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被降格后，中央建议华国锋同志去安徽任职！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份纸上按下红手印。纸上的内容并不复杂，却关系到一家一户能不能吃饱饭。很少有人想到，这场发生在田埂边的冒险，竟与一年多前北京的一次人事讨论紧紧相连。

1977年春，中央研究地方干部安排时，万里的去向曾引起过不同意见。原本有人考虑让他到湖北担任主要负责人，后来又提出调整为副职。对一名长期在中央部门工作的干部来说，这意味着职务上的变化，也意味着政治评价和工作空间的变化。

邓小平却提出了另一种设想：“让他去安徽吧。”

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调动。安徽当时农业基础薄弱，灾害频繁，农村生活困难，基层干部也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把万里放到这样的地方，既是考验，也是让他在最棘手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后，他没有急着坐在会议室里听汇报，而是带着干部往农村走。田地里的收成、农民家中的存粮、生产队的劳动状况，这些细节比纸面上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

他看到的安徽，远比报告中更加困难。有些地方连年歉收，农民外出求食，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问题并不只是自然条件差，过于僵硬的管理方式也让基层处处受限：干多干少差别不大，种什么、怎么种，往往都由上面统一安排。

万里很快抓住了症结。农业生产不能只靠口号推动，农民如果看不到劳动所得，土地就难以真正调动起来。1978年，安徽省委先后提出改进农村工作的具体措施，后来被概括为“省委六条”。

这组措施的核心，是给生产队更多自主权，允许因地制宜安排劳动和分配，适当发展家庭副业，减轻不合理负担，同时保护农民的劳动成果。放在今天看似平常，当时却触动了长期形成的管理习惯。

争议随之而来。有人担心放权会冲击集体经济，也有人认为发展副业会偏离既有政策。万里面对质疑时，常把话说得很实在：“农民连饭都吃不饱，生产怎么能上去？”

1978年夏秋，安徽遭遇严重旱情。部分地区土地龟裂，庄稼难以成活。按照原有办法，荒地仍然要承担任务，农民即使愿意投入，也担心收成无法留下。为解决燃眉之急，安徽一些地方开始尝试把荒地交给农民临时耕种，收成主要归劳动者，后来被称为“借地度荒”。

这一步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一个旧观念：集体所有并不等于所有生产环节都必须用同一种方式管理。只要土地仍属集体，经营方式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万里看重的，正是这种从现实出发的灵活性。

小岗村的18户农民，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出了更大胆的选择。1978年12月，他们把生产队土地分到各家，约定各户完成国家、集体任务，剩余部分归自己支配。为防止日后有人遭遇变故，参与者还写下了相互照应的约定。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决定。那时“包产到户”仍处在争议之中，没人能保证结果，更没人敢保证不会承担责任。可分田之后，农民的干劲明显提高，许多过去荒废的地块重新得到耕种。

1979年，小岗村收成大增，粮食总产量达到约13万斤，远超此前水平。消息传到县里，干部们既感到意外，也感到为难：效果摆在面前，原有认识却难以立即改变。

安徽省委没有简单地把小岗村经验公开铺开，也没有一纸命令强行叫停，而是采取了“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的审慎态度。这个处理看似保守，实际为基层留下了观察和试验的空间。

有一次讨论中，面对担忧，万里说：“只要能增产，能让农民过日子，就应当认真研究。”这句话所体现的，不是对制度原则的轻视，而是把政策成效交给实践检验。

随后，安徽各地出现更多类似尝试。到1980年前后，包产到户在省内迅速扩大，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都有明显改善。安徽的情况也被带到中央层面讨论，农村改革由地方探索逐渐进入国家政策视野。

1980年，万里调回中央，先后参与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工作，继续分管农业。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明确肯定，安徽的试验由此转化为全国性的制度变革。

万里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工作重点发生变化，但处理问题的习惯没有改变：看材料，更看实情；听汇报，也听基层声音。1993年，他退出领导岗位。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人體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