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御医格外用心：记录下众多古代秘方，内容之丰富令人印象深刻

如果不是那几张不起眼的朱丝栏旧稿纸，《聊复集·怪症汇纂》这册未刊稿本，大概率会像无数老纸堆里的“废纸”一样，继续在尘埃里沉睡。它真正被拉到聚光灯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涉及中医药古籍的个案里，关注度都能排到前列的——甚至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中医古籍圈里，争议最少、兴趣最大、证据链最完整的一次“古稿本现身”。

事情要从2017年初说起。当时，国内做纸品、古籍收藏的圈子里，已经普遍形成一个共识：明清御医的手稿，如果能证明是真迹，收藏与学术价值都极为罕见。委托方找上笔者，就是希望在民间系统征集、梳理这类材料。那一次勘察中，笔者第一次看到这册后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古籍——一本外封皮已经重装过的线装书。

乍一看，并不惊心动魄。封皮是后配，书脊和线绳也已非原物，整体外观就是一册普通的旧书。但有经验的人知道，决定一本古籍身份的，从来不是封面，而是里面的“骨肉”：纸张、版式、字迹、内容。于是，笔者当场做了一个惯常的动作——轻轻翻开书页，从最基础的物理信息开始逐一核查。

这册书用的是朱丝栏手工纸，帘纹大约一指宽，纹理清晰、纤维自然，典型的高档古纸特征。内文全部为毛笔书写，墨色已经陈旧，透出一种只有时间才能留下的暗沉光泽。版心刻有单鱼尾，上方还印着红色的“聊复集”三字，这是私人定制稿纸的标志性做法——不是简单在页面空白处盖章，而是直接在造纸、印版时把“聊复集”融入纸张版式。

这些信息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很明确的线索：这套纸，不是一般文人写信、记账用的，是专门为某部“聊复集”而刻印的精致稿纸。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在清代绝非普通百姓——既要有经济实力，又要有文化地位，更要有明确的著述计划。

继续往下看，内文部分很快暴露出另一个关键词：时间跨度。稿本中收录的是从扁鹊时代（春秋战国）到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之间，历朝历代关于“怪病”“疑难病症”的各种治疗方法，包括秘方、偏方、验方等。很多内容旁边还夹杂着与正文字迹完全一致的增补、批改，明显是一个作者在长期翻阅、整理、修订过程中留下的“现场痕迹”。这种手写修改，比单纯的誊抄更能说明问题——它体现的是一个人边看边想、边写边改的过程。

笔者摸索古籍稿本已经有十多年经验，对这类细节敏感。朱丝栏高档稿纸、专用“聊复集”版心、毛笔墨迹自然陈旧、同手书写的增补批改，再加上所涉内容集中在中医怪症治疗，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几乎可以排除“普通文人玩票”的可能性。更大的可能，是一个实力不低的医家，在清代某一时期系统整理自己与前人关于疑难杂症的治法心得。

那么问题来了：谁会在清代，为一本名为《聊复集》的著作，刻印专用稿纸，并集中书写“怪症汇纂”这类内容？

要解答这个问题，第一步是查纸面上已有的线索。那三个红色的小字“聊复集”，在古籍著录里并不陌生。经检索现有中医学古籍目录可以发现，清嘉庆年间确有一位御医汪必昌，字燕亭，公开出版有《聊复集》五卷——分别为《医阶诊脉》《医阶辨证》《医阶辨药》《眼科心法》和《玉钥集》。这五卷，多年来在中医史和版本目录中都有记载，不算冷门书。

可眼前这册，却明显不是那五卷中的任何一卷。根据笔者通读的结果，稿本一共分为四个部分：《怪证汇纂》、批注《陶氏杀车三十七槌法》、《针灸论》和《怪证方法》。其中篇幅最大的是《怪证方法》，仅这一部分就收录了作者整理的秘方偏方540种，针对的都是各类疑难杂症，从“肿瘤”“喉癣”（一般认为是喉癌早期）到“羊癫疯”“尿血吐血”“白癜”“中风瘫缓”“高年气喘”“胡臭”等，各自配以具体药方和用法。很多方子在其他公开本中少见甚至没有，这一点，后来有中医史研究者做过交叉检索，证明并非简单抄录常见医书。

这就出现了一个关键交叉点：著录中，汪必昌已有《聊复集》五卷公开刻印；现实中，又冒出一本用“聊复集”专用稿纸写成、内容高度专业且系统的中医怪症稿本。四部分内容，全部不见于已刊五卷。结合“御医”“聊复集”“怪症方”的三重线索，很难不把两者联想到一起。

