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问题

今天是甘地的诞辰，印度方面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仪式之后有自助早餐，还是像上次活动那种非常经典的齁甜的奶茶加挺烫的咖哩酱汁蘸小点心。

关于甘地这个人有很多很多的记载和社会上非常有意思的看法。我们抛弃那些营销号的地摊文学，从历史角度出发，分析一下这个人。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被尊称“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意为“伟大的灵魂”），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被尊为“印度国父”。

他1869年出生于英属印度波尔班达尔（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印度教家庭，父亲为当地土邦首相。他的早年生活还是相当可以的，之后他开始求学。

1888年，甘地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取得律师资格。

1893年，甘地前往南非。在这段旅程当中形成了他重要的思想，因为在南非期间，他因亲身遭遇种族歧视，开始领导印度侨民进行非暴力抵抗，并逐渐形成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理论。

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印度独立运动，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成为国大党实际领袖。他领导了多次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例如，1920-1922年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1930年的“食盐长征”、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

他以和平方式抵制英国殖民统治，极大地激发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为印度1947年赢得独立奠定了基础。

到了他的晚年，印度独立后，甘地致力于调解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呼吁教派团结。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德里作晚祷时，被印度教极端分子刺杀，终年79岁。

在思想与贡献上，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暴力不合作理论。

甘地创立了以“真理”和“非暴力”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他主张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抵抗不公，用精神力量而非暴力对抗压迫。

这一思想不仅推动了印度的独立，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民权运动，比如后来的马丁·路德·金和纳尔逊·曼德拉等。

在社会改革这一方面甘地反对种姓制度，倡导妇女权利，主张恢复手工纺织（手纺车运动）以振兴印度乡村经济，并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公。

对于他的基本历史评价是，甘地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之一，被印度人民广泛敬仰，其“非暴力”的哲学思想成为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他这个人有他的贡献，当然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比如在南非时期的种族言论，例如在1895年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争取选举权的演说当中，他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印度人出自同一雅利安血统，这个是99%的往脸上贴金，并主张印度人不应与非洲人归为一类。当然不是说雅利安血统就是好的，意思是指，当时大家也知道殖民者自认为自己血统高贵，居高临下去欺负那些后进的国家，被英格兰殖民很多年的印度人会自认为自己本身没这么差，至少应该比非洲人高一头。也就是说甘地的平等，博爱的主张是看人下菜碟的。

他多次使用了一个“半异教徒的土著”这种词来形容非洲的人民。并且用kaffir来称呼他们。在1904年约翰内斯堡鼠疫期间，他给卫生官员写信，反对印度人和非洲人被安置在同一隔离区。要讲卫生程度的话，其实也互相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这种把自己甘当英国帝国主义之下的二等公民，但是又比黑色的人种要好一些，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他那种表现就好像说，“你看我英语学得多好，你看我受过了这种教育，其实我的血统应该跟白人一样的……”

1906年祖鲁Bambatha起义期间，他组织印度人救护队为英军服务，这就基本上有点为虎作伥了。笔者提到过祖鲁起义，最终当然是原住民很吃亏的。

当然1910年之后他有一些思想转变了，他也说黑人才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白人是以武力占有并掠夺了它。

后来他又开始公开主张非洲人应该与欧洲人，印度人完全平等。曼德拉1995年撰写文章，明确区分了年轻的甘地与后来的被人称为圣雄的一种思想转变。不过2018年12月，加纳大学因为师生情愿，还是移除了校园内的甘地雕像，毕竟语言是可以造成伤痛的。

他在种姓问题上有保留和施压。有一种叫做反对“不可接触”，称其为印度教的污点。改称叫做“Harijan”。但是保留职业等级varna框架。他主张的等级内部改良，而不是废除等级。这个就与安贝德卡尔要求彻底废除种姓制是根本的分歧。这就能看出来他这个人的局限性。

