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1927年秋收起义后，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后来有了“朱毛会师”，这是人民军队早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如果没有井冈山时期的沉淀整合，中央红军很难发展壮大起来。井冈山根据地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无疑都非常关键。而在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前，井冈山原本也是存在武装力量的，早期领导人为王佐、袁文才。
此时王佐的名气，或许比袁文才更大。他俩都在当地领导过农民武装、组织暴动，后来进山成了“山大王”。其实王佐和袁文才是结义兄弟、私交极好，王佐也不算袁文才的上级。他俩各自领导160余人的队伍，实力相当互不隶属，但都在井冈山活动。王佐的队伍占据山顶区域，军事角度更重要一些，地位也相对更高；袁文才的武装驻扎井冈山北麓，这也是红军上山前，先找袁文才对接的直接原因。
经过红军、抗战、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新中国得以建立。而1955年全军授衔，非常看重将领们的早期履历，特别是建军和创建根据地方面的贡献。从这个角度讲，如果王佐和袁文才没有过早牺牲、并坚持到建国后，那作为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元老，军内地位应当是很高的。他俩若参加授衔，最有可能是什么级别呢？
首先袁文才的军衔，大概率会高于王佐。
一方面，他是当年接纳中央红军上山的主要对接人，袁文才又成功说服王佐，成就了红军历史上的重要根据地。如果红军1927年没能留在井冈山，也就谈不上他俩创建红色根据地的作用了，历史上的名号不会这么响亮。
另一方面，袁文才比王佐的综合素质更全面、也更显出将领的格局。袁文才在井冈山时期，担任红4军四个基干团长之一，领导井冈山本地武装改编的32团，王佐成了他手下的副团长，上下级关系已经十分明确。红4军是中央红军的精华，演化出红一军团，袁文才这个早期团长职务，含金量太高了。
并且袁文才很受组织器重，1929年还担任红4军参谋长。这时候的军参谋长，算是中央红军主力师级干部，是相当高的职级和早期履历了。
再有一点，早在红军上井冈山以前，袁文才已经于1926年11月入党了，王佐此时还不是党员，他于1928年入党。1926年袁文才在宁冈支部的领导下，投入宁冈暴动，还拉起一支农民自卫军，他的革命资历比王佐要老。第二年，两人一起参加了永新暴动。
相比起猛打猛冲的王佐，袁文才更接近战略型人才，再结合早期功劳，他的预期发展上限，显然要高一些。这一点从后期军史上对二人的称呼，也能看出端倪，他俩被称为“袁王”，袁文才的名字基本都列在王佐之前。
袁文才若坚持到全军授衔，评开国上将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按说作为井冈山元老、重要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是完全有资格竞争大将名额的，但当年秋收起义队伍是主动找上来、而非袁文才请上山的，其贡献还是要打一些折扣。
至于王佐，前面讲到他进入红军后的级别稍低于袁文才，所以作为井冈山本地武装的代表，55年很难同时出两名开国上将，有袁文才在，王佐被评为中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或许有人提出疑问，他俩都是井冈山元勋，但毕竟“出身绿林”，后续生涯未必发展顺利、取得成绩，会获得这么高的军衔？
从出身角度质疑人的能力和素质，这个看法未免有失公允。当年的红军官兵，有几个不是穷苦出身？或者说有几个接受过科班军事教育呢？退一步讲，即便后续战争进程中他俩的上限不高，也完全可能在地步军区或二线部门担任较高职务、军衔也不会低，类似的例子真不少。尤其“袁王”在世时，伟人始终很重视、信任他们，多年之后也经常为之惋惜。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西藏和62年反击作战中立下大功的张国华，正是当年“袁王”井冈山32团留下来的优秀代表，1955年被评为中将。那作为早期地位高于张国华的老首长“袁王”，活下来成为高级将领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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