不过，收藏圈里真正严谨的人，都不会只凭“像是”就下结论。要想更可靠地判断稿本作者是谁，还得锁定它的大致成书年代，这样才能让人名与年代在时间轴上“对得上”。

这一点，恰好可以从一个在古籍研究中非常硬核的线索入手——避讳。

所谓“避讳”，简单说就是古人写字时要对皇帝的名字、宗室尊长等避免直书，或者改写、缺笔、留空，以示尊敬。在清代，这种避讳在正式文书和很多民间著述里都很常见。因此，研究者经常用某些字是否被避讳来判断文本写作大致时代。

笔者在仔细通读稿本时，留意到几个明显的避讳痕迹：

其中“玄”字，有意识地避康熙皇帝玄烨的名讳；“弘”和“历”两个字，则分别避乾隆皇帝弘历的名字；但另一方面，“宁”字并没有避道光皇帝旻宁的名讳。而且全册没有出现更晚期皇帝名讳的避写痕迹。

如果这本稿本是在乾隆以后很久才写的，中后期文人早已形成对道光名讳的避书习惯，“宁”字不避，便说不过去；反过来，如果是写在乾隆或嘉庆之间，那么避康熙、乾隆的做法恰好符合当时的书写规范，而道光没登基，自然也谈不上避讳。综合这些点，时间范围就清晰了——此稿本，本身的写作落在清代乾隆或嘉庆时期，不可能更早，也基本不太可能更晚。

不过，这只是一个时间区间，还需要更具体的证据做进一步收束。于是笔者接着往后翻，在稿本末页的前半页，看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眼睛一亮的记载：“我朝嘉庆十四年广西寿民一百四十二岁”。

这句话其实是作者顺手记下的一个“异闻”——说嘉庆十四年（1809年）广西有一位寿民，活到了142岁。这种寿命记载，在古籍中并不少见，真实性另当别论，但对我们来说，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坐标。如果稿本是乾隆时期写成的，那么书中就不可能出现对“嘉庆十四年”的史料记录；要么是作者本人亲历、耳闻嘉庆十四年的事，要么是查阅了后出的材料再补记——无论如何，说明稿本尚在嘉庆以后仍在编写或增补。

这条证据链和前面那条避讳线索互相呼应：避讳方式指向乾隆—嘉庆之间，末页又明确出现“嘉庆十四年”的时间信息，两者叠加，稿本成书时间锁定在清嘉庆年间，而不太可能是乾隆岁月完成后就束之高阁。

时间问题一旦厘清，人物问题便顺势收紧。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是一册在清嘉庆年间写成、内容专注于怪症治疗的中医稿本；

这册稿本使用的是版心刻印有“聊复集”三字的专用朱丝栏稿纸；

稿本所用的书名之一是《怪证汇纂》，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系统汇集历代怪症秘方偏方，来源包含古籍、宫廷和民间验方；

而在现存中医古籍著录中，“聊复集”的作者为清嘉庆御医汪必昌（字燕亭），他本身就是一位有明确著作计划的医家，公开刻印了以诊脉、辨证、辨药、眼科、玉钥为主体的《聊复集》五卷。

把这几根线捆在一起，才有了后来那句经常被引用的判断：三个元素——嘉庆年间的稿本、“聊复集”专用稿纸、中医怪症秘方集成——共同指向了汪必昌，很大概率他就是这册未刊稿本的撰写者。

当然，严谨一点说，这只是基于大量事实和逻辑的“高度可能”，还不能在学术上说“百分之百确定”。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在文章里，又专门提到一个细节：稿本中两次出现了“汪燕亭曰”。

很多读者看到这句，第一反应是：“这不是直接签名吗？”其实未必。类似的用法，在中国古文里面有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常用“太史公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用“异史氏曰”，都是作者在叙事之外插入自己的评语。这里的“汪燕亭曰”在用法上完全一致——主体在述方论病，某段落突然插入一句“汪燕亭曰”，接一句评语，对所引方剂或医理进行评论或补充。

从文献习惯来说，这确实是一种作者标记。汪必昌的字号就是“燕亭”，有专家认为，“燕亭”最初可能是他的号，在后来才逐步稳定为字。这种说法，在清代文人圈并不罕见，一些人号、字交叉使用，甚至在不同场合用法略有不同。

那么，“汪燕亭曰”，是不是就能作为铁证，确认稿本作者为汪必昌？笔者在原文里给了一个相对冷静的判断：可以作为辅证，但不能视作唯一、直接证据。原因很简单——同一册稿本里面，还出现了类似的句式指称其他人物，比如“华元化（即华佗）云”“李时珍曰”“夏禹铸（即夏鼎）云”等。这些都是用古文中的“曰”“云”的格式引述前人观点，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这本书就是李时珍写的”。如果机械地把“汪燕亭曰”当作签名，那其他“曰”“云”也得一视同仁，这显然不符合文体常识。

