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换届,表面上是在193个会员国中寻找一名新的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真正进入最后阶段之后,却是一场高度复杂的大国协调。
最新一轮安理会非正式意向性投票结束后,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拿到10张“鼓励”票,暂时站到所有候选人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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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又把一个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此前有外交消息称,中国正在格林斯潘与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之间进行权衡,那么格林斯潘如今扩大优势,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倾向的候选人”已经接近胜出?
答案远没有这么简单。
10票确实很重要,却还不足以决定最终结果;中国确实同多名候选人进行了密集接触,但中方截至目前没有公开宣布支持某一具体人选。
真正值得关注的,也不是简单猜测中国把票投给谁,而是这场投票已经进入最关键的五常协调阶段。
在当前国际冲突不断、联合国改革压力加大、全球南方话语权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新任秘书长究竟由谁担任,已经远远超出一次普通人事更替的意义。
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程序早已启动。
按照联合国公布的信息,本轮程序于2025年11月正式开启,新任秘书长将在2027年1月就职。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规定,秘书长由联合国大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推荐任命。
换句话说,联大最终负责任命,但真正的第一道门槛在安理会。
没有安理会推荐,候选人走不到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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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其中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和法国是常任理事国。
秘书长人选属于实质性事项,正式推荐需要至少9票赞成,同时不能遭到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
因此,普通票数领先和真正具备过关条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名候选人即使拥有相当广泛的支持,只要在最后阶段无法取得五个常任理事国共同接受,仍可能止步安理会。
这也是第四轮意向性投票最需要看清的地方。
9月29日进行的第四轮非正式投票中,格林斯潘获得10张“鼓励”票、3张“不鼓励”票和2张“无意见”票。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获得8张“鼓励”票,阿根廷候选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8张“鼓励”票。
与第三轮相比,格林斯潘的支持票由9张重新升至10张,不鼓励票则从5张降至3张,说明她至少在15个安理会成员内部恢复并扩大了支持基础。
但如果把“10票”直接解释成“巨大优势”,仍然有些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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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意向性投票时,格林斯潘同样拿到过10张鼓励票,而且当时只有1张不鼓励票、4张无意见票。
第二轮她一度下降到7张鼓励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反而以8张鼓励票领先。
第三轮格林斯潘重新回到9张,第四轮才再次升到10张。
这条曲线说明,本轮遴选远未形成像2016年古特雷斯后期那样清晰的共识,安理会成员仍在试探、调整和交换意见。
更关键的是,现阶段这些非正式票数并没有公开显示“不鼓励票”究竟来自常任理事国还是非常任理事国。
因此,格林斯潘现在最大的悬念并不是能不能达到9票,而是她得到的3张反对性质票中,究竟有没有五常成员的票。
只要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不能把10张鼓励票等同于已经获得安理会推荐资格。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倾向的候选人”这一说法必须谨慎理解。
9月28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直接援引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说法,询问中国是不是正在格林斯潘与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之间进行选择,并追问中方准备支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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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没有确认这一说法,也没有点名任何候选人,只再次强调四个标准:恪守联合国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并表示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选举进程。
因此,标题中的“中国倾向”目前更准确的理解,应是外界依据中方外交接触和候选人立场作出的判断,而不是中国已经正式公开押注某个人。
事实上,中国同多个主要候选人都保持了接触。
格林斯潘来华介绍竞选主张时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需要改革并进一步聚焦和平、发展和未来,同时明确表示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中方在会见中强调,新任秘书长应当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中国将以建设性态度参与选举。
这个表态没有出现“支持格林斯潘当选”之类的措辞。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同样获得了高规格沟通机会。
她在北京明确表示支持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强调多边主义不是可选项,而是国际社会的必选项。
中方对她的回应依旧围绕联合国宪章、多边主义、全球南方利益和联合国改革展开,也没有提前宣布选边。
此外,中方还会见过埃斯皮诺萨、萨勒等参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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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退出竞选的巴切莱特也曾来华交流。
这一系列接触释放出的信号其实十分明确:中国不是只盯着某一个名字,而是在对候选人的政治经验、联合国改革理念、对发展中国家诉求的态度以及维护联合国宪章的立场进行综合观察。
这种做法并不难理解。
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行动重要出资国。
