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博历史文化散文:章得象：那个“无可指摘”的人

北宋庆历年间，汴京的朝堂上很热闹。

范仲淹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韩琦、富弼、欧阳修一个接一个地递奏章，满朝都在谈“新政”。有一个人，坐在宰相的位置上，不说话。

他叫章得象，浦城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拜相，是宋代第一位登相位的福建人。

御史孙抗弹劾他“无所建明”。弹了一次，两次，很多次。章得象“居位自若”。不辩驳，不反击，不辞职，也不改弦更张。

庆历五年，他十次上疏请罢。仁宗不得已，许了。

一个宰相，八年，没有留下什么“建明”的功业。但宋仁宗在任命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被写进了《宋史》：

“向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之。卿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所干请，今日用卿，职此也。”

“清忠无所附”。这五个字，就是章得象一生的注脚。

翰林院里的“不交一言”

章得象在翰林院做了十二年学士。

那十二年，是章献太后刘氏临朝的日子。宦官“方炽”，太后“每遣内侍至学士院”传达旨意。翰林学士是什么职位？替皇帝、替太后起草诏令的人。一个宦官来传话，你接不接话，搭不搭腔，往小了说是人情，往大了说是站队。

章得象的做法是：“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

脸色端正，不接话，不寒暄，有时候一句话都不说。一个内侍太监站在翰林院的院子里，面对一个不说话的人，能怎么办？

杨亿评价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闽士轻狭，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贵也。”

“闽士轻狭”。福建人，在当时的中原士人眼里，是“轻”的，“狭”的。章得象是福建人。杨亿是福建人的表兄，他说这话，不是说别人，是说“我们福建人容易被人看轻”。但章得象不一样。他“深厚有容”。

“深厚有容”四个字，听起来是夸人脾气好。但放在章献太后临朝、宦官炽盛的语境里，“有容”不是没脾气。是能容得下“不说话”的代价。一个在宦官面前“不交一言”的人，他知道自己会得罪谁，也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他选择了“不”。

赌桌上的“封识未尝发”

章得象的“容”，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他和杨亿、李宗谔一起赌钱。一晚上输了三十万，他“酣寝自如”——该睡就睡，一点没往心里去。后来赢了李宗谔一盒金器，封条都没拆。再后来又输了，把那盒金器还给李宗谔，“封识未尝发”——封条还是原来的封条，他没动过。

“封识未尝发”。一盒金器，赢了，拿回来放着，封条不动。输回去，原封不动还给人家。他不是“不在乎钱”，他是在乎“不占”。赢来的东西，他可以不碰；还回去的时候，可以证明自己碰都没碰过。

这种分寸感，贯穿了他一生。不占不该占的东西。不拿不该拿的人情。

中书省的“一切抑而不进”

做了宰相之后，章得象做的最硬的一件事，是“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

福建人当时在朝堂上本来就少。一个福建人做了宰相，同乡、亲戚、宗族，该有多少人想走他的门路？章得象的选择是：全挡住。

他的侄子章望之，想通过“贤良方正”的举荐入仕。章得象“为避嫌制止”。一个宰相，挡自己侄子的路。不是因为侄子没本事，是因为“避嫌”。

但他不是不推荐人。浦城同邑人张泌，经他推荐，进《经国远献十篇》，后来官至刑部尚书。同乡，他推荐了。亲戚，他挡住了。区别不在“是不是自己人”，在“该不该”。

“间或有人走他的路子，他都陈明大义，使这些人知理屈而退。” 一个宰相，面对来“走门路”的人，不是呵斥，不是推诿，是“陈明大义”。把道理讲清楚，让人自己觉得“理屈”，然后退回去。

那个“无所建明”的人

回到孙抗的弹劾。

庆历新政，范仲淹、韩琦、富弼在台前。章得象在宰相的位置上，不说话。

后人看这段历史，容易觉得章得象“不作为”。但宋仁宗用他的原因，写得很清楚：“清忠无所附。”

仁宗朝的政治格局很复杂。章献太后刚去世不久，朝中“阿附取容”的人很多。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晏殊、吕夷简，这些名字，在后来的史书里，有的评价很高，有的评价不高。但章得象的“清忠无所附”，让他成了一个“坐标”。仁宗需要一个人，不站任何一边，不结任何一党，坐在宰相的位置上。让所有人知道，朝廷里还有一个人，不属于任何圈子。

他不需要“建明”。他需要“在”。在范仲淹们冲锋的时候，章得象坐在那里。在保守派反扑的时候，章得象也坐在那里。他不推动什么，但他也不让任何一方把另一方彻底吃掉。

这是一种很“笨”的政治智慧。不做事，但“在”。像一个锚，不划船，但让船不漂走。

“南台江合”

章得象拜相那年，闽地流传着一句谣谚：“南台江合出宰相。”他到任的时候，“沙涌可涉”——南台江的沙涨起来，人可以蹚水过江了。

一句民谣应验了。但章得象没有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祥瑞”来宣扬。

他死在皇祐元年（1049年），谥“文简”。一个“简”字，概括了他的一生。不繁复，不华丽，不多话，不多事。

《宋史》论曰：“得象浑厚有容。”

“浑厚”不是“糊涂”。“有容”不是“没底线”。一个在宦官面前“不交一言”的人，一个把侄子挡在举荐门外的人，一个赢了金器封条都不拆的人，他的“容”，是容得下“不被理解”。容得下御史一次次弹劾，容得下同僚觉得他“无所建明”。

四十六年仕途，从未被贬谪。这在北宋党争激烈的年代，几乎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的原因很简单：他不属于任何一边。他站在“清忠无所附”的位置上，谁都没有理由把他划进自己的敌人名单。

有时候，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在什么地方，一直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