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立遗嘱那天,是个星期天。
律师念完,客厅里静了足足半分钟。我站在沙发后面,指甲掐进掌心里,五套房,市里拆迁分的,按人头算,我也有份。可奶奶把五本房产证全推到大伯面前,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大伯母当场就哭了,抱着奶奶胳膊说“妈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孝敬您”。我妈脸色铁青,拽着我从客厅出来,在楼道里把鞋跟跺得咚咚响:“走,这破家没什么好待的。”
我没走。我回头看了一眼,奶奶坐在堂屋的老藤椅上,眼睛闭着,手里转着一串木头珠子。那个位置以前是我爸常坐的,他走了七年,奶奶就再没换过椅子。
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爸肺癌走那年我十三岁,我妈要出去打工,把我往奶奶家一放就是五年。每天早上奶奶给我煮一个鸡蛋,她自己不吃,说胆固醇高。我后来才知道她不是胆固醇高,她是把鸡蛋省给我。高中三年晚自习回来,十点半,巷子口总有一盏灯,她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等,手上织毛衣,其实眼睛一直盯着巷口。
所以那五本房产证推到大伯面前的时候,我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不是钱的事。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
我没跟任何人吵。第二天收拾了一个箱子,买了张去上海的高铁票。我妈在电话里哭,说你别赌气,房子的事可以再谈。我说妈我没赌气,我就是想去外面看看。
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我把脸贴在玻璃上,想起奶奶最后一次给我煮鸡蛋,她把鸡蛋在碗沿磕了一下,手抖,蛋壳掉进锅里。她低头去捞,捞了半天没捞着,回头冲我笑,说老了,手不听使唤了。
上海比我想象中难。我在网上投了三十多份简历,最后进了一家做文创的小公司,行政岗,工资八千,扣掉房租水电,剩不了多少。公司不大,二十来号人,老板姓程,三十出头,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面试那天他问我为什么来上海,我说想换个活法。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就说下周一上班。
上班第三周,有天我加班到十点,办公室只剩我跟程远。他从办公室出来,看了我一眼,说:“太晚了,我送你。”我说不用,他说顺路。后来我才知道他住浦东,我住浦西,根本不通路。但他每周有三四天都“顺路”。
他对我好得有点刻意。天冷了给我办公桌上放个暖手宝,我感冒了他抽屉里正好有感冒药,我生日那天他“恰好”订了蛋糕说是公司团建。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是新人,多照顾是应该的。
我信了。或者说,我没多想。人在异乡,有个人对你好,你舍不得往复杂处想。
转折是上个月,老家邻居哥哥来上海出差。他叫陈默,比我大两岁,小时候住奶奶家隔壁,后来他家搬走了,但跟我一直有联系。我请他吃了顿火锅,吃到一半他说他跳槽了,新公司做文化投资,今天来上海见个客户。他随口问我在哪儿上班,我说了个公司名,他筷子停住了。
“你们老板叫什么?”
“程远。”
陈默脸色变了。他把筷子放下,盯着我:“是不是住城南槐树巷的程远?”
我愣了:“你怎么知道?他好像是那边的人,但没说过具体地址。”
陈默往后靠了靠,深吸一口气,然后拽住我的胳膊:“小月,你知道程远是谁吗?”
我摇头。
“你奶奶资助了他十年。从你爸去世那年开始,每个月从养老金里抠出五百块,寄到城南孤儿院。程远是孤儿,从初中到大学,学费都是你奶奶出的。这事你大伯都不知道,我是听我妈说的,我妈那时候在居委会,帮你奶奶填过汇款单。”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陈默还在说:“你奶奶不让人告诉你。她说你性子要强,知道了会多想。程远大学毕业那年去你家找过你奶奶,你奶奶没让他进门,就在门口说了几句话。程远后来去了上海,听说混得不错。你奶奶每年还给他写信,寄到你大伯那儿转交,你大伯都不知道信里写的什么。”
那顿火锅后来吃了什么我全忘了。我连夜回了出租屋,翻来覆去一整夜,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班。程远看见我,问怎么了,我说没睡好。
中午我推开他办公室的门。他正在看文件,抬头看我,笑了笑:“怎么了?”
“你认识我奶奶。”
他手里的笔停了。
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认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奶奶不让说。”他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你自己看。”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信,几十封,信封上是奶奶的字,歪歪扭扭的,她只念过三年书,写字像画符。我抽出一封拆开:
“程远,你小月妹妹今年中考,考了六百二,全县第三。她高兴得直蹦,我也高兴。你别告诉她我跟你写信,她脸皮薄。”
又一封:“程远,你小月妹妹去上海了。你要是碰见她,别跟她说这些。她心里怨我,我知道。可房子的事,我没法跟她说。你大伯那个性子,不给房子他会闹。你小月妹妹年轻,能闯。房子给了你大伯,你哥的病就有钱治了。你哥好了,以后能帮衬你小月妹妹。”
最后一封信,日期是三个月前:“程远,我身体不行了。你小月妹妹要是过得不好,你替奶奶拉她一把。奶奶这辈子没求过人,就求你这一回。”
盒子最底下是一张存折,奶奶的名字,存了十八万。从二十年前开始存,每个月存一点,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五百,最后一笔是三个月前,存了五千。存折的密码写在信封背面,是我的生日。
我蹲在地上,抱着那个铁盒子,哭得站不起来。
程远蹲下来,声音很轻:“奶奶跟我说过,房子是给外人看的,给你大伯,他面子上过得去。但这笔钱,是她给你存的嫁妆。她说你从小没爸,妈又不在身边,她怕你出嫁的时候没人给你撑腰。”
我哭了很久。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妈,问她堂哥的病。我妈沉默了半天,说:“你大伯家那个哥,前年查出来尿毒症。你奶奶把房子给大伯,是让他卖了给哥换肾。你奶奶说,五套房子换一条命,值。但她没让你知道,她说你知道了肯定要把自己那份让出来,你从小就这脾气。”
我挂掉电话,坐在程远办公室的地板上,窗外是上海的黄昏,楼下车流声一阵一阵。
我想起奶奶坐在巷口等我的那些晚上,想起她煮的鸡蛋,想起她每次给我塞零花钱都叠得整整齐齐。她把什么都算好了,算了大伯,算了堂哥,算了程远,算了我。她算了一辈子,唯独没算她自己。
程远递给我一张纸巾,说:“奶奶上个月给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她说,小月要是问起来,你就告诉她,奶奶不偏心。奶奶就是想把每个人都安排妥当。”
我擦了擦脸,站起来,把铁盒子抱在怀里。
“程远。”
“嗯。”
“明天我回趟老家。”
“我跟你一起去。”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办公室的灯白花花的,照得人眼睛发酸。
“你是我奶奶资助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故意说。
他笑了一下:“奶奶信里说了,让我照顾你。我答应了。”
我没再说话,抱着盒子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还站在窗边,夕阳落在他肩膀上,一片暖黄。
奶奶算了一辈子,她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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