这也就是说要求他刨掉自己脚下的土壤，我想他应该是不太愿意的，这也能看出来我们中国人的革命是多么的可贵。

他接受穆斯林和锡克人有单独选区。但是偏偏他就是反对那种受压迫阶级，有单独的选区。在他的政治理念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对称性。

1932年9月18日，他在耶拉华达监狱，用绝食致死的这种说法，反对说要给贱民的单独选区。在9月24日，安贝德卡尔在甘地看上去要濒死的时候就妥协了。签下了浦那协定。省议会保留席位由78增至148，这个在各方统计数据中略有一点出入，大概总之就是增加了。但是取消了单独选区。安贝德卡尔公开称甘地的行为叫做blackmail，就是说这是他的敲诈。

他是一个善于抓住人心的人，他的这个办法其实等于是俗话说的刘备摔孩子。绝食抗议，要不然就是静坐，或者让大家跟他一起做出一副非常沉痛的表情，然后好像就总会让对方妥协。

其实英国的妥协并不是因为看到他要饿死自己就心软的。这也是由于多方面因素以及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个被侵略的被压迫的国家民族都在进行各种救亡的运动，这种运动风起云涌，侵略者和殖民者不会因为你哭两声或者饿死自己，就忽然良心发现了。如果可能的话，全体印度人都饿死掉，英国还觉得捞了一大片地方呢。

他对外有一些行为可能是出于宗教或者其他一些政治要求，但也确实留下了不完美的形象，这就能被人抓住，拿来骂到底了。

比如说他有一种“梵行实验”，参与者包括侄孙女，侄孙，媳妇和私人医师等等，也就是说与年轻的女士们一起洗澡，一起睡觉，并且睡觉的时候不穿衣服，意思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考验自己的所谓定力，或者说他那种宗教当中的一种意志力量。他自己本人在日记承认实验多次失败了，他能够产生一种生理方面的反应。那些跟他隔着一辈的人，有的人日记里写的是“困惑”，他的贴身助手尼玛尔·库马尔·博斯因此辞职。尼赫鲁和医生苏斯梅也劝阻过该类的行为。批评的核心并不是说断言他就真的对年轻女士们进行了性犯罪，或者是胁迫对方怎么样的，但是大家肯定明白一个道理，所谓性侵犯并不是说光有那种实质性的暴力性行为才叫侵犯。这是权力不对等的一种霸凌，这些女士是他的门徒和晚辈，在地位，经济和声望上完全不对等。所以他可以凭借着他那种崇高的地位对他下面的人进行一些要求，底下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也没有胆子拒绝，并且还在那种宗教当中可能会认为这是对上面首领的一种献身，意思是那种看上她了，那是给她面子。要求门徒脱了衣服。待在一个房间里。让人感觉到非常难受，就算什么都不做，这已经是一种侵犯了。所以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其实这很常见，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不管是正规也好，邪教也好，很多个场合看到类似的宗教领袖这种行为，也就是说勒索女信徒的性资源。

1944年2月22日，卡斯图尔巴在阿加汗宫病逝了，那年74岁，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但是小儿子确实带来了青霉素，但是甘地阻止进行注射治疗，他说即使注射可能也活不了，总之就是不让。但是对照他自己患疟疾的时候，他就服用奎宁，他不是不接受西洋的医学，1924年他还接受过阑尾的手术。但是他对这个同一标准不适用于至亲。当然1944年抗战还没有结束，印度也是极其缺医少药，尤其是像青霉素这种当年的先进药品，品质和疗效也不算确定，但是试都不让试用一下，这就是有很大的道德瑕疵了。

还有一点。很多人都在批评他在二战期间的对外建议。比如被民间广为流传的给希特勒的信。

1939年7月23日致希特勒的信甘地写的开头是Dear friend，意思是亲爱的朋友，然后署名是your sincere friend，你忠实的朋友。称呼“Herr Hitler”，该信件当时是被英国审查拦截，所以没有送达，1940年12月24日他又有第二封公开信，同样写给希特勒，然后开头还是叫做dear friend。

