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女青年交往18个男友被枪毙刑场喊冤无人应，14年后流氓罪废除

一条裙子，一场游泳，18段恋情，25岁生命定格在刑场

“性自由是上天赋予我的权利，是我选择人生追求的一种方式。”

这句话放在今天，可能连朋友圈都发不出去就沉底了。但在1983年，它值一条命。

1983年盛夏，西安的柏油路被晒得发软。一个年轻女人走在街上，卷发披肩，口红鲜艳，穿一条收腰的连衣裙，裙摆刚好及膝。在那个满街蓝灰黑的年代，她像一团火落进了灰堆里。

路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有人扭头，有人低声议论，有人啐了一口：“伤风败俗。”

翟曼霞没有低头。她的背挺得笔直，步子不快不慢。在国外生活多年的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穿着。她觉得天热，穿得凉快有什么错？

可她不知道，那些落在她身上的目光，正在一寸一寸地收紧，像一根无形的绳索。

事情的起点比这更早。翟曼霞1960年出生于西安一个富裕家庭，父亲从事跨国贸易，家境优渥。她从小随父母在国外生活，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性格开朗，思想前卫。1978年改革开放后，一家人回到国内。回来之后她才猛然发现，自己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邻居们背后叫她“不像好人家的女孩”。她穿牛仔裤，烫波浪头，涂口红，穿短裤出门，在那个年代，这些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母亲曾推门进来，看到她试穿那条裙子，脸色骤变：“这能穿出去？”父亲站在门口抽烟，最后只说了一句：“最近外面风声紧，收着点。”

她没有听。

真正改变她命运的，是1983年夏天一次普通的游泳。

那天天气酷热。翟曼霞穿着从国外带回的泳衣，跳进了西安城郊的一处河塘。水面清凉，她游得自在。岸边几个洗衣服的妇女看见了，像是见了鬼似的连滚带爬往岸上跑，嘴里尖叫着：“不要脸！有人在这里耍流氓啊！”

她们的喊声很快引来了一大群人。有人捂着眼睛骂，有人小跑着去了派出所报案，说有个女人在河里“公开裸泳”。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看到的只是一个穿着泳衣的年轻姑娘，皮肤白皙，神情坦然。在那个蓝灰制服主导的年代，女性公开游泳本身就已经惊世骇俗。但在民警眼里，这不仅仅是游泳的问题。

翟曼霞被带走了。

审讯室不大，墙上斑驳，一盏白炽灯发出昏黄的光。审她的是个中年警察，桌上摊着记录本，笔帽拧开又盖上，盖上了又拧开。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么事？”

翟曼霞坐在椅子上，神色平静。她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警察开始追问她的感情经历。问跟几个男人好过，她报了名字，都是正常交往过的。警察记下来，又问细节，时间、地点、见过几次面。她如实说。

第七天，数字出来了。

警察把一张纸推到她面前。她低头看了一眼：十八个。 她没有改口，也没有躲避。

“都是我自愿的。”

“自愿？”警察猛地抬头，笔尖在桌上戳出一道印子，“一个女人和这么多男人，还不叫流氓？”

翟曼霞直视着他，语气不卑不亢：“我没骗钱，没破坏别人家庭，怎么就流氓了？”

“现在是严打！”

桌子被拍响了，茶杯里的水溅出来，洒在记录本上。

面对审问，翟曼霞没有丝毫隐瞒。她坦然承认自己的行为，甚至直言：“美是无罪的，我只是因为太美，才遭人嫉妒。”

办案人员无法理解她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女子如此坦然地讲述自己的感情经历，这本身就是一种“毫无羞耻”的表现，这种态度进一步加重了案卷里的定性。

翟曼霞从十六岁就开始谈恋爱，前后交往过十八个男朋友，并且与他们都发生过关系。在她的认知里，这是自由恋爱，你情我愿。但在1983年，这是“流氓罪”。

“流氓罪”到底有多可怕！

要理解翟曼霞为什么会被判死刑，必须搞清楚“流氓罪”在1983年意味着什么。

1979年，中国第一部刑法第160条规定了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注意，最高刑是七年，没有死刑。但罪状里有一句“其他流氓活动”，这六个字，成了后来无数人命运的入口。

