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她是在镇卫生院二楼那间产房里说的那句话，声音不大，门口站着的三个人都听见了。
“不生了，谁再让我生，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那年她四十五岁，刚生完第三个女儿，孩子落地是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护士把裹着旧棉布的小娃抱出来，她婆婆看了一眼，扭头就往楼梯口走，脚上那双黑布鞋在水泥地上蹭得吱吱响。她公公蹲在走廊尽头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在地上摁了七个。她老公老周站在产房门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谁也没看，就盯着自己那双沾了泥的解放鞋。
我是她家隔着一道墙的邻居，那天是我用三轮车把她从村里拉到镇卫生院的。
路上她一直没吭声，手抓着车斗边沿，指头节发白。到了卫生院门口，她才说了一句：“嫂子，我肚子疼得跟以前不一样。”
她叫刘桂芬，嫁到我们村二十二年了。
老周家在我们村不算穷，但也谈不上富。三间平房，一个院子，院里种着一棵柿子树，树底下拴着一条黄狗。老周在镇上一家做水泥管的厂子干活，一个月拿回来三千出头。刘桂芬在家种地，喂鸡，伺候老人，带两个闺女。
大闺女叫周敏，那年十九，在城里一个超市当收银员。二闺女叫周静，十六，念到初二就不念了，在镇上一个小饭馆端盘子。
村里人都知道老周家想要个儿子。
头一个生的是闺女，婆婆说没事，下一胎准是小子。第二个又是闺女，婆婆脸就沉了，月子里头没给刘桂芬煮过一个鸡蛋。老周那阵子天天晚上喝酒，喝完了就在院子里骂那条黄狗，骂得狗都不敢叫。
后来就逼着生第三个。
刘桂芬不愿意，她那时候已经四十出头，身上毛病不少，血压高，腰也不行了。有一回在院子里晒玉米，站起来眼前一黑，差点栽到台阶底下。
可老周说：“你要是不生，我在村里抬不起头。”
婆婆说得更直白：“没儿子，死了连个摔盆的都没有。”
摔盆是我们这边的老规矩，老人走了，得儿子在灵前摔个瓦盆。没儿子的，就得侄子来摔，那意思就是这家绝了后。
刘桂芬被这话压了两年。
中间她怀过一回，不到两个月就掉了。那天她在地里掰玉米，蹲下去就没站起来，裤子上全是血。老周用板车把她拉回来，路过我家门口，我看见她脸色跟纸一样，嘴唇上咬出一排牙印。
掉了以后，婆婆说是她身子不争气。
隔了一年多，她又怀上了。
这一次她谁也没告诉，自己偷偷去镇上的诊所查过两回，人家说是闺女。她回来没吱声，照样做饭喂鸡，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我有一回在井台上洗衣服，问她：“桂芬，你这回感觉咋样？”
她说：“嫂子，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拧着一件老周的蓝布褂子，水顺着她手腕往下淌，滴在脚面上。
生那天是腊月十九，天冷得井口都结了冰碴子。
我把她送到卫生院，大夫一查就说赶紧进产房。老周是后来才到的，他婆婆公公也跟着来了，一家人站在走廊里，谁也不说话。
孩子生下来，护士说是闺女。
婆婆转身就走。公公抽了七根烟。老周站在那儿，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刘桂芬从产房出来的时候，脸色发青，嘴唇干得起了皮。她看了老周一眼，老周没看她。
回了家，月子里没人管她。
老周照样去厂里上班，回来就钻进西屋看电视。婆婆说身上不舒服，在自己屋里躺着。刘桂芬自己起来烧水，自己给孩子换尿布，自己煮了一锅小米粥，煮好了又倒掉，说没胃口。
我去看过她两回。
头一回，她正坐在炕沿上给孩子喂奶，窗台上放着半碗凉了的红糖水，上面结了一层薄皮。她大闺女周敏从城里回来了，在灶上热饭，锅里是白菜炖粉条，一点油星都看不见。
第二回，我看见她枕头底下压着一本旧黄历，翻到腊月那一页，上面用圆珠笔画了个圈，旁边写了三个字，我没看清。
孩子满月那天，老周家没办酒。
村里人开始议论，说老周家这是要绝户了，三个闺女，将来都是别人家的人。有人当着刘桂芬的面说：“桂芬啊，你还得再拼一个。”
刘桂芬没接话，抱着孩子进了屋，把门关上了。
出了月子没几天，她做了一件事。
她把老周叫到院子里，当着他爹他妈的面，说：“我去做了结扎。”
老周愣了。
婆婆从屋里冲出来，指着她鼻子骂：“你凭啥？你问过谁了？”
刘桂芬说：“我自己的肚子，我自己做主。”
