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亲美在野党催李在明，对华谈判要尽早谈成，它执政时也没谈完

同一个国民力量党，今年1月，党首张东赫公开否定李在明的访华成果；到了9月，该党议员又催政府尽快推进对华经贸谈判。

年初说访华成果不算数，秋天又嫌对华谈判谈得不够快。两次表态摆在一起，这次催促的分量才看得清：它盯着的，首先是李在明的执政成绩单。

要交出成果的，是李在明；站在一旁打分、评分标准还由自己来定的，是在野党。

9月27日，国民力量党议员崔秀珍借着自贸协定效果、贸易收支等问题，要求政府推动中韩服务、投资后续谈判尽早达成。

从年初的批评到这次的催促，两次表态起的是同一个作用：把对华交往，变成一道专门用来检验李在明的题。企业的生意诉求，被拿来当施压的由头；朝野之争，让这句“赶紧谈”的用处，远远超出了经贸本身。

先看第一层：谈判是李在明去谈，亲美的在野党凭什么能坐收政治收益？

因为催的人和办的人，付出的成本完全不一样。

谈判，要政府安排具体议题、协调国内利益、向企业解释进度，每一步都得自己扛。在野党只需发一份声明，就能把“什么时候拿到成果”推成一个公开问题。

办法由政府去拿；提要求的一方，不承担任何执行成本，先占住了替企业发声的位置。

这样的分工，让国民力量党进退都不吃亏。

谈得慢了，它可以追问政府执行不力；谈出了成果，它又可以把自己此前的催促拿出来说。可“提了要求”和“促成了结果”不是一回事，喊一声，不等于出了力。

所以，这次喊话首先是一场冲着李在明来的问责攻势。把它当成替企业排忧解难，就看浅了。

再看它之前用的是什么标准。

1月8日，张东赫批评总统访华，国民力量党首席发言人当天也发表了否定性评论。那时候，他们拿来衡量李在明对华交往的，是外交立场，是怎么解释访华成果。

到了9月，崔秀珍推到台前的，又是经贸收益和谈判进度。

两套标准，它都握在手里：合作要拿出收益，可对这场合作，它从外交立场上扣下的政治帽子，一直没摘。李在明不管往哪边走，都得面对它的打分。

年初否定访华成果，秋天又催对华谈判出成果。同一条对华合作的路，它一边挑这条路的毛病，一边嫌这条路走得不够快。等到企业确实受益，它若还只用政治标签去否定合作，经济诉求就成了一件挑场合使用的工具。

第二层，既然把亲美摆在前面，为什么偏偏挑对华经贸来施压？

这里头，有一笔现实的利益账。

今年4月20日，张东赫介绍访美成果，强调的是韩美同盟，以及与美国共和党阵营的协作。这是国民力量党政治定位的公开招牌。

可政党跟美国走得再近，也替韩国企业做不成一笔对华的生意。

中国市场对韩国企业有多重要，最新的数字摆在那里。10月1日韩国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对华出口为260.1亿美元，约占当月全部出口的21.5%。换句话说，韩国每出口约五美元的商品，就有一美元以上是卖到中国的。

这笔生意，连着企业，连着就业，也连着韩国国内的政治讨论。谁公开站到它的对面，在国内都不好交代。

这就是国民力量党的两难：亲美的招牌不能摘，对华这笔生意又不能不认。

于是它选了催谈：对内，摆出关心企业收益的姿态；对外，同盟定位一点不动；同时继续要李在明为自己的外交选择作解释。它争取的，是两套政治资源。

这是它主动做的政治选择，不是被经济现实逼出来的无奈之举，更谈不上因此就能免责。

企业要的是业务稳定、进度有交代。可在野党除了催，愿意为这场合作凝聚什么样的国内共识？又愿意拿出什么具体支持？这次喊话，没有给出答案。

声明可以提出目标；目标要兑现，协调的成本得有人扛。

只要求收益、不说怎么落实，国民力量党拿到的，是企业议题的发言权，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两样，不能混成一份功劳。

第三层：它拿来催李在明的这本账，自己撇得清吗？

答案，藏在时间线上。

2024年5月26日，还是尹锡悦执政的时候，韩方就已经与中方同意，加快推进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尹锡悦，正是国民力量党推出的总统。

李在明是2025年6月4日就任的，比那次同意加快推进，晚了一年出头。也就是说，“加快”是国民力量党执政时自己点过头的；这一年多里，谈判同样没有谈完。

同一项任务，自己执政时，是一项需要推进的合作；一换届，就主要成了追责对手的依据。标准跟着位置走，这本身就是问题。

它手里的抓手，是谈判拖得久：服务、投资后续谈判从2018年启动，到现在还在推进。可这段时间里，也包括国民力量党自己执政的年份。

要求现政府说清下一步，本是在野党的分内事；把过去没完成的任务都算成现政府的失败，就把自己此前承担的那份责任遮了过去。

成了在野党，它的角色变了；它执政时同意“加快”的记录，却没有被抹掉。

更关键的是，政府并不是被催了才开始行动。

今年8月31日至9月4日，中韩已经举行了新一轮服务、投资谈判。这一轮谈完，又过了三个多星期，才有崔秀珍9月27日的那次喊话。

谈判桌上的事一直在往前走，喊话是在后面追着发的。已经在做的事，它可以催；仅凭一句声明，就把已有进程说成是自己推起来的，说不过去。

反过来，成果一旦落地，也会约束它自己的政治叙事。

合作一旦给韩国企业带来实打实的收益，它再否定李在明的合作路径，就更难向受益的企业交代。可要是承认成果，它又得接受一个事实：这些成果，是在本届政府任内落实的。

国民力量党用催谈牵制李在明；企业的对华生意，又牵制着国民力量党，让它没法对这条路一否了之；它自己执政时的记录，再反过来牵制它的问责攻势。每一方手里，都攥着拴住另一方的绳子。

说白了，亲美的定位没撤，执行的责任推给政府，成果怎么评价，仍由它自己来表态。

两套标准能不能用得一致，自己执政时的责任能不能说清楚，这才是这场催谈里，该反过来追问国民力量党的地方。

它拿来催李在明的这道题，同样在考它自己的执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