1938年11月26日，在犹太人这篇文章当中，他建议说建议德国的犹太人以非暴力的形式面对纳粹。意思是安静，伸着脖子等着杀。他的话大概是这样说的。“若我是犹太人且生在德国，我会宣称德国就是我的家，并挑战他们枪杀我或把我关进地牢。”

同时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说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人，正如英国属于英国人。同一篇文章里他也写过，若世上真存在正当的战争，为阻止对一个种族的残酷迫害而对德开战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他紧接着又表示自己不相信战争。他是一个左右摇摆的，不那么坚强的斗争者，能够看出来甘地自己经常说话前后都有一些逻辑上的互斥。

1940年对中国的看法是，比如他会见戴季陶的时候，他表示中国抵抗日本是对的，但是用暴力是错的，那都不用暴力了，还叫抵抗吗？他建议说的大致意思是你可以杀死我们一半人口，但不能征服我们，用这种方式应对，这种屁话的意思是等着人杀够了，杀累了就回家了，是吧？

1940年他也曾经劝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衣索比亚人都不要武装抵抗。

1942年与蒋会谈的时候，被问到如果日德入侵印度是否也用不合作的方式，他答道说绝对不合作。

他本人承认过一个关键前提，如果英国人不那么“文明”，这个文明带引号的，

他就不可能取得他刚才说的这种成果。这句话同时是他方法的说明书，其实也是一个大漏洞。

当然要是说通敌，这个角度上，他谈不上是什么通敌。比如1942年东条英机曾经表示支持印度起义。他公开发表信拒绝说我们不需要外国势力的帮助。

他在战略上有着明确失误。比如1922年乔里乔拉事件。2月5日起来的人们焚烧了警察局有22名警察死亡。他在2月12日单方面终止不合作运动。再后来一些青年就转向了武装革命路线，反正是不听他的了。

1921年8月20日起的马拉巴尔起义就演变为对印度教徒的大规模杀戮和强制改宗，甘地被批评了，因为他为了印穆团结而轻描淡写。这个运动后来就失败了。

1939年到1941年期间，他排挤鲍斯，就是那个特里普里威基，发起个人Satyagraha，非暴力抵抗，但是有2.5万人被捕。英国当局几乎不疼不痒。这是一个严重战略失败。他还搞了那个叫做1942年的退出印度的活动，领导层在数小时之内就全都被拘了，运动虽然搞得挺广泛，但是被镇压了。他的那个设想叫做英国走了以后，用同样的暴力方式对付日本。相当讽刺，就是在他的那个时期就被英美的那些同情他的人都感觉相当荒谬。他自己的国际声望也大大受损。

1944年搞的18天会谈也破裂了，1946~47年期间，他多次的绝食做这种运动。但是他却无法阻止这个次大陆范围的屠杀和分治。也就是说他这种手段是约束那些好像还有最后一丝体面的人，而他面对的那些殖民者，如果讲体面的话，怎么会不远万里来侵略呢？

1948年1月30日被戈德赛刺杀，动机之一就是他1月13日绝食，迫使政府向巴基斯坦支付5.5亿卢比。他的方法在对手不讲规则时的终极展示就是他被害。他的那种托管的理论就是要求地主资本家们自愿把财产当托管物，反对以阶级斗争或者强制征收的问题解决土地问题，所以独立之后印度的土地改革还是进展缓慢的，这也是他种下的因素吧。他的方法有个结构性的前提，前提是不由他控制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有效性就依赖统治者，需要被统治者的某种配合维持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而且还在乎自己道德形象。甘地自己承认过这一点，所以面对纳粹，面对军国主义的日本这类不靠同意统治也不受舆论约束的政权，他的方案在逻辑上就更加失效了。这就不是道德问题了，这是一个政治机制问题。他的成功有偶然成分，英国人同意他们独立了，那是真的英国善良了吗？1945年到1947年期间，英国也是刚打完二战。工党上台，印度军队忠诚都动摇了，然后战后国家整体是虚弱的。

