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李鹏突遭车祸，肇事司机前来道歉，李鹏：我有主要责任

楔子/

1974年，李鹏突遭车祸，肇事司机前来道歉，李鹏：我有主要责任

1974年10月4日，北京入秋不久，天黑得比往常早了。

李鹏从北京电力局的办公楼里出来的时候，街灯刚亮。他四十六岁，头发已经有了些灰白，穿着那件常穿的灰色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包里装着几份刚审过的供电调度报表，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电力系统稳定》。他在路边站了站，等一辆公交车。

那天他本可以不坐公交。局里的车可以送他，但他从来不习惯。从丰满发电厂到阜新发电厂，从东北到北京，他一直在电力系统里做事，习惯了跟工人一样挤公交、走路。他站在站牌下，看着远处车灯连成一条流动的河，想着今晚回去要跟朱琳说的事——英语训练班那边有个教材要换，她前些天提过。

车来了。他上去，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的街景慢慢往后退。到站，他下车，顺着新壁街往家走。新壁街41号，那栋四层楼房，他们一家五口住在第二层。三室一厅，带一个很大的阳台。朱琳应该已经到家了，说不定正在厨房里忙。

他过马路的时候，看见了那辆自行车。

骑车的是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车后座上绑着一捆什么东西，用麻绳草草地缠着。年轻人骑得很快，在路灯下他看见对方低着头，像是在赶时间。

然后他听见了刹车声。

很尖，很短，像有人把一块铁皮猛地撕开。他下意识地往旁边闪，但已经来不及了。自行车的车把撞上了他的右侧身体，那捆东西滑下来，砸在他肩上。他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到路沿，眼前黑了一下。

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天花板是白的。白得刺眼，上面有一道细长的裂缝，从灯管旁边延伸过去，像一条干涸的河。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种更淡的、像是旧棉被被太阳晒过之后残留的气味。

他试着动了一下，右肩传来一阵剧烈的疼。左边肋骨那里也疼，每呼吸一次都像有人在里面用指头戳。他想抬手摸摸额头，发现胳膊抬不起来。

“你醒了。”

声音从左边传来。他转过头，看见了朱琳。她的眼睛红肿着，脸上的泪痕还没干，但嘴角勉强扯出一个笑。她伸手按住他的左手，说：“别动，大夫说你伤得不轻。”

大夫来了。是个中年男人，戴着黑框眼镜，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又按了按他的右肩。他疼得吸了一口气。大夫说，右肩锁骨骨折，左侧四根肋骨受了伤，所幸头部没有严重损伤。需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

朱琳没有哭。她坐在床边，把他的手握在手里，握得很紧。

“你怎么来的？”他问。

“局里打了电话到英语班。”她说，声音有些哑，“我请了假。”

“英语班那边——”

“你别管那边了。”她打断他，“你先把自己管好。”

他没有再说话。他看着她，她的头发有些乱，大概是接到电话之后跑着出来的。她身上还穿着那件灰蓝色的外套，袖口沾了一点粉笔灰。她是英语训练班的主持人，每天要给人上课，要安排教材，要管着一摊子事。

他闭上眼睛。右肩的疼一阵一阵地涌上来，像潮水。

第二天，肇事的小伙子来了。

他站在病房门口，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他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但领子还是磨出了毛边。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动了几次，都没说出话来。

朱琳站起来，看了他一眼。小伙子低着头，像是准备挨骂。

“你进来吧。”李鹏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小伙子走到床边，站定，鞠了一躬。腰弯得很低，头几乎碰到床沿。他直起来的时候，眼眶红了。

“李……李局长，我对不起您。”他说，声音在抖，“我那天骑车太急了，后座上绑的是厂里要送的零件，我怕误了点。是我没注意路，是我——”

李鹏看着他。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他很熟悉的东西。他见过那种东西。在很多年前，在延安，在东北，在那些年轻的技术员和工人脸上。那是一种怕做错了事、怕对不起人的紧张，一种想要把事情做好、却把事情搞砸了的慌张。

“你叫什么？”

“我叫张建国。”小伙子说，“我是第一机床厂的。”

“家里几口人？”

小伙子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会被问这个。“四口。我爹，我娘，还有个妹妹。”

“爹娘身体好吗？”

