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大汉奸丁默邨临刑前的一搏：他向蒋介石提出一笔特殊交易

1947年，南京。

一封密信悄悄送进了蒋介石的案头。写信的人，是一个已经被法院判处死刑、坐在牢里等死的囚犯。

他在信里做了一笔交易——用几百条人命，换自己一条命。这个人，叫丁默邨。

1921年的上海，一个湖南年轻人走进了历史的漩涡。

他叫丁默邨，原名丁聚川，湖南常德人，家里靠缝纫和裱字画为生，日子算是小康。他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走出来，只身闯荡上海，正好碰上了那个年代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潮流——革命。

1921年秋，他在上海遇见了施存统。施存统是共产党的早期人物，看这个湖南小伙子头脑机灵、能说会道，就把他拉进了党。丁默邨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

回到常德，他组织起社会主义青年小组，自任书记，很快把团员发展到三十五人，甚至拉起了"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自己坐上了书记的位子。

按理说，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基层干部，路子走得顺，该往上走。

但他没走多久，就翻了。

1923年4月，"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选，丁默邨丢掉了书记职位。就这么一件事，让他心生怨恨，拂袖出走，径直跑回上海。不到一年，他就脱离了共产党，转头加入了国民党。

这是他第一次变节。

没有什么理想的坚守，也没有什么思想的转变，不过是因为丢了一个职位，他就换了一个阵营。这种逻辑，贯穿了他此后整整二十年的政治生涯。

加入国民党之后，丁默邨并不甘心做普通党员。1926年，他跑到广州，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特务机构"中统"的前身。干了几年，他摸清了做特务的路子，1930年又被派回上海，表面上是一个中学校长，私下里已经是中统特工。

特务这条路，他越走越深。

正是在这里，他遇上了一生中最凶狠的对手——戴笠。

戴笠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容不下身边有人跟自己平起平坐。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1938年，机会来了。

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从延安叛逃，跑到武汉，向国民党投降。陈立夫命令丁默邨主持接待事宜。丁默邨颇为得意，以为这是重用的信号，做起事来兴师动众。戴笠冷眼旁观，等丁默邨刚一完事，就跑到蒋介石面前告了他一状：贪污接待费。

这一告，正中要害。蒋介石下令追查，三处随即解散，丁默邨被撤职，只挂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空名，没有实权，没有部下，连办公室都没有了。

他憋屈得要命，却又发作不得，只好借口"生病"，跑到昆明去"养病"。

从权力核心到昆明养病，这一跌，跌得他心里藏了一肚子怒火。

也正是这股怒火，让他走上了第二条不归路。

昆明的日子，丁默邨过得无聊又憋屈。

他在国民党系统里已经被边缘化，上头有人压着，下头没人用，连自己昔日的下属见了他，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毕恭毕敬。一个人一旦失去权力，连空气都稀薄了几分。

就在这时，有人找上门来了。

来人叫翦建午，是丁默邨的湖南同乡，也是他的熟人，只是这个时候已经投靠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翦建午来昆明，是带着任务来的——替另一个人传话，那个人，就是李士群。

李士群和丁默邨渊源极深。他原是中统特务，做过丁默邨的部下，后来被捕，是丁默邨出手搭救，他才活了下来。现在李士群已经在上海投靠日本人，拉起了一支汉奸特务队伍，自己当老大，做得风生水起。他想到了落魄中的丁默邨，觉得这是个机会，便派翦建午专程赶赴昆明，开出条件：李士群退居第二位，请丁默邨来坐第一把交椅。

这个条件，对当时的丁默邨来说，有着致命的诱惑。

他一边心里盘算，一边又给自己找台阶，对外吹嘘说："我这次是奉陈立夫的命令来的，是为了国家的前途来上海'开路'的。"话说得冠冕堂皇，但他自己清楚，所谓"奉命"，不过是遮羞布。

他去了上海，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两人见面，李士群没有废话。他把一大把钞票和一支手枪拍在桌上，明白告诉丁默邨：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吃饭要紧，我已经决心当汉奸了，愿意干就拿钱，不愿意干就一枪打死我。

这话说得粗，但入木三分。

丁默邨看着桌上的钱和枪，沉默了片刻，拿起了那把钱。

于是，两个人开始合伙。

要做大，得有日本人的支持。丁默邨比李士群更懂政治运作，他们合作拟定了一份《上海特工计划书》，呈交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土肥原看完，立即向日军大本营汇报。没过几天，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训令："支援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

