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男人们，都准备好在家里伺候好老婆，做家庭主夫了吗？

2026年9月23日，马德拉斯高等法院马杜赖法庭的一份离婚判决，让两位法官的名字出现在了印度各大媒体的头条上。据News18等媒体的报道，法官G·R·斯瓦米纳坦和M·D·苏玛蒂在裁决一对医生夫妇的离婚案时写道：“如果有家庭主妇，就可以有家庭主夫。让这成为一种新常态。”

这句话本身不难理解。法院想说的是，“家庭管理者”这个词从来就是中性的，没道理只跟女性画等号。这个逻辑没问题，甚至可以说相当体面。但问题在于，当这句话从马德拉斯高等法院的判决书里走出来，落进印度社会的土壤里，它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

这个现实里，NCRB的数据显示2024年印度登记了29,536起强奸案，平均每天超过80起，超过20万起强奸案积压在法院里等待审判。一个连女性走出家门的基本安全都尚未解决的社会，法庭上在讨论让男人回家当主夫——这个反差本身就很值得玩味。

先回到案件本身。这对夫妇2011年在本地治里的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时结婚，大儿子2012年出生。之后丈夫决定继续深造，攻读心脏病学，妻子带着孩子住到特尼的父母家，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丈夫每月去看他们一次。这个安排持续了好几年。2016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丈夫读完了心脏病学，又接着读介入心脏病学的专科资格。

那几年里，丈夫对家里的安排没有表达过任何不满。2020年疫情暴发后，他搬到岳父母家住，一家人总算团聚了，日子看起来也还过得去。但等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就想搬出去，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妻子不同意。

她在父母家住了那么多年，孩子有外公外婆帮忙照看，工作也稳定，搬走意味着一切推倒重来。吵架升级到动手，妻子到家庭法院要求恢复夫妻同居权利，丈夫要求离婚，理由是精神虐待。家庭法院把双方的请求都驳回了，两个人分别上诉到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的法官把双方叫到法庭上当面了解情况，发现这段婚姻已经没救了。判决书里有一句话写得很不客气：丈夫在读书的时候对家里的安排一点意见都没有，“一旦他成长为成功的专业人士，男性自尊心就以全部的‘荣耀’展现出来了”。

法院还比较了两个人的职业轨迹：丈夫可以专心提升专业技能，妻子的能力却因为要照顾家庭和孩子而受限。如果丈夫能承认妻子在抚养两个孩子、维持家庭方面的付出，那才公平。但丈夫中途改变主意的时候，妻子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法院的观察不是凭空来的。印度统计与计划实施部的定期劳动力调查显示，15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2025年达到了40%，比2017-18年的23.3%有了显著提升。

越来越多的印度女性在职场上站稳了脚跟，但家里的分工并没有跟着变。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53%的印度女性完全投入家务劳动，而男性中这个比例只有1.1%。法院说婚姻对职业女性来说不一定是个“双赢”的事，这个判断站得住脚。

但法院开的药方，恐怕比病本身还难咽下去。2024年发表在《国际妇女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访问了印度的未婚男女。结果是这样的：97%的男性受访者不愿意当家庭主夫，86%的女性受访者不愿意嫁给这样的人。男性给出的理由包括“性别角色社会化”“丢面子”和“关系中的权力失衡”。女性除了这些，还加上了“经济压力太大”和“就是喜欢有事业心的男人”。

Ipsos在2024年进行的全球态度调查中，62%的印度城市受访者认为在家带孩子的男人“不够男人”，这个比例比2019年的39%上升了不少。也就是说，嘴上都同意父母应该平等分担育儿责任，但真到了自己头上，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并不令人意外。让男人在家当主夫伺候老婆，别说在印度，在中国恐怕很多男人也会觉得这是耻辱。这不是替谁开脱，而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性别角色的转变，从来不是靠一纸判决就能完成的。法院可以说“家庭管理者是中性的”，但社会不会因为法院说了就改。

一个在比哈尔邦做家庭主夫的阿尼尔·杜贝，辞了工作在家做家务让妻子继续上班，被媒体当作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样本报道。另一位同样来自比哈尔邦的机械工程师阿米特·库马尔·杜贝，十年前辞掉工作成为家庭主夫，支持在银行工作的妻子发展事业。

宝莱坞演员阿比纳夫·舒克拉在妻子鲁比娜·迪拉伊克忙于拍摄时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鲁比娜公开表示丈夫把家庭放在个人面子之上。

这些故事很动人，但每一个都被当作“新闻”来讲述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它们仍然是例外，而非常态。

马德拉斯高等法院的判决还涉及一个法律细节。法院免除了《印度教婚姻法》第13B条第2款规定的六个月离婚冷静期。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此前已有判例认定，这个等待期是指导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如果双方已经分居超过一年且和好无望，法院可以免除。丈夫最终同意向妻子支付1500万卢比，并为两个儿子各存500万卢比，总计2500万卢比。

这笔钱在法律上是对妻子多年付出的某种补偿。但补偿终究是补偿，它无法改变一个更大的事实：在印度，一个女性即使有学历、有工作，仍然要面对来自家庭、社会和安全层面的多重压力。

法院承认了家庭主妇的工作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最高法院此前在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还为家庭主妇的工作定过每月30000卢比的参考标准——但承认价值和改变现实之间，隔着的是整个社会结构。

但在一个强奸案定罪率只有24.4%的国家，在一个大多数人仍然认为男人在家带孩子“不够男人”的社会，谈论家庭主夫的“新常态”，多少有些像是在地基还没打好的时候就开始装修阁楼。先把基础的女性权利做好，再来谈角色互换，恐怕才是更务实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