“我爹有肺气肿，在家歇着。我娘在街道厂糊纸盒。”

李鹏沉默了一会儿。病房里很安静，走廊里传来护士推车的声音，轮子碾过地砖，咯噔咯噔的。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的，落在窗台上又飞走了。

他开口了。

“你听我说，”他的声音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这件事，我有主要责任。”

小伙子抬起头，眼睛里满是困惑。连朱琳都转过脸来，看着他。

“那天晚上我过马路的时候，没有仔细看两边。我是走路的，你是骑车的，我理应更注意。我要是多看一眼，就不会有这个事。”

“不是的，李局长，是我——”

“你听我说完。”李鹏抬了抬左手，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你骑车带东西，是给厂里办事。你急，是因为你怕误了事。你没有喝酒，没有闯红灯，就是赶得急了一点。我要是当时站在路边等一等，让你先过去，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小伙子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他站在那里，肩膀一耸一耸的，用手背去擦，擦不干净。

“李局长，医药费我赔。我攒了钱，我——”

“不用。”

“不行，我一定得——”

“你听我的。”李鹏的声音重了一些，然后又缓下来，“你回去好好上班。你爹的药不能断。以后骑车注意安全，后座上绑东西绑牢靠些。这就行了。”

小伙子站在那里，像一根被风吹歪了的树，不知道往哪边倒。

朱琳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回去吧。”她说，“李局长说了，这事就算了。”

小伙子走的时候，在门口又鞠了一躬。门关上之后，病房里又安静了。窗外的麻雀还在叫。

李鹏看着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从灯管旁边延伸过去，没有变长也没有变短。

朱琳坐回床边，拿起床头柜上的搪瓷杯，试了试水温，递到他嘴边。他喝了一口，水有点凉。

“你真的觉得你有主要责任？”她问。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那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一行红字，已经褪色了，但还能认出来：“为人民服务”。

“他爹有肺气肿。”他说，“一个月挣三十几块钱。要是让他赔医药费，他那个家就塌了。”

朱琳看着他，没有再问。

过了很久，他说：“我爹走的时候，我三岁。是别人把我养大的。这个事，我记着呢。”

朱琳没有接话。她知道他说的“别人”是谁。是他的母亲赵君陶，是五舅赵世炎一家，是那些在白色恐怖里把他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人。她嫁给他二十年了，听他讲过那些事，但每次他提起，她还是会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碰了一下。

他在宣武医院住了些日子。

朱琳每天来。她从新壁街坐公交车到宣武医院，要倒三次车。英语训练班在西直门外，早上她先去班上，把课安排好，再往医院赶。中午她在医院食堂买一份饭，两个人分着吃。下午她回去继续上班，晚上再来。

她给他炖鸡汤，用一个小保温桶装着，坐三次车提过来。汤还是温的。她坐在床边看着他喝，自己不吃。他说你也吃，她说我在家吃过了。他知道她在说谎，但没有拆穿。

有一天她来的时候，带了一本笔记本。她说：“训练班那边我把课调到下午了，上午能多待一会儿。你要是闷，我给你念点东西。”

她念的是《电力系统稳定》里的一章。她的英语好，念到那些专业术语的时候，发音很准。他听着，有时候纠正她一个词的重音，她就笑笑，说“你说得对”。

他看着她念书的样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她的头发里有几根白的了，他以前没注意到。

他想起1957年元旦，在吉林丰满，那个苏联专家招待会。她穿着紫红色的套装，梳着两条辫子，在一群穿灰色蓝色衣服的人里，像一盏刚点亮的灯。他走上去请她跳舞。舞曲是《红莓花儿开》。他那时候三十岁，是丰满发电厂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她是哈尔滨外语学院的俄文翻译。跳完那支舞，他就知道，这个人他要娶。

一年后他们结婚了。第二年，小鹏出生。再一年，小琳出生。再几年，小勇出生。

然后就是1966年。

他在北京供电局，被冲击，被批斗。朱琳也被牵连。家里被抄过，书被烧过，他亲手画的那些图纸，被撕碎了扔在地上。他站在台上低着头，听见下面有人喊他的名字，喊得很大声。

朱琳没有跟他划清界限。有人劝她，说你还年轻，还有孩子，何必跟着一起受罪。她说了一句话，后来传到他耳朵里。她说：“我嫁给他，不是嫁他的官。”

