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我一天只睡4小时，挤阴暗潮湿地下室大通铺

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前几天我妈打电话来，问我中秋回不回去。我说再看吧，手上还有一批货没走完。她沉默了几秒，说那你忙，注意身体。挂掉电话之后我坐在那堆纸箱中间，忽然意识到我已经三年没有在家过过任何一个节日了。春节、端午、中秋、国庆，这些词对我来说只剩下一个意义：别人放假的时候，我反而更忙。

我做的是小商品批发生意。说是批发生意，其实就是在一个大型商贸城的角落里租了个铺面，从上游厂家拿货，再转手卖给下面那些摆地摊的、开小店的、赶集卖货的人。这种生意没什么门槛，拼的就是勤快和熬。别人休息的时候，正是我出货最多的时候。节假日、周末、甚至晚上，只要有人要货，我就得在。

我住的地方离商贸城不远，走路大概二十分钟。那是一片老居民区的地下室，被二房东改成了大通铺。一个房间塞了八张上下铺，住十几个人。空气是凝滞的，永远有一股散不掉的霉味和汗味混在一起。我的铺位在最里面靠墙的位置，上铺。选择上铺是因为离地面远一点，潮气稍微轻一些。但每次爬上去的时候，头顶几乎要碰到天花板，坐直了都费劲。

刚搬进来那天，我把行李往床上一扔，坐在那里发了很久的呆。我从前觉得自己这辈子不会住到这种地方来。但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因为实在太累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远比想象中强。当你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站着都能打瞌睡的时候，什么阴暗潮湿什么大通铺，根本顾不上矫情。

每天凌晨三点半，闹钟响。我摸黑穿衣服，尽量不发出声音，但上下铺的铁架子还是会吱呀响。同屋的人翻个身，嘟囔一句什么，又睡过去。我拿上手机和钥匙出门，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走到外面，凌晨的风吹过来，有时候是热的，有时候是凉的，但都让我清醒不少。

四点左右到商贸城。已经有几家铺子在卸货了，三轮车、小推车在过道里横冲直撞，搬运工光着膀子扛着蛇皮袋，汗珠从背上滚下来。我打开自己的铺面，把昨天理好的货再点一遍，然后等客户上门。早上的生意集中在五点到八点之间，那些赶早市摆摊的人会来拿货。他们比我更辛苦，有些人从周边乡镇骑一个多小时三轮车赶过来，拿完货再骑回去，赶在早市开始前把摊子支起来。

我有时候会想，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都是拿命在换钱，都是把身体当成消耗品在用。但我不能想太多，想多了就没法继续做下去。

中午是最热的时候，铺面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旧风扇嘎吱嘎吱转。我趴在货堆上眯一会儿，大概二十分钟，然后起来继续理货、对账、联系厂家。下午的客户少一些，主要是那些补货的、或者临时需要什么来碰运气的。我要一直守到晚上八九点，有时候更晚。等最后一批夜市摆摊的人拿完货，我才能关门回去。

回去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小区门口，那里有一家小饭馆。我经常在那边吃一碗面，六块钱，加一个蛋七块。老板认识我，知道我不吃葱，每次都会多给我舀一勺汤。坐在那个塑料凳子上吃面的时候，是我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面汤的热气扑在脸上，周围的吵闹声都变得模糊。我有时候会抬头看看小区里的窗户，有些亮着灯，有些暗着。我想那些亮着灯的窗户里面，应该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看电视、说闲话。那种生活离我很远，远到像另一个世界的事。

有一次我吃完面往回走，路过一个水果摊。摊主正在收摊，把剩下的几盒月饼往箱子里装。我才想起来那天是中秋。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摊主抬头问我，月饼便宜了，要不要。我摇摇头，走了。回到地下室，躺在铺上翻手机，家族群里全是家里人聚餐的照片。我爸坐在主位上，我妈在旁边笑，我姐的孩子举着饮料杯。我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扣在枕头边上，闭上眼睛。

说不难受是假的。但那种难受也不是具体的某一种情绪，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感觉，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我知道只要我买一张车票，几个小时就能到家。但我不能走。铺面要有人守着，客户来了找不到人，下次就不来了。这行就是这样，你不在，生意就是别人的。一天不在，可能就丢一个长期客户。丢一个客户，下个月的房租就少一份着落。

我算过一笔账。每个月铺面租金、地下室床位费、吃饭、进货成本，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平均每天要卖出多少货才能保本，要卖出多少才能攒下钱，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个数字像一根绳子，勒在我脖子上，松不下来。所以我不能停，也不敢停。