鲍斯的国民军与1946年皇家海军起义同时施压。这等于是给甘地敲了边鼓。这些都不是他的非暴力行动单独能造成的结果。他绝对不是靠道德感化赢了大英帝国。说句难听话，再有10个他一起坐在那儿饿死，英国也不会因此心软，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什么叫做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的先辈就用血写下了这种无可辩驳的真理。像这种道德洁癖要求别人的人，把绝食当成政治工具的，就是把自己的受苦转化成为对他人的强制，叫做你不照我说的做，我就死在你眼前，这就是一种伦理上的施压，但是对方不讲伦理怎么办呢？他对亲属和追随者们的标准明显高于对自己的标准。他阻止妻子使用青霉素救命，他自己却使用其他的西药，也同意做手术。他要求门徒过极简的生活，真的是属于那种喝清水，吃干面包的，遵守他的那种作息和饮食戒律。他自己饿两顿就算了，但是他很多年轻的门徒可不像他那样，年轻人还想吃饭呢。晚年要求年轻女性们配合他的所谓真理实验，而承担风险的都是那些底下的人，他自己不承担风险。他对那些被牺牲的建议，尤其是尖锐的他建议中国人，犹太人，衣索比亚人等等这些被侵略的民族，以承受死亡的方式抵抗。他自己不是那个要被杀的人，大家看懂我这意思了吧。

这叫洁癖外溢到他人身上。

比如刚才那个托管论要求有产者自愿行善，同时反对以制度手段剥夺他们，所以拜他所赐，目前人们还会笑话印度有绝大多数的人民过着不像人的日子，只有一亿印度人算是过着人的日子，他的道德要求落在弱者和强者身上是不对称的。

对自己的要求是一种苦行僧一样的日子，他对别人的要求是顺从他自己自愿就算了，但是后者往往不是，是受到了宗教的道德绑架。他的那种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他一个人有权决定数千万人的斗争何时开始，何时结束，而且没有退出的标准，没有替代的方案。他把社会矛盾换成了道德命题，就是刚才说的结构性的代价，他对英国的这种斗争指的是依赖特定对手的策略，他把这个东西当成普遍真理推给别人，所以为什么他的斗争不会那么好用呢？这就叫做方法论错误。

他建议别人去承受死亡代价由他人承担，而且无从验证，因为他自己不是那个最终被杀的人，虽然他自己最后是被刺杀了，但是这不在他的蓝图当中。在他的哲学里，没有任何机制能够检验牺牲是否真的唤醒了良知，这叫做不可验证，叫做成本外部化。他最失败的那一下是分制的直接背景，叫做不能够形成跨阶及跨宗教跨种族的共同框架。比如后来的曼德拉在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事件当中就是个对照组。非暴力路线在南非被证明无法换来任何让步，于是在1961年12月参与成立民族之矛，转向武装斗争，同时保留谈判通道。

所以为什么甘地的这个方法不适用是因为侵略者总是凶残的，你游行示威绝食或者你跟他来软的，其实作用都不是很大。如果可以的话，英国人一定会希望把南亚次大陆打扫干净，都饿死，可能他也不在意，除非就是损失了一些奴隶而已。

文明是对内的属性，不是对外的承诺，你说什么英国人文明呢？如果文明意味着讲规则，受舆论和议会的约束，那么英国在印度的记录恰好证明这套约束在殖民地不生效。比如罗拉特法在1919年授权，无需审判，就是可以逮捕。等于在印度就暂停了正当的程序，这就是阿姆利则惨案的直接背景。1919年4月13日，双方冲突。向密集人群发射枪弹大约10分钟，所以双方死亡都不少，英国官方统计死亡379人，伤1200余人，印度方面估计死亡约千人。

事后审理的时候，亨特委员会在拉合尔听证，然后英方委员坚持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需要一定程度的武力。泰戈尔还因此退还了英国的爵位。尼赫鲁的记录是他从此才明白帝国主义有多残暴，以及他如何侵蚀了英国上层阶级的灵魂……