他那时候没有哭。他很多年没有哭过。他三岁没了父亲，十岁知道了父亲是怎么死的，从那以后他就不怎么哭了。但那天晚上，他在牛棚里，一个人躺着，听见外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的。他把脸埋在胳膊里，肩膀动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

现在，1974年的秋天，他躺在宣武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妻子给他念书。右肩还是疼，左肋还是疼。但那些疼是外面的。里面的东西，是暖的。

出院那天，大夫嘱咐他：适当做一些双肩的运动，或者力所能及的家务，让受伤的锁骨恢复得更好，不至于僵化。

他回到家，站在客厅里，看了看那面空白的墙。家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一张旧桌子，几把椅子，孩子们睡的那间屋里的床是拼起来的。阳台上堆着些杂物。

他跟朱琳商量，说想做点什么。朱琳说，你胳膊还没好利索呢。他说，大夫说的，要做运动。朱琳看着他，想了想，说：“那你想做什么？”

他说：“做一对沙发吧。”

那时候，下乡返城的知青里兴起了打家具的热潮。街上有人用三轮车拉着木板和刨子，走街串巷地给人做柜子、做桌椅。李鹏在供电局里听年轻人聊过这些，有人还拿了本做家具的书来。他想，做一对简易沙发，既能练胳膊，家里来客人也有地方坐。

小鹏上街买了一本书回来。书上没有完整的图纸，但每个部件都标着尺寸，按比例画的。李鹏把那本书翻了两遍，然后拿出铅笔和尺子，在纸上放了大样，把每个部件都描下来。他在丰满发电厂画过图纸，在阜新发电厂画过图纸，在那些深山峡谷里建电站的时候，他画过的图纸摞起来比人还高。

司机刘继宗帮他们买了一些木工工具。刨子、凿子、锯子、墨斗，还有几把不同型号的螺丝刀。刘继宗是个老司机，跟了李鹏好几年了。他不问李鹏为什么要自己做沙发，只是把东西买齐了，放在阳台上。

材料不多。他们把家里的一把旧椅子拆了，又从李鹏母亲赵君陶那里找了几张木板。刘继宗上街买了两块水曲柳板。水曲柳是好木头，纹理好看，结实。刘继宗说，做沙发用不着这么好的。李鹏说，就用这个。

做沙发的那些天，家里很热闹。

小鹏是主力。这个孩子从小就手巧，在丰满的时候，他能用木头削出小汽车，用铁皮做小轮船。现在他十八岁了，个子比他爹还高，做起木工来有模有样。榫的制作最费力，要按照图纸的结合点，分毫不差地凿出来。小鹏做得满头是汗，木屑沾在脸上，他也不擦。

小勇是帮手。他比小鹏小几岁，力气没哥哥大，但跑腿的事都是他干。拿螺丝、递工具、扫木屑，干得挺起劲。有时候他把榫头敲歪了，小鹏说他一顿，他就憨憨地笑，说“下次注意”。

李鹏负责指挥，也亲自动手。他的右肩还没完全好，使不上全力，但他用左手扶着木料，右手拿刨子，一下一下地推。刨花卷起来，落在地上，打着旋儿，像白绸子一样。他推一会儿，歇一会儿，活动活动右肩。朱琳在旁边看着，有时候过来把地上的刨花扫成一堆，有时候端一杯水放在他手边。

小琳不在家。她在外面住校。周末回来的时候，她看见阳台上的半成品，说：“爸，你行不行啊？”李鹏说：“你等着看。”

做扶手的时候，小鹏专门回到帽儿胡同奶奶赵君陶家，找邻居张树民请教。张树民是个老木匠，做了一辈子家具。他教小鹏用砂纸打磨，先用粗砂纸，再用细砂纸，一遍一遍地磨，磨到木头摸上去像绸子一样滑。然后上清漆，刷一层，等干了，再刷一层。

小鹏回来照着做。那对扶手在他手里慢慢亮起来，水曲柳的纹路清清楚楚，像水波一样。

沙发的主要部件都做出来了。他们用了一床旧被子做坐垫和靠背，又去布店买了一块厚布做外面料。朱琳缝的，针脚又密又齐。她做翻译的时候手巧，做针线活也巧。

半个月后，第一对简易沙发完成了。

摆在客厅里的时候，全家人都围过来看。小鹏坐上去试了试，说：“还行。”小勇也坐上去，晃了晃，说：“挺结实。”朱琳站在旁边，看着李鹏。李鹏没有说话，他也坐上去，往后靠了靠。右肩碰到靠背的时候，有一点点疼，但很快就过去了。