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说老周家要断后了，说她对不起祖宗。
老周站在柿子树底下，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说出一句：“你咋这么狠？”
刘桂芬说：“我狠？我四十五了，生了三个，掉了一个，我腰都直不起来了。你说我狠？”
那天院子里围了不少人，墙头上趴着好几个看热闹的。老周脸上挂不住，抬手要打，被旁边人拉住了。
他甩了一句：“你等着。”
然后就走了，三天没回家。
这事在村里传开了。
有人说刘桂芬做得对，命是自己的，不能为了个儿子把命搭上。有人说她太绝，不跟男人商量就做主，换谁谁也受不了。还有人说，老周家这回是真完了，三个闺女，将来老了谁管。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自己的男人走得早，我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儿子现在在南方一个厂子里打工，一年回来一趟，电话都很少打。我有时候想，有儿子又咋样？没儿子又咋样？
可这话我不敢跟刘桂芬说。
后来我去镇上赶集，碰见卫生院那个给刘桂芬接生的大夫，姓陈，四十来岁，戴个眼镜。我问她刘桂芬做结扎的事，她说确实做了，签字的时候手抖得厉害，笔都握不住。
陈大夫说：“她问了我一句话，问我结扎了以后还能不能干活。我说能。她就签了。”
我听了没说话。
陈大夫又说：“其实她那个年纪，血压又高，再生一胎风险很大。网上有种说法，说女人过了四十，身体就像用旧了的机器，零件都松了。这话不是严格的结论，也没个准数，但搁她身上，确实是这个理。”
我点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刘桂芬枕头底下那本黄历。
过了些日子，老周回来了。
他没再提儿子的事，也没再跟刘桂芬吵。但他变了，变得不爱说话，下了班就喝酒，喝完了就在院子里坐着，看着那棵柿子树发呆。
有一回我听见他跟他妈说：“妈，算了，这就是我的命。”
他妈哭了，哭得很小声，我在墙这边都听见了。
刘桂芬呢，还是那样。
每天早起做饭，送老周出门，然后喂鸡，扫院子，带孩子。她给小闺女取了个名，叫周盼。盼啥，她没说。
周敏后来从城里回来了，在镇上找了个对象，是开货车的。周静也说了婆家，离我们村二十来里地。
两个闺女出嫁的时候，老周都喝了酒，喝得不少，但没闹。
去年冬天，刘桂芬来找我借簸箕。
她站在我家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红花棉袄，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指甲剪得整整齐齐，上面涂了一层透明的指甲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说：“你还有心思涂指甲？”
她说：“小闺女给涂的，她说妈你手太糙了。”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我借给她簸箕，她转身走的时候，我看见她后脑勺上有一小片白头发，在太阳底下亮得扎眼。
她家院子里的柿子树还在，黄狗早死了，又养了一条小黑狗。老周还在那个厂子里干活，听说最近腰也不行了，搬不动水泥管了。
刘桂芬还是每天早起，做饭，喂鸡，扫院子。
只是她再没怀过孕。
前些日子，村里有人办喜事，我去吃席，跟几个老姐妹坐一桌。有人说起来刘桂芬，说她命苦，三个闺女，将来老了没人管。也有人说她硬气，换了自己，未必敢去结扎。
我没搭话。
回家的路上，经过老周家门口，看见刘桂芬正蹲在院子里择韭菜，小闺女周盼在旁边写作业，本子摊在一个小板凳上。老周坐在门槛上，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不知道是茶还是酒。
他看见我，点了下头。
我也点了下头。
然后我就走了。
这事过去好几年了，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刘桂芬做得对不对。她没跟老周商量就去结扎，这事搁谁身上，谁心里能没个疙瘩？可她要是不去，再怀一个，再掉一个，或者再生一个闺女，她那条命还要不要了？
老周那句话说得到底算不算数，他后来到底是认了还是没认，我也没问过。
你们村里有没有这样的事？换作是你，当初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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