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越狱连杀多人，戴笠暴怒追杀，牛子龙从军统杀手到革命战士

这世上最要命的杀手，往往不是最凶狠的那个，而是最能忍的那个。

1945年的西安死牢，一个关了快两年的“重犯”，用碎瓷片磨出的锥子，击毙多名看守，带着12个狱友消失了。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气得砸了茶杯。

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被军统恨之入骨的人，其实早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了。

牛子龙，1904年出生在河南郏县冢头镇拐河村一个农民家庭。乳名恒心，学名从云。

他这辈子改过好几次名字，改来改去，最后叫了牛子龙。

1925年，牛子龙考进洛阳简易师范，毕业后在樊钟秀的建国豫军里干过一段。

1930年樊军溃散，他回到郏县教书，也就在那段时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报国初心从未改变。

从那时候起，牛子龙就走了一条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路。他明面上是军统的人，暗地里心系民族救亡，潜伏在敌人心脏。

1938年2月，牛子龙被安排进军统豫站行动队。他先后担任组长、副队长、队长。在军统那几年，他干的事一点都不含糊——杀汉奸、除日伪，哪一样都没落下。

1939年末，他亲自带人潜入开封，把日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给击毙了。

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是1940年那件事。

当时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叫吉川贞佐，少将军衔。这个人不简单，他是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亲外甥。吉川到中国战场后，仅1939年下半年就指挥特务抓捕了国共两党数百人，其中120人被虐杀。中共和军统都把这笔账记在他头上。

戴笠授权军统河南站跟中共地下党合作，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吉川。

牛子龙接下了这个活。他没有自己动手，而是选了一个人——他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吴凤翔。

那段时间，吴凤翔在开封城里一步步接近吉川的心腹。他先是通过关系搭上了宪兵队队长权沈斋，送礼请客，说自己想“归顺日军，另谋出路”。一来二去，骗取了吉川的信任，拿到了进入山陕甘会馆的通行证。

1940年5月17日，吴凤翔带着人进了会馆。吉川贞佐当场被击毙，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几名日军高官。这一枪震动了整个华北。

吉川死后，牛子龙没有收手。

6月，他派人把继任吉川职务的皆川稚雄少将也杀了。7月，又在商丘陈家祠堂刺杀了日本顾问川岛和教官冈田。到了秋天，他干脆在汴新公路上放了一颗炸弹，炸死了日军宫奇少将以下一百多人。

一个在军统体制内的人，杀日本人杀到这个份上，按理说该被当成宝贝供着。但牛子龙跟军统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一条心。

1941年，军统河南站换了个新站长，叫崔方坪，作风强硬。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排查“内鬼”，很快就盯上了牛子龙。

理由其实很简单：牛子龙杀了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却从来没有杀过一个共产党的人。

崔方坪暗中给重庆发了密电，指认牛子龙是“延安细作”。

牛子龙察觉到自己暴露了。但他没有跑，而是做了一个更狠的决定。

他约崔方坪出来吃饭。酒桌上，牛子龙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给重庆发了电报？”崔方坪没有否认。牛子龙说：“那就除了他，省得再害别人。”

饭吃完，崔方坪就没了。

军统很快就查到了牛子龙头上。戴笠没有立刻动手，而是设了个局。他以“汇报工作、提拔重用”的名义，连发急电，把牛子龙调到西安。牛子龙知道这是鸿门宴，但他还是去了。

1944年底，牛子龙在郑州被军统特务逮捕，押进了西安冰窖巷看守所。

这个地方，军统内部管它叫“活地狱”。墙高沟深，守卫森严，进去的人从来没有活着出来的。牛子龙被戴上重镣，天天受审挨打，鞭子抽、灌辣椒水、烙铁烫肩胛骨，身上没一块好肉。审讯的人反复问他“共党在哪”，他只回一句话：“我不知道，我只杀日本人。”

但他心里清楚，等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从进监狱第一天起，牛子龙就开始做一件事——观察。

看守几点换班，巡逻的脚步节奏是什么样，哪个角落是视线盲区，他都一点一点记在脑子里。他主动申请去伙房干活，装得老实听话，慢慢让看守放松了警惕。

牢里没有武器，他就捡碎瓷片，一点一点磨，磨了好几个月，做成锋利的三棱刺。没有开锁工具，就用牙刷柄和铜丝自己做。同时，他暗中联络了12个狱友——大多是被冤枉的抗日志士和旧部。几个人约好，时机一到，一起动手。

1945年6月17日凌晨，机会来了。

那天夜里雷雨交加，一道闪电劈断了监狱的电线，整个死牢漆黑一片，看守们乱成一团。

牛子龙低喝一声“动手”，率先冲了出去。手里没有枪，只有一把劈柴斧头和磨了几个月的那根三棱刺。黑暗里，他专挑看守头目下手，出手极快，不给对方呼救和鸣枪的机会。

整场搏斗不到两个小时。多名看守被解决，他们夺下了手枪和牢门钥匙。牛子龙打开所有牢门，带着12个狱友趁夜色冲了出去。

一行人跑到了乱葬岗，躲在荆棘丛里等到天亮。他左手虎口在搏斗中被看守的骨头硌伤了，血一直往外渗，撕了囚衣布条缠上，数了数人数——12个，一个没少。

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戴笠正在外地视察。跟了他十几年的周养浩后来回忆，戴笠这辈子只气成那样两次：一次是汪精卫投敌，另一次就是牛子龙越狱。

戴笠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抓回牛子龙，所有在逃人员，一律击杀，不留活口。”

一时间，西安全城戒严，特务、宪兵、军警全员出动，关卡层层封锁。

但牛子龙太了解军统的搜捕套路了。他当年在军统内部学过的那些东西——排查方式、关卡布置、追踪节奏，现在全派上了用场。他带着一群带着伤、没有补给、没有退路的人，昼伏夜出，专走小路，绕开大路。每次都能提前判断追兵的方向，一次次躲过了天罗地网。

戴笠倾尽特务力量，始终没能抓到他。

回到河南郏县后，牛子龙没有隐姓埋名。他收拢了当地各路武装，拉起了一支队伍。1945年10月12日，他率200多名部下在汲县山彪镇起义，投奔太行军区。

起义那天，太行军区派了作战科长沈振山来接应。沈振山后来回忆，他见到牛子龙时，这个人的脸上混杂着硝烟和血迹，但眼睛亮得吓人。牛子龙对他说了一句话：“老子在西安蹲了大狱，越狱出来，又被国民党追得像条狗。原以为这二百多弟兄要交代在这山彪村了，没想到刘邓首长还记着我们。”

这支部队后来被改编为民主建国军豫北支队，牛子龙任支队司令。1947年7月，他重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九纵二十七旅八十团团长，随太岳兵团渡过黄河，开辟豫西根据地。

在豫西，当地土匪猖獗，牛子龙跟副政委张衍一起，赤手空拳进了匪巢，约见各股匪首，劝他们接受改编。兵不血刃，平息了24股土匪。

1948年秋，淮海战役打响。牛子龙奉命率地方武装赴周口，阻击国民党李弥、黄维兵团。他带着部队在周口一线配合华野、中野作战，完成了阻击任务。

1949年，他随大军渡江南下，任湖南衡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在剿匪战斗中，指挥所部打出了“七战七捷”的战绩。

建国后，牛子龙先后担任湖南军区参谋业务学校副校长、湘潭专署副专员、湖南省政协委员。1964年9月，他在长沙因肺病去世，走的时候刚好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