那是他们家来北京之后的第一对沙发。以前来客人，都是坐硬椅子。现在有了沙发，客人来了可以坐得舒服些。

他看着那对沙发，看着水曲柳扶手上清漆的光泽，看着朱琳缝的布面，看着两个儿子脸上的汗和笑。他想起很多年前，在延安，他坐在窑洞前面的石头上，看着远处光秃秃的山。那时候他十几岁，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有人跟他说，你父亲是革命烈士，你要继承他的遗志。他点了点头，但心里并不真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他快五十岁了。他做了一对沙发。

他又看了看剩下的材料。他说：“还够再做一对。”

朱琳笑了。她说：“你还做上瘾了？”

他说：“多做一对，来人多了也有地方坐。”

小鹏和小勇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叹了口气。但他们的眼睛里是亮的。

第二对沙发开工了。这一次，小鹏的手艺更熟了，榫凿得更准。小勇也不再敲歪了。李鹏推刨子的时候，右肩的活动范围比之前大了些。他感觉锁骨那里松动了，不像刚开始那么僵硬。

做完第二对沙发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院子里那棵树上的叶子落了满地，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朱琳说要把沙发搬到阳台上，晒晒太阳。李鹏说好。他们一人抬一头，把沙发搬到阳台上。阳光照在扶手上，那层清漆亮晶晶的。

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楼下的街。有人在走路，有人在骑车。他想起那个叫张建国的小伙子。不知道他爹的肺气肿好点了没有。不知道他后座上的东西绑牢了没有。

他想起那天晚上，路灯亮着，他过马路，然后听见刹车的声音。他摔下去的时候，后脑勺磕到路沿，眼前黑了一下。

如果他当时多看一眼，如果那个小伙子骑得慢一点，如果那条路上的路灯再亮一些——这些“如果”都没有意义。事情发生了，然后过去了。

但有一件事他做了。他在病床上看着那个低着头的年轻人，看着他通红的眼眶和磨毛了的衬衫领子，他看见了一个害怕做错事的人。他看见了那个害怕背后藏着的、比害怕更深的东西。

那种东西，他认识。他三岁的时候，父亲被国民党杀害。他十岁的时候，从夏娘娘那里知道了父亲临刑前写的那封信。信上说：“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他很多年都在想那封信。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知道自己要死了，想的不是自己，是妻子和孩子。

那种东西，是责任。

那个年轻人骑车带东西，是给厂里办事。他赶得急，是怕误了事。他做错了什么？他做错了一件事——他撞了人。但他做那件事的原因，不是坏，是急。是怕对不起厂里，怕丢了工作，怕家里的爹娘断了药。

这样的人，你让他赔医药费，他砸锅卖铁也会赔。然后呢？他那个家就塌了。

李鹏坐在自己做的沙发上，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想，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决定。他只是做了一个选择，让一个年轻人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李硕勋在被捕之后，面对的是审讯、拷打、死亡。他没有低头。他在遗书里写“死后勿为我过悲”，那是他留给妻子的最后一句话。

他李鹏没有遇到过那样的生死关头。他遇到的是，一个人骑车撞了他，然后来道歉。他在那个道歉的年轻人面前，说了一句“我有主要责任”。

这就是他能做的。在那些宏大的、壮烈的、需要付出生命的事情之外，还有一些很小的事情。小到像一粒沙子，像一片刨花，像水曲柳扶手上的一道清漆光泽。

但那些小事里，也有一样的东西。

阳台上的风有点凉了。朱琳出来，把一件外套披在他肩上。她说：“进屋吧，别着凉了。”

他站起来。右肩的活动比之前好了很多。大夫说得对，做家务确实促进恢复。他做了一对沙发，又做了一对，右肩的锁骨没有僵化。

他走进屋，朱琳跟在他后面。客厅里，两对沙发并排放着，一对靠着那面空白的墙，一对放在窗边。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布面上。那块厚布是深灰色的，朱琳缝的，针脚很密。