秘书长人选关系到联合国未来五到十年的议程设置、改革方向、冲突调解以及发展议题。
过早公开支持某一候选人,等于主动压缩后续磋商空间,也容易把正常的秘书长遴选变成阵营对抗。
保持同各方沟通,同时把公开立场放在规则和标准上,更符合大国外交的实际需要。
中国在5月已经公开说明了核心标准。
中方强调,新任秘书长需要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拥有丰富的政治外交经验和综合协调能力,在重大问题上主持公道,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同时能够把握联合国改革方向、提高联合国工作效率。
这套标准随后多次出现在中方与候选人的会见中,说明它不是临时外交辞令,而是中国参与本轮遴选的基本坐标。
放到当前国际环境中,这几项要求的分量并不轻。
新任秘书长接手的联合国,面对的是多场地区冲突延宕、发展资金缺口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争议增加以及联合国自身财政和改革压力。
秘书长没有自己的军队,也不能取代安理会决定战争与和平,却拥有议程设置、斡旋协调、政治倡议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九条向安理会提请注意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事项的重要职能。
因此,一个明显依附某个大国集团、习惯用阵营立场处理国际问题的人选,很难真正获得五常共同接受。
格林斯潘目前的优势,主要来自三个现实条件。
她拥有较完整的政府与联合国系统工作经历,既担任过哥斯达黎加副总统,也长期在联合国发展领域任职,目前掌管联合国贸发会议。
这个机构长期处理贸易、投资、发展融资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处境,对全球南方国家尤其重要。
她在联合国体系内部拥有较深履历,减少了新任秘书长上台后的磨合成本。
本轮遴选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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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成立八十多年,从未出现过女性秘书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普遍希望本地区候选人获得更大重视。
联合国本轮候选人名单中,女性占据相当比例,格林斯潘、罗德里格斯—伯基特等人的竞争力也明显强于不少男性候选人。
女性和拉美背景并不是正式法律门槛,却构成了本轮遴选无法忽略的政治环境。
不过,这些条件只能说明格林斯潘为什么具有竞争力,并不能推导出五常已经形成共识。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仍然没有出局。
她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目前担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第二轮投票中还曾反超格林斯潘。
更值得中国关注的是,她公开支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一个中国原则,又把发展问题摆在联合国议程的重要位置。
对于强调全球南方权益、反对把联合国变成少数国家政治工具的中国来说,这些公开政策主张当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格罗西的情况则更加复杂。
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他具有很高国际知名度,在伊朗核问题、乌克兰核安全等热点事件中频繁亮相,但秘书长竞争不同于专业机构负责人遴选。
秘书长需要获得五常同时接受,任何候选人与某一阵营关系过于紧密,都可能增加协调难度。
目前格罗西拥有8张鼓励票,却同时面对较多不鼓励票,这意味着他的国际曝光度还没有转化为足够广泛的安理会共识。
此外,巴切莱特已经在9月20日宣布退出,使候选人数量缩减至7人。
随着竞争者减少,原本分散在不同候选人之间的支持票会进一步重新组合。
第四轮格林斯潘恢复到10票,很可能就与这一阶段的重新协调有关。
但下一轮如果弱势候选人继续退出,票数还会重新流动,所以目前任何领先都只是阶段性领先。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细节:安理会所谓“意向性投票”本身并不是正式推荐。
这种秘密摸底的作用,是帮助15个成员观察哪些人具备扩大共识的可能,哪些候选人遭遇明显阻力。
真正到了正式决定阶段,五常态度才会完全显出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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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前几轮比的是支持面的宽度,最后比的却是谁能够把自己的反对面压缩到没有常任理事国坚决阻拦。
这才是格林斯潘现在真正面对的关口。
10张鼓励票说明她已经站在第一集团最前方,3张不鼓励票又说明她仍没有完成最后的共识拼图。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和格罗西的8票意味着追赶难度增加,却没有意味着失去资格。
只要五常还没有公开形成统一意见,候选人之间就仍存在重新组合空间。
中国在这个阶段不提前亮出底牌,恰恰符合安理会秘书长遴选的实际运作规律。
公开支持一个人很容易,确保这个人能够同时获得其他常任理事国接受却困难得多。
中国真正需要考察的,是候选人在涉及联合国宪章、一个中国原则、发展中国家利益、国际公平正义和联合国改革时能否保持稳定立场,而不是竞选阶段说出多少漂亮口号。
秘书长必须服务整个联合国,而不能成为某个国家、某个集团或者某套地缘政治战略的代理人。
因此,新一轮投票结束后,格林斯潘确实拿到了明显的阶段性优势,这一点没有必要回避;但把这种优势直接解释为“中国支持的人已经赢了”,则跨过了公开事实能够支撑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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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公开支持的是一套秘书长标准,而不是公开宣布支持某一个名字。
9月28日面对媒体直接追问,中方仍然坚持这一立场,本身就是最清楚的信号。
接下来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候选人还能多拿一两张普通鼓励票,而是谁能证明自己不会成为大国集团对抗的延伸,谁能够让五常至少形成“可以接受”的最低共同认识。
格林斯潘已经走到距离这道门最近的位置,但门还没有打开。
联合国秘书长从来不是世界政府首脑,也不可能凭个人解决所有国际冲突。
这个职位真正珍贵的地方,在于它必须在大国竞争中维护联合国宪章,在南北矛盾中照顾发展中国家诉求,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保留沟通渠道。
中国在本轮遴选中反复强调恪守宪章、公道正派、履职担当,核心指向也正在这里。
10张鼓励票让格林斯潘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人选,却不是最终任命书。
真正的决赛,是五常能否找到共同接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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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中的一票很重要,但中国公开释放的信号并不是“谁最亲近中国谁就获胜”,而是谁能够维护联合国权威、尊重国际规则、重视全球南方利益,谁才更有机会获得中方建设性支持。
新秘书长的名字仍有悬念,而这场博弈真正要选出的,应当是联合国的秘书长,而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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