以前我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在老家的一家厂里上班，朝九晚五，周末双休，节假日正常放假。工资不高，但稳定，够花。那时候我总觉得日子太平淡了，一眼望到头，没意思。我想出来闯一闯，想多赚点钱，想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一点。我跟爸妈说的时候，他们不同意，说外面哪有那么容易。我不信，觉得他们不懂。我那时候觉得，只要肯吃苦，哪有赚不到钱的道理。

现在我知道了，肯吃苦只是最基本的条件。吃苦之外，还要能忍。忍孤独，忍枯燥，忍那种日复一日看不到头的重复。忍别人放假你干活，别人团圆你一个人在几平米的地下室里躺着。忍那种“我到底在干什么”的念头时不时冒出来，然后又自己把它按下去。

我有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过节的情景。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每个节日都过得很认真。端午包粽子，中秋买月饼，春节做一大桌子菜。我妈会在厨房里忙一整天，我爸在旁边打下手，我和我姐负责吃和捣乱。那时候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缺席这些时刻。更没想过，缺席之后，那种热闹就变成了手机屏幕里的照片和视频，我看得见，但摸不着。

有一年春节，我实在撑不住了，关了铺子回了老家。待了五天，那五天里接了十几个电话，全是问货的。有的听说我不在，直接说那算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两个老客户已经找了别人拿货。我坐在铺子里算了算，那五天少赚的钱，加上丢掉的客户，差不多是我半年的积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在节假日回过家。我妈问起来，我就说忙，说走不开，说过年人多票不好买。她也不追问，只是说那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吃好点。

其实我吃不好。那碗六块钱的面已经是我一天里最正式的一顿饭。早上通常不吃，中午随便啃个馒头或者吃碗泡面，晚上那碗面算是正餐。不是舍不得花钱，是没时间也没胃口。长时间睡不够，胃也跟着出问题，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人瘦了一圈，我妈视频的时候看出来了，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是最近在减肥。她不信，但也没再说什么。

有时候半夜醒来，周围全是呼噜声和磨牙声，空气又闷又潮，我躺在那里盯着上铺的床板，会突然觉得一切都很不真实。我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从一个有稳定工作、有家人陪伴的人，变成了一个在地下室大通铺里苟活的、连节假日都不敢休息的人。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我到现在也没完全想明白。

但天亮之后我就不会想这些了。天亮之后我有货要理，有客户要接，有账要算。那些形而上的困惑、那些关于人生意义的追问，在具体的生存面前，都显得矫情。我连觉都不够睡，哪有资格想那些。

前几天和一个老乡聊天，他在另一个城市做同样的生意，情况跟我差不多。他说他女儿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等赚够了钱就回去。他女儿问赚多少算够。他答不上来，跟我说的时候苦笑了一下。我也跟着笑，但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我也答不上来。赚多少算够，攒多少钱才能安心回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停，停了就前功尽弃。

我妈那次打电话，最后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在外面好好的就行，回不回来不要紧，我们身体都好，你不用惦记。我嗯了一声，没敢多说，怕她听出来我嗓子发紧。挂掉电话之后我想，我到底在拼什么呢。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吗，可他们现在缺的是钱吗。他们缺的是我。缺一个在节日里能坐在他们旁边的人。缺一个能一起吃顿饭、说说话的人。

但我回不去。不是不想，是回不去。铺子要开，货要发，客户要接。这些事把我钉在这个地方，钉在这间地下室里。我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一旦停下来，就会散架。

今天是几号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早上有人来拿货的时候提了一句，说快到国庆了。我哦了一声，继续点货。国庆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比平时更忙一点。别人放假出门旅游、走亲访友，那些摆摊的生意会更好，我的出货量也会更大。我要趁着这几天多走几批货，把下个月的租金攒出来。

晚上收工之后我坐在铺子里，没有急着回去。周围铺子都关了，过道里的灯只开了一半，昏昏暗暗的。我看着自己这间不到十平米的铺面，四面堆满了货，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走道。这是我的全部。我在这里睡觉、吃饭、干活、发呆，日复一日。

手机响了一声，是我妈发来的语音。我点开听，她说家里今天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的，问你吃了吗。我回了一句吃了。她说那就好，你忙吧，不说了。

我把手机放下，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下来锁好。走到外面，天已经全黑了。远处的居民楼亮着星星点点的灯。我看着那些灯光，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地下室的方向走。

明天的闹钟定在三点半。我还是会起来，还是会去铺子里守着，还是会在那碗面里多加一个蛋。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往前推的，推着我走，推着我老，推着我离那个所谓的“赚够了就回家”的日子更近一点，也更远一点。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也不知道这样做值不值得。但这些问题问了也没用，因为答案不在我这里。答案在货里、在账里、在每天天不亮就要拉开的卷帘门里。

我现在唯一确定的是，明天三点半，闹钟响的时候，我还是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