他坐下来，拿起桌上的报纸。朱琳去厨房烧水。水壶在炉子上发出轻微的响。窗外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一切都很平常。

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不是谁跪下来道歉，不是谁赔偿多少钱，不是谁被追究责任。他想要的，是这些平常的声音。水壶在响，孩子在喊，汽车开过去，风从阳台吹进来，吹动沙发上那块灰布的一角。

他低下头，继续看报纸。

朱琳端着一杯热水出来，放在他手边。他抬头看了她一眼。她对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像很多年前在丰满的那个晚上，她穿着紫红色套装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的那个笑。

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水是温的。

那两对沙发在客厅里摆了很多年。

1978年，李鹏调到电力工业部工作。搬家的时候，朱琳问他要不要带走。他说，带。新房子比新壁街的宽敞一些，但那对水曲柳扶手的沙发放在客厅里，还是不显得小。来人坐上去，都说舒服。小鹏做的榫，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松动的。

小鹏那时候已经下乡回来了。他在北京供电局当工人，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早出晚归。有一回李鹏问他，还记不记得做沙发的那些事。小鹏想了想，说记得，说那个榫最难弄，凿歪了一个，整个扶手就废了。李鹏说，你凿歪了几个？小鹏笑了，说，两个。没敢跟你说。

李鹏也笑了。他看着儿子，这个孩子已经比他高了，肩膀宽了，手上有了茧子。他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口。

有些话，他知道儿子懂。

1980年代初，朱琳从外事处调到了新成立的核电部门。中国要搞核电，大亚湾在选址，秦山在筹备。她学俄语出身，后来自修的英语派上了用场。那些年她出差很多，有时候一走就是半个月。李鹏在电力部，事情也多。两个人常常是一个前脚进门，一个后脚出门。

但他们有一个习惯，只要都在北京，晚饭一定要一起吃。饭桌上不说工作，说孩子。小琳在部队，小勇在读书，小鹏在供电局。朱琳说小勇最近数学考得不好，李鹏说回头他看看。朱琳说你看看可以，别骂他。李鹏说我不骂。

他确实没骂过孩子。小勇小时候把榫头敲歪了，他说的是“下次注意”。小鹏做沙发凿废了木头，他也没有说过重话。朱琳有时候觉得他对孩子太松了，他说，孩子不是骂出来的。

这话，是他母亲赵君陶教他的。

赵君陶晚年住在北京，李鹏常去看她。老太太那时候已经不怎么出门了，在屋里练书法，写“赵”体字，一笔一划，像她这个人一样，端正、沉静。她给孙子孙女们写过几篇赠言，字不多，但每一句都有分量。

1960年的那个冬天，李鹏从吉林赶到青岛去看她，她跟他说，要以宽广的胸怀对待批评，既要坚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训。那时候他刚在反右倾里受了批判，心里憋着一口气。母亲的话让他把那口气咽下去了。

他后来跟朱琳说，母亲这辈子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怎么做事，是怎么做人。是那种在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还能想到别人的难处。

就像1974年，那个叫张建国的年轻人站在他病床前，低着头，眼眶通红。他看见的不是一个肇事者，是一个害怕做错事的人。

那种东西，赵君陶传给了他。他又传给了孩子们。

赵君陶是1985年走的。

走之前，她嘱咐李鹏和朱琳，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琼州海峡的那一边，是海南岛。1931年，李硕勋在海口就义。五十四年了，她终于要去陪他了。

李鹏和朱琳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被安放在海口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

那一年李鹏五十七岁。站在父亲的纪念亭前，他想起母亲床头一直摆着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一个端庄温柔，一个刚强坚毅，坐在上海大学校园的椅子上，那是1925年，他们最好的年纪。

母亲在很多年里，每天面对那张照片静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她从来不说她在想什么。但李鹏知道。

她想的，是那个二十八岁就死去的人。是那封从海南寄到香港、几经周折才到她手里的遗书。是上面那些字：“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

她把那个“吾儿”养大了。送他去延安，送他去苏联，看着他娶妻生子，看着他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她做完了李硕勋嘱托她做的事。

