上都存在巨大争议。李治若强行办理，不仅会被指责违背礼制，还可能让新君与辅政集团正面冲突。

转机来自王皇后。

王皇后出身太原王氏，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门阀女子之一。她与李治之间谈不上深厚感情，而且一直没有儿子。此时，萧淑妃受宠并生下皇子，王皇后的地位受到威胁。

她需要一个人分走李治对萧淑妃的宠爱。

武则天正好成为可利用的棋子。王皇后或许认为，武则天离开宫廷多年，身份又曾经低微，即便重新入宫，也不会威胁皇后位置。她主动向李治提议，召武氏回宫。

有意思的是，王皇后亲手打开了宫门，却没有想到走进来的不是一名普通妃嫔，而是一位极善于把握机会的政治人物。

公元651年，武则天离开感业寺，重新进入皇宫，被封为昭仪。她不再是当年默默无闻的才人，而是得到皇帝专宠、拥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后宫贵人。

她很快改变了宫中的权力格局。

武则天并不急于与王皇后公开争斗。她以礼数周全的姿态面对皇后，又努力接近宫人和内侍，凡是能够传递消息、影响秩序的人，都被她认真对待。宫廷中最难防的，从来不是一句重话，而是消息流向。

她还连续生育子女，尤其是皇子李弘的出生，使她拥有了争夺后位的现实资本。唐代皇位继承极重血缘，母亲的地位与儿子的前途紧紧相连。武则天明白，只有得到皇后名分，自己的孩子才更有机会接近储位。

公元654年，武则天生下安定公主。孩子不久夭折，王皇后曾经前往探视。后来史书出现“杀女嫁祸”的记载，说武则天利用公主之死陷害王皇后。

这件事必须谨慎看待。

《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情节有较完整叙述，但相关记载形成于武则天掌权之后，且多出自反对她的政治叙事。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究竟如何死亡，今天无法凭几段文字完全还原。可以确定的是，公主之死被转化成了政治罪证，王皇后因此遭到李治严厉怀疑。

李治曾对大臣表示：“王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朕欲废王立武。”这句话并不只是偏爱谁的问题，也说明他已经把皇后人选与皇位继承联系起来。

反对声随即从朝堂涌来。

褚遂良坚决反对废后，长孙无忌也不肯松口。他们的理由包括王皇后出身名门、没有明显过失，以及武则天身份特殊，不宜升为皇后。褚遂良甚至以辞官相抗，试图用先帝遗命和礼法压住李治。

李治一度十分犹豫。

他性格谨慎，不愿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可武则天没有退路，王皇后也已经与她成为死敌。对武则天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升迁，而是一场输掉便再无翻身机会的较量。

她开始寻找朝廷中的反长孙无忌力量。李义府、许敬宗等人本就对关陇旧臣不满，他们支持立武，既是替皇帝解围，也是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政治依靠。

李治曾带武则天前往长孙无忌府邸，希望舅舅接受现实。长孙无忌没有明确支持。局面走到这里，皇帝终于明白，阻挡他的不是某一个臣子，而是一整套由功臣、门阀和旧制度组成的权力网络。

关键时刻，李勣给出了态度。

李治询问立武之事，李勣回答：“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这句话没有直接替皇帝发兵，也没有公开指责长孙无忌，却把问题重新定义为皇帝的家事。它等于告诉李治，既然你已经决定，就不必再把决定权交给群臣。

公元655年10月13日，李治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10月20日，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王氏与萧氏后来惨死宫中，具体过程虽有史书记载，但其中不乏后世加工，能够确认的是，她们被彻底排除出权力中心。

册立武皇后，也意味着李治与长孙无忌集团公开决裂。

此后的几年里，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人相继遭到贬黜。长孙无忌最终被逼自尽，褚遂良远贬爱州，关陇贵族在朝廷中的优势逐步瓦解。武则天借助皇帝的权力清除政敌，李治则借助武则天完成了对顾命大臣的反击。

两人的关系，不能只用“李治被武则天控制”来解释。

李治身体多病，处理政务的精力有限，但他并非没有政治判断。他知道武则天果断、敏锐，能够处理复杂局面；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若想在朝廷立足，必须依靠皇帝的名义。夫妻关系与政治合作由此交织在一起。

公元660年以后，李治风疾加重，头痛、眩晕，视力也受到影响。朝廷事务越来越多由武则天参与处理。大臣奏事时，皇帝与皇后共同听取，后来形成所谓“二圣临朝”的局面。

这并不意味着武则天一开始就取代了李治，而是皇帝主动把部分权力交给她。唐朝的行政体系、科举取士和对旧门阀的调整，也在这一时期持续推进。公元659年，《姓氏录》重新编定，门第旧秩序受到冲击；军事方面，唐军在唐高宗时期先后灭西突厥、百济，并于668年攻灭高句丽，帝国影响力达到新的高点。

然而，合作越深，猜疑也越难避免。

有一次，李治试图通过宰相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武则天很快得知消息，来到皇帝面前。李治见势不妙，把责任推给上官仪，说是对方劝自己这样做。结果，上官仪及其家属遭到清算。

这件事之后，李治再没有真正动过废后的念头。不是他没有不满，而是武则天已经掌握了宫廷和朝廷之间的关键通道。皇帝若要摆脱她，必须先拆掉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治格局。

公元683年，李治在洛阳病逝，终年55岁。临终前，他对太子李显和宰相裴炎留下意见：军国大事若有不能决定的，可以听取天后的处理。对武则天而言，这是一份极重的政治授权。

李治死后，李显即位，却很快被武则天废黜，李旦继位。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继续掌握大权。公元690年，她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

从感业寺重返皇宫，到成为皇后，再到临朝称制，武则天用了数十年。她并非一夜之间夺取权力，而是在李治提供的制度位置上，一步步扩大影响。李治给了她进入政治中心的机会，也给了她继续向前的空间。

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她退位，唐中宗李显复位。同年冬，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去世，遗诏要求去除帝号，以皇后身份与李治合葬。

乾陵位于陕西乾县梁山。陵前的述圣纪碑刻有颂扬李治功绩的文字，武则天的石碑却没有留下文字。两块碑并立，像是把这段关系分成了两种叙述：一边写着皇帝的功业，一边把解释权交给后人。

李治把一个曾在感业寺出家的女人带回宫中，确实有情感因素；但他最终选择与武则天共同执政，也与摆脱旧臣束缚、重建皇权秩序有关。武则天对李治或许有感情，却从未把感情置于权力之外。

他们既是夫妻，也是合作者；既彼此依赖，又相互防备。李治去世后，武则天继续攀登权力高处，并在晚年改唐为周。乾陵没有被毁，李治仍与她合葬，而大唐皇统却在她手中被改写。

一座陵墓，埋葬的是两个人；一块无字碑，留下的却是一个王朝最难裁断的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