因此，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把“汪燕亭曰”视为作者自我出场的痕迹之一，用来加强整体判断，但仍要和其他证据一起综合评价。这种谨慎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相关研究会反复强调：作者锁定为汪必昌，是“可能性极大”，而不是“已经板上钉钉”。

从收藏界和中医史研究的视角看，这册稿本的意义远不止“认出作者”这么简单。它出现后，在几个方面都引发了长线的连锁反应。

一方面，对于汪必昌本人，学界原本掌握的信息集中在他已经公开刊刻的五卷《聊复集》上，对其完整著述体系知之不多。未刊的《怪症汇纂》稿本，把他在疑难杂症治疗上的另一面展开了——不仅补全了《聊复集》的可能结构（原来除了五卷刊本之外，还有专门针对怪症的稿本部分），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御医在面对“难治之症”时的真实策略：既不排斥民间偏方，也不一味神化宫廷秘方，而是整理、筛选、批注，把杂乱的医案经验转化为一个可供后人参考的技术库。

另一方面，从中医药史和医学文献角度，这540种怪症方的系统整理，本身就提供了一座极大的资料矿。现代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方剂的药物组合、病名记载、用药思路，来反推当时人对某些疾病的理解，甚至通过比对现代医学诊断，分析其中哪些可能有效，哪些是时代局限。在历代文献中，专门聚焦“怪证”“奇病”的成系统著述并不算多，《聊复集·怪症汇纂》这种集中度，特别是御医身份加持下的宫廷与民间双重来源，对研究明清以后中医如何看待“疑难病”“怪病”，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第三个层面，是古籍版本与收藏界的影响。2018年，《中国收藏·纸品》杂志第3期刊出了关于这册稿本的节选文章，引发了纸品、古籍圈内不少讨论。大家关心的点，除了作者问题，还有两个：

一是纸张本身——朱丝栏、专用版心、单鱼尾这些细节，为研究清代医家专用稿纸的生产与流通提供了实证。以前谈到“私人定制稿纸”，更多停留在书画圈，如文人手札、诗稿用纸，此次则让我们看到一位御医为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制纸张的例子，这对理解知识分子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颇有意思。

二是保存与传播问题——这样一册价值不低的稿本，长期在民间流转，并非公藏。它的出现提醒收藏界，对中医药古籍特别是稿本类文献的重视仍有空间，不少重要材料的命运，很可能取决于个别收藏者的态度和眼光。杂志在发表节选的同时，也通过微店等渠道提醒读者，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稿本细节，可以购买当期纸质刊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有限公开”的方式：既保护原件权属，又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实证材料。

从社会影响来看，《聊复集·怪症汇纂》未刊稿本被系统鉴定、报道之后，至少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连锁反应：

第一，是中医药古籍研究中，对“稿本价值”的重新审视。以前很多人更看重刻本、抄本，因为它们在书目中有明确条目，易于检索引用。但这一册让研究者再次意识到：一些真正重要的内容，很可能只停留在作者生前的稿本阶段，未曾付梓，却并不因此降低它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尤其医生、学者在边写边改中留下的批注，对理解其思维方式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二，是对中医怪症治疗传统的一次集中回看。近几十年，“肿瘤”“癫痫”“白癜风”“中风后遗症”等现代人熟悉的病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讨论中。很多读者在知道这册稿本里存在针对这些病症的清代治法后，会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古人到底是怎么面对这些病的？他们的理解，与今天一样吗？某些方剂有没有现代可以验证的合理之处？这些追问从严谨角度看，需要大量具体研究，但至少，这册稿本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块相当可靠的基石。

第三，是收藏界内部对“证据链”的一次示范。笔者在鉴定过程中，没有停留在“直觉像汪必昌”“纸张看着不错”这些感性判断，而是通过避讳、时间记载、著录比对、内容类型、稿纸版式等多条线索交叉验证，最后给出“可能性极大”的结论，并明确区分“直接证据”和“辅证”。比如“汪燕亭曰”这句，哪怕再像签名，也被归入辅证。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圈内对古籍鉴定的标准，提醒大家：有条理的证据链，比单一的“名家标签”更重要。

截至目前，这册《聊复集·怪症汇纂》未刊稿本，仍然是中医药古籍、特别是御医手稿研究中的热点个案之一。它的具体内容，仍有待医学史、方剂学、文献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继续深入发掘，未来也不排除会有新版本、新研究把它补充进更系统的汪必昌著述体系中。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不需要记住所有细节，但至少可以知道一点：在古籍世界里，很多看似不起眼的旧纸，背后藏着的，往往是远比我们想象深的故事。而这一次，“聊复集”三个红字，就是打开那道门缝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