李鹏站在纪念亭前，没有说话。朱琳站在他旁边，也没有说话。

风从琼州海峡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味。

1994年，李鹏和朱琳去了一趟四川高县。

那是他父亲的出生地。庆符镇东门街，一座老宅。镇上的干部带他们看，一间一间地介绍。李鹏走在前面，听得很仔细。他伸手摸了摸父亲曾睡过的床，摸了一下那张老木桌的边缘。

那张桌子很旧了，木头已经发黑，边角磨圆了。他站在桌前站了一会儿。朱琳在旁边看着他，没有催他。

他想起母亲说过的话。1932年，父亲牺牲后一年，母亲带着四岁的他，从上海辗转回到这里。成都、宜宾、庆符，一路逃难，一路躲避。她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带着一个孩子，在白色恐怖里东躲西藏，跟组织失去了联系。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只是做她该做的事。养大儿子，等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

李鹏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母亲，写了很多。他说她“是一位不寻常的母亲”。说她“党的忠诚战士”。说她“含辛茹苦，饱经磨难”。这些词都很准确，但他觉得还不够。

有些东西，是写不出来的。

2000年之后，李鹏退休了。

他写回忆录。从1928年写到1983年，四十八万字，一百三十多张照片。他在前言里说，还准备继续写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但后来没有写成。

他写的最多的，是朱琳。写他们相识的那个元旦之夜，她穿着紫红色套装，梳着两条辫子，从第二排走出来。写她念那些专业术语时准确的重音。写她在宣武医院给他炖鸡汤，坐三次车提过来，汤还是温的。

他写小鹏出生的时候，朱琳在协和医院早产难产，羊水破了，林巧稚问赵君陶“保大人还是保小孩”。赵君陶说：“大人也要，孩子也要。”林大夫说：“那好，我尽力而为吧。”

他写这些事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字迹很工整，像他做图纸时那样，一笔一划。

朱琳有时候坐在他旁边，看他写字。她说，你写这些干什么。他说，留个记录。

她没有再问。她知道他为什么要写。

那些年，他们一起走过。从丰满到北京，从新壁街到西单，从年轻到老。中间有车祸，有批斗，有分离，有团聚。有那些不能说的夜晚，有那些说了也没人信的白天。

她陪着他。他也陪着她。

客厅里那两对沙发还在。扶手的水曲柳木，清漆的光泽淡了一些，但纹路还是清清楚楚的，像水波一样。坐垫换过几回，布也换过。朱琳说，要不要重新做一对。李鹏说，不用，这个还能坐。

他坐在沙发上，有时候会想起1974年那个秋天。想起刨花卷起来落在地上的样子，想起小鹏满头大汗凿榫的样子，想起小勇把榫头敲歪了之后憨笑的样子。

想起那个叫张建国的年轻人，站在病房门口，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

他不知道张建国后来怎么样了。也许还在第一机床厂，也许调走了，也许下了岗。他不知道。

但他记得那个年轻人鞠躬时弯下去的腰，记得他擦不干净的眼泪。

他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后来有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这件事。如果有，他会怎么讲？

也许会讲：很多年前，我骑车撞了一个人。那个人躺在医院里，我去道歉。他没有骂我，没有让我赔钱。他说，他有主要责任。

也许会讲：那个人是个大官。但他说话的时候，不像个大官。

也许会讲：他让我回去好好上班。他让我注意安全。

这些就够了。

李鹏坐在沙发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对水曲柳扶手上。扶手已经旧了，但摸上去还是很滑，像绸子一样。那是小鹏当年用砂纸一遍一遍磨出来的。粗砂纸，细砂纸，一遍一遍。

他伸手摸了摸扶手。木头是温的。

李鹏后来没有再写1974年之后的回忆录。

他写完了1928年到1983年，四十八万字，一百三十多张照片。书出版的时候是2014年，他已经八十六岁了。出版社的编辑问他要不要再写续集，他摆了摆手，说，够了。

朱琳说，他是写不动了。

那些年，他每天坐在书桌前，一笔一划地写。写他在延安的时候怎么用炭灰和盐刷牙，写他在苏联的时候怎么在图书馆里翻那些电力工程的俄文原著，写他在丰满的时候怎么在松花江边散步。写朱琳穿着紫红色套装从第二排走出来，写她在协和医院难产的时候母亲赵君陶说的那句“大人也要，孩子也要”。