从1939年3月起，日军每月拨给他们三十万日元活动经费，借出枪支五百支，子弹五万公斤。

有了钱，有了枪，丁默邨和李士群开始了他们最黑暗的岁月。

1939年5月，汪精卫来到上海筹建伪政权，日本人把丁、李的特务队伍划拨给了汪精卫。丁默邨担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两人的老巢，设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一处原来的公馆，从此变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76号"。

这是他的第二次变节——从叛党到叛国，他走完了这一步。

"76号"这三个字，在当时上海人的心里，是一个不能大声说出口的词。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机构，更像是一台绞肉机。进去的人，大多数出不来；就算出来了，也已经不成人形。日本记者曾经这样描述丁默邨——"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上海的老百姓则直接叫他"丁屠夫"。

这个绰号，是用血堆出来的。

"76号"成立之初，丁默邨就把目标对准了上海的抗日舆论。那个年代，上海还有租界，国民党的特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在租界里周旋活动，新闻界的进步人士也以租界为掩护，持续发声。丁默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声音彻底掐灭。

手段很简单：绑架，暗杀，杀鸡儆猴。

为了打击租界里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丁默邨还派人渗透、收买法院人员，惨杀法界要人，把租界里的中国法院弄成了半瘫痪状态。

1941年初，"76号"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血案。

国民党政府留沪银行的职员，被集体绑架，随后遭到屠杀。这些人不是特工，不是军人，只是普通的银行从业者。但在丁默邨看来，他们和"敌对势力"沾边，就是必须清除的目标。这起惨案，震惊了整个上海。

"76号"还大力招纳流氓帮会分子，把吴四宝、张国震、顾宝林等上海滩的地痞收进来当打手。一个汉奸特务机构，和帮会黑恶势力合流，成了一头真正的怪兽。

就在丁默邨权势最盛的时候，有人悄悄把一颗棋子落到了他的身边。

这颗棋子，是一个女人，叫郑苹如。

郑苹如有日本血统，生得貌美，是当时上海颇有名气的社交人物。她的真实身份，是中统的特工。

中统上海潜伏组织的负责人陈宝骅，看中了丁默邨好色的弱点，把制裁他的任务交给了郑苹如——以美人计，接近并刺杀丁默邨。

郑苹如成功接近了丁默邨，让他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计划一度十分接近成功。但丁默邨毕竟是做了多年特务的老手，危险的气息让他在最后关头察觉了异样，脱身而去。

郑苹如的刺杀行动功败垂成，她本人也随后落入"76号"的手中，于1940年被杀害。

这段历史，后来成了张爱玲小说和李安电影《色戒》的创作原型，被更多人知晓。

而丁默邨，继续活着，继续杀人。

就在他最风光的时候，战局已经开始倾斜。

1943年，李士群死了。他的死法颇为蹊跷，据后来的资料显示，是被戴笠通过策反周佛海下毒暗杀的。李士群一死，"76号"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丁默邨的处境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日本的败局，已经注定。丁默邨也感受到了。

到了战争末期，有史料显示，丁默邨开始悄悄与军统方面保持联系，试图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台湾国史馆的档案曾证实，丁默邨在抗战胜利前夕与军统局存在秘密联系，并在战局混乱时承担起维持杭州城治安的任务。但这一步棋，到底走得如何，最终又能不能成为他的保命符，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不能。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丁默邨被国民政府逮捕。

他的风光，到头了。

被捕的那一刻，丁默邨清楚地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他被押解到南京，先是关在宁海路军统局看守所，后来移至首都高等法院老虎桥监狱。

监狱门一关，外面是日渐沸腾的民间舆论——全国人民都在等着看这个大汉奸的结局。

1946年3月，军统头子戴笠飞机失事身亡，消息传开，全国人民共同发声："一定要杀了丁默邨，为牺牲的抗日军民报仇雪恨。"

面对这股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启动审判程序。

1946年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侦查处对丁默邨进行正式侦讯。审讯的内容，是他多年来制造的一桩桩血案，是他亲手签下的一份份杀人命令，是"76号"那一座腥风血雨的魔窟里积下的无数冤魂。

丁默邨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但他不甘心。

1947年2月8日，法院宣判：丁默邨死刑，全部财产充公。

主要罪名摆得清清楚楚：担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残害抗日志士和平民百姓，制造多起命案，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大打"特工战争"，罪大恶极，无可宽恕。