比如还有那个长得像沙皮狗一样令人深刻的丘吉尔在二战时候有个粮食征调政策，直接导致了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在户籍不准确的前提下，能够尽量找到的死亡人口约二三百万。所以甘地的政策可以说是糊涂至极，英国殖民者要抢走他们土地上同胞嘴里的最后一颗粮食。他怎么饿自己示威都没用的。他还认为英国人文明，以为他可以撬动这种舆论和议会。他的实际论证是内在批判，他说既然你们自称文明，自称基督徒，那就该按你们自己的标准离开。但是这在策略上并不真正有效。虽然有下院的辩论和一些有识之士的反省，但是不可能触及到这个真正的内在本质。他把殖民者的自我形象当成了裁判，一旦对方这个敌人不在乎这个形象了，或者根本没有在乎这个形象的观众，这个杠杆就归零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对纳粹德国犹太人的事情和对军国主义日本的建议失效的原因。倒不是说他道德不好，而是说他把一个依赖特定受众的策略当成了普遍真理。

其次很重要的就是他这种手段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让地方了。所谓接受文明和野蛮这组框架来评判一个殖民帝国，等于承认了殖民叙事的基本语法。那你等于自己就低了一头嘛。反殖民思想里更彻底的立场就是要拒绝这个语法，不跟殖民者谈他的道德，不要求他同情。只谈权力结构，只要求他滚出去。

所以就连肝帝到后期也确实是以帝国之内的印度人权利为诉求的上书形成一种反帝国的立场，但是由于他的软弱和不确定性，这个没法彻底实现。

非暴力不合作对英国看似有效了，靠的是两件事情，但是两件事是偶然的，在政治上其实是可撤回的。

第一个是经济榨取，需要被统治者配合，他们当时搞了一些政策，叫做抵制英货，拒绝任职，不纳税，让统治成本变上升了。殖民者的目的本身确实是打算腾笼换鸟，但是让他们的目的变成主要是挣钱。只要能挣钱的话，不要把印度人杀光，不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所以英国人答应了。但是这一套理论在日本那儿不可能实现。曾经日本在印度进行过侵略，当然战绩不好。但是如果能够的话，他也想实现那种在华的目标。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不光是要挣钱，还有一个叫做灭绝。

甘地还有一个目的，自由报刊与本国议会就会让镇压的画面能传回伦敦，并转化成为政治资本。

但是英国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绕过这两项。比如说罗拉特法绕过了程序，让戴尔几乎无责，然后那个饥荒也是默许的。1947年的撤离主要不是道德感化的结果，那是因为英国在战后国力衰竭，工党上台，还有刚才说的军队忠诚度很大动摇。

包括印度国民军审判引发的抗议，还有1946年海军起义，这些是决定性的。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如果寄希望殖民者有绅士作风，本身就是荒诞的前提，甘地的政治策略是一个依赖对手道德底线的策略，在对手没有道德底线的时候就会失效，而他这个领导者如何把失效的代价转嫁给别人？他的理论是对手在乎自身的正当性，而且社会有共同的框架，而且领导者有退出的方案，三个条件缺一，他就会退化成为牺牲而没有回报。所以非暴力的这种方式在印度方面似乎成功了，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同一时期采取非暴力路线，但是失败或者被镇压的案例可多了。

当然，就算是1947年分治的时候，伴随着百万级别的教派死亡，难民流动，还有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是个大争议，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甘地的方法不能说完全是成功的。他自己被刺杀动机之一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向巴基斯坦付款问题。

所以说不能因为一个运动取得的结果就认定他依赖的前提是真的。甘地这一套的前提就是殖民者会在乎自己的文明形象。这恰恰是殖民史反复证明可以被随时收回的东西，也是被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扩张时，一次一次用血写下来的谬论。要脸的话根本不会出来侵略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枪杆子里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