他写得很慢。有时候一整天只写几百个字。朱琳给他倒水，他不喝，水凉了再换一杯。他写累了就站起来，走到客厅里，在那对沙发上坐一会儿。

扶手的水曲柳木摸上去还是滑的。清漆的光泽比刚做好的时候淡了许多，但纹路还在，一道一道的，像水波。他摸着那些纹路，指尖从扶手的一端滑到另一端。那是小鹏磨的。粗砂纸磨一遍，细砂纸磨一遍，一遍一遍。

小鹏那时候十八岁。现在小鹏也六十多了。

小琳有时候回来，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发呆，就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没想什么。小琳不信，但也不追问。她从小就知道，她爸的“没想什么”，有时候是真的没想什么，有时候是想了太多。

她后来在采访里说，她在父亲身上学到的是“对理想、对信念的坚定和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在母亲身上学到的是“慈悲、善良和关爱”。

她不知道的是，她说的那些东西，有一部分是在1974年那个秋天，在一对水曲柳扶手的沙发上，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李鹏最后一次坐在那对沙发上的时候，已经很老了。

他坐下去的时候很慢，朱琳在旁边扶着他。他的右肩还是不太好，阴天下雨的时候会酸。大夫说是旧伤，四十多年了，骨头长好了，但软骨磨得差不多了。他说，没事，不碍事。

他靠在沙发背上，看着对面那面墙。墙上挂着一幅字，是赵君陶写的。母亲的字，端正沉静，一笔一划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她练了很多年的“赵”体，但写出来还是像她这个人，不张扬，不潦草。

他想起母亲晚年的时候，坐在那张老照片前面，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问她看什么，她不说话。他知道她在看什么。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一个端庄温柔，一个刚强坚毅，坐在上海大学校园的椅子上。那是1925年。

母亲坐了很多年。每天都是那张照片，每天都是那几个小时，每天都不说话。

她走的时候是1985年。骨灰撒在琼州海峡。海峡的那一边是海南岛。1931年，李硕勋在海口就义。五十四年了，她终于去陪他了。

李鹏闭上眼睛。沙发的坐垫还是软的，朱琳换过好几回了。外面的布也换过。但那两根水曲柳扶手没有换过。小鹏当年磨出来的光泽，一年一年地淡下去，但没有消失。

朱琳坐在他旁边，拿起一块毯子盖在他腿上。她没说话。她也不用说话。

她坐在他旁边，手放在他的手背上。她的手也是凉的，和很多年前在宣武医院病床边握着他的那只手一样。

他睁开眼，看了她一眼。

她没有变。头发白了，脸上有皱纹了。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和1957年元旦之夜，在东关宾馆的舞会上，从第二排走出来的时候一样亮。

他想起那个晚上。他跑过去先跟她握手，然后才跟苏联专家握手。她在车上跟女翻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女翻译说，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他后来跟她说起这件事，她笑了。她说，我当时真觉得你不礼貌。他说，我急着跟你握手。她说，你急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急什么。

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以后会有宣武医院的那张病床，不知道会有那对水曲柳扶手的沙发，不知道会有1974年那个秋天，一个叫张建国的年轻人站在病房门口，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

他也不知道，他说的那句“我有主要责任”，会在很多年后被写进书里，被很多人读到。读到的人会想，一个被撞的人，为什么说自己有主要责任。

他想的是，那个年轻人的爹有肺气肿。那个年轻人一个月挣三十几块钱。那个年轻人害怕。

他坐在沙发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水曲柳扶手上。扶手是温的。阳光是暖的。

一切都很平常。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

朱琳的手还放在他的手背上。她轻轻拍了拍，说：“困了就睡一会儿。”

他没有回答。他听着窗外的声音。远处有汽车开过，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楼下有人说话，听不清在说什么。风从阳台吹进来，吹动窗帘的一角。

他睡着了。

张建国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李鹏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后来过得怎么样。那个年轻人像一粒沙子，落进1974年秋天的那条街上，风一吹，就不见了。

但李鹏有时候会想起他。想起他站在病房门口的样子，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白衬衫的领子磨出了毛边。想起他鞠躬时弯下去的腰，头几乎碰到床沿。想起他擦眼泪时手背蹭过脸颊的动作，笨拙的，像小勇小时候做错了事又不敢说。