判决一出，丁默邨立即上诉。上诉被驳回。

到这一步，正常人大概只能认命了。但丁默邨是特务出身，他的脑子，不是按常规运转的。

他想到了一个旁人难以想象的招数。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里的内容，是一笔交易。

他告诉蒋介石：如果能留他一命，他愿意以抓捕数百名地下党员的行动作为赎罪筹码。他给自己设定了两年期限——两年内完成任务，就算立功；两年内完不成，任凭蒋介石处置。

一个死囚，用别人的命来换自己的命。

这封信送到了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看完，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把陈布雷叫来商议。陈布雷的态度很明确：丁默邨心术诡秘，反复无常，这种人留下来是个祸害，不宜留用。

但蒋介石的反应出乎陈布雷的预料——他没有否定这个提议，而是下令：判决暂缓执行。

丁默邨的这封信，为他买来了五个月的时间。

消息传开，国民党内部立刻炸了锅。

反应最激烈的，是中统局长陈果夫。

陈果夫对丁默邨的恨，由来已久。丁默邨当年在国民党内，先是中统特工，后来投靠戴笠改入军统，再后来又背叛军统投靠汪精卫——这种反复横跳的小人行径，让陈果夫咬牙切齿。现在他得知最高法院判了死刑却迟迟不执行，又风闻蒋介石有保丁之意，忍不住了，亲自找上门去面见蒋介石。

他问得很直接：是不是有人给丁默邨说情了？

蒋介石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说可以利用丁默邨来对付共产党。

陈果夫立刻反驳。他的理由很现实：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留下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这件事传出去，各方面的批评会铺天盖地，对国民党的形象损害极大。而且丁默邨这个人，反复无常，根本靠不住，留着他是个定时炸弹，不是棋子。

蒋介石听完，没有退让，反而态度强硬地表示：丁默邨的命运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不怕他翻天，舆论压力不必过于在乎。

陈果夫急了，继续劝，说千万不能因小失大。

蒋介石沉默，让他回去。

局面就这样僵着。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保丁默邨；但实际上，有没有人在背后悄悄推动，已经无从确认。

就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件事也在发酵。丁默邨在羁押期间，据说曾保外就医，甚至一度在南京游览的消息传开，引发了强烈的公众愤慨。老百姓的情绪，已经被这件事彻底点燃——这个杀了那么多人的汉奸，凭什么还能在外面溜达？

民间的怒火，已经不是任何人能够控制的了。

蒋介石最终没有顶住这股压力，也可能是本就没打算真的救丁默邨，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或者，蒋介石本人确实动摇了，一看舆论汹涌，便顺水推舟，让判决重新推进。

无论如何，结局只有一个。

1947年7月5日，南京。丁默邨被从牢里提出来，押往刑场。

关于他最后的表现，多方史料有记载：这个当年让整个上海闻风丧胆的"丁屠夫"，这个曾经在"76号"一手遮天、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在走向刑场的时候，腿软了，走路踉踉跄跄，吓得失禁，丑态百出。

昔日的凶威，荡然无存。两声枪响。丁默邨，死了。

他用那封密信争来的五个月，到此画上了句号。

丁默邨的一生，是一部关于"投机"的教科书。

他第一次变节，是因为在共产党内丢了一个职位，就转头投奔国民党。他的理由不是理想，不是信仰，只是因为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他第二次变节，是因为在国民党内被戴笠打压，失去了实权，跑去投靠日本人和汪精卫。他的理由依然不是什么大道理，只是因为有人给了他钱和枪，给了他"坐第一把交椅"的机会。

他第三次变节，是在战争末期，感觉日本要输了，又悄悄向军统抛出橄榄枝，试图再次换一个主子。

三次变节，逻辑如出一辙：谁能给他权力，他就跟谁；哪边能保住他的利益，他就倒向哪边。从来没有什么原则，从来没有什么底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个人算计。

这种逻辑，在乱世里并不罕见。但丁默邨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每一次变节，代价都是由别人来付的。

在"76号"的那几年，他和他的特务们制造了多少血案，杀了多少人，至今难以精确统计。朱惺公、茅丽瑛，这些有名字的受害者，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人，死得悄无声息，连名字都没留下。

用别人的血换自己的权，是他的生存方式；临死前用别人的命换自己的活路，也是这种逻辑的最后一次延伸。

1947年，枪声落下之后，上海的报纸用极短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事。

没有人为他惋惜。

历史对丁默邨的判决，早在他第一次拿起那把背叛的刀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