李鹏想，那个年轻人后来大概也做了父亲。他会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讲这件事？也许会讲，也许不会。有些事，放在心里一辈子，说不出口。不是因为羞耻，是因为太重了。重到说出来就轻了，轻了就不对了。

1994年冬天，李鹏带着朱琳回了一趟四川高县。

那是他父亲的出生地。庆符镇东门街，一座老宅。镇上的干部带他们一间一间地看。李鹏走在前面，听得很仔细。他伸手摸了摸父亲曾睡过的床，那张老木桌的边缘，木头已经发黑，边角磨圆了。

他站在桌前站了一会儿。

父亲在这张桌前坐过。也许是读书，也许是写字。那时候父亲还是个少年，不知道以后会去上海，会参加南昌起义，会到海南，会在二十八岁那年被抬到刑场上。

朱琳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话。她知道他在想什么。她嫁给他三十多年了，听过他讲那些事，但每次他沉默的时候，她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接。有些沉默是不需要接的。

他走出故居的时候，街上站满了人。乡亲们围过来，喊他的名字。他跟他们握手，问收成，问家里人好不好。有人哭了，有人笑。他走了一路，握了一路。

他想起母亲。

赵君陶是1985年走的。走之前嘱咐他和朱琳，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琼州海峡的那一边，是海南岛。1931年，父亲在海口就义。五十四年了，她终于要去陪他了。

母亲晚年住在北京，他常去看她。老太太那时候已经不怎么出门了，在屋里练书法，写“赵”体字，一笔一划，像她这个人一样端正、沉静。她给孙子孙女们写过几篇赠言，字不多，但每一句都有分量。

他记得1960年的那个冬天。他在反右倾里受了批判，心里憋着一口气。母亲把他叫到青岛，跟他说了一句话：“要以宽广的胸怀对待批评，既要坚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训。”

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母亲这辈子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怎么做事，是怎么做人。是那种在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还能想到别人的难处。

就像1974年，那个年轻人站在他病床前，低着头，眼眶通红。他看见的不是一个肇事者，是一个害怕做错事的人。

那种东西，赵君陶传给了他。他又传给了孩子们。

小鹏和小勇现在都大了。小鹏在电力系统做事，小勇也成了家。他们有时候回来看他，坐在客厅里那两对沙发上。沙发旧了，扶手的水曲柳木，清漆的光泽淡了，但纹路还是清清楚楚的，像水波一样。

小鹏有一回说，爸，这沙发还能坐啊。李鹏说，能坐。小鹏说，我给你换一对新的吧。李鹏说，不用。

小鹏没有再坚持。他看着那对扶手，大概想起了什么。他二十岁那年，凿榫凿歪了两个，没敢跟爹说。后来那对沙发做成了，他坐上去试了试，说“还行”。

那个“还行”，李鹏记了很多年。

小琳在部队，后来转业了，也成了家。她回来的时候喜欢坐在窗边那对沙发上，说光线好。她像她妈，个子高，坐下去的时候要先撩一下头发。朱琳在旁边看着，有时候会说，你坐没坐相。小琳就笑，说妈，我都多大了。

朱琳也笑。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路，像水曲柳扶手上的清漆，年岁久了，光泽淡了，但纹路深了。

李鹏坐在沙发上，看着她们。窗外有风，吹动阳台上那盆兰花。兰花是朱琳养的，素心兰，开的时候满屋生香。

他想起马佩璋。那是别人的故事，但他听过。白崇禧的妻子，在台湾，1962年走的。走之前说“别送了”。白崇禧没听懂，撑了四年，死在了台北。

他想，有些话，是说给活着的人听的。听懂了，就松了。听不懂，就撑着，撑到撑不住为止。

他听懂了吗？

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1974年那个秋天，他躺在宣武医院的病床上，看着那个低着头的年轻人，他说“我有主要责任”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松了一下。很轻的一下，像锁骨里咔嗒一声，骨头对上了位置。

后来他做了一对沙发。又做了一对。他坐在上面，看报纸，喝茶，看朱琳在厨房里忙，看孩子们进进出出。

那些都是很小的事。

但那些小事连在一起，就是一辈子。

他拿起桌上的报纸，翻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对旧沙发上。扶手还是温的。

就像1974年的那个秋天，刨花卷起来落在地上，打着旋儿，像白绸子一样。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