到了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流氓罪的最高刑从七年直接提到了死刑。从这一天起，流氓罪的刑罚和故意杀人罪平起平坐。

当时严打第一阶段的数据后来公开了：逮捕102.7万人，判刑86.1万人，判处死刑的2.4万人。这2.4万人里面，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流氓罪”被处决的。

法律界后来有一句话形容这个罪名：“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条文的表述太过笼统，“情节恶劣”缺乏清晰标准，道德问题可以一步跨到刑事问题，刑事问题可以一步跨到死刑。

翟曼霞的卷宗送上去，定性很快，流氓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从重从快。

翟曼霞不是个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的命运并非孤立。

西安的马燕秦，四十二岁，离异，带着两个女儿。她在家中办舞会，放邓丽君的歌，跳交谊舞，向参与者收取少量场地费补贴家用。最终，马燕秦被以流氓罪判处死刑。1985年4月15日，在西安北郊刑场，四十四岁的马燕秦被押赴刑场时突然大喊：“我就跳个舞，怎么就要枪毙我？我不服！”

江苏徐州的胡贤华，二十六岁，在医院做后勤，长相清纯漂亮。她在家中和几个男人聚会跳舞后发生关系，被邻居举报。被抓之后，她在派出所关押期间试图让其中一个男人带她逃去香港，这件事被当作“在关押期间继续进行流氓犯罪活动”写进了案卷。

判决下来那天，胡贤华哭了。她求法官：“我知道错了，我改，判我个死缓也行，我一辈子待在劳改局不出去。”

已经晚了。三个案子的共同点很清晰：涉事者都是女性，被认定的“罪行”核心都是男女关系，判决结果都是死刑。

1983年秋，西安北郊刑场。

翟曼霞被押下车的时候，脚镣拖在郊外荒地的土路上，发出铁碰石的响声。她的胸前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三个大黑字：“女流氓” 。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唾骂，有人沉默，有人只是来看热闹。法警让她跪下，她没有跪。两个人按住她的肩膀，她才弯了腿。

枪举起来的时候，她仰起头，看着拿枪的人。

据在场的人回忆，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不同版本的记录里用词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真的就这么该死吗？”

也有人说，她喊的是：“性是无罪的！十几年后你们就会知道，我没有罪！”

枪响了。她倒下时眼睛还睁着。

那年她二十五岁。

1997年3月14日，新刑法通过。流氓罪被正式取消，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等具体罪名。新分出来的这些罪名，全部废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

从1983年流氓罪可以判死刑，到1997年废除，中间隔了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足够让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变成三十九岁。但翟曼霞没有机会变老。

然而，有人没赶上这趟车。

牛玉强，北京人，1983年十八岁。他的“流氓罪”事实包括：跟人一起打了一个人，抢了一顶军帽，砸了一扇玻璃，参与了一次没打起来的械斗。就这些。按照当时的法律，最高刑期不过七年。但他赶上了严打，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后来他在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因表现好，死缓改无期，无期改十八年。1990年，他因患空洞型肺结核获准保外就医，回到北京。此后，他每月去派出所汇报思想，结婚生子，过着普通人的日子。

一直到2004年，两个新疆警察出现在他家门口，告诉他：你是网上通缉的逃犯，得回去服刑。而且保外就医的十四年不计入刑期。他的出狱时间从2008年顺延到2020年。

牛玉强因此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

他的代理律师周泽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建议书里写道：如果牛玉强当年犯案后就跑，一直躲到1997年新刑法实施，他可能根本不会被追诉。但一个老老实实服刑的人，反而要在监狱里待到2020年。

后来有记者找到了当年办理翟曼霞案的一位老警察。他已经退休了，坐在自家阳台上喝茶，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

记者问：“您觉得她真的有罪吗？”

老警察放下茶杯，沉默了一会儿。茶水的热气在他面前缓缓升腾，又被风吹散。

“那时候有那时候的规矩。现在看可能重了，但当时谁也不敢松。”

记者追问：“那她到底有没有罪？”

老警察望着远处，像是在看一段已经翻过去的历史。他慢慢说了一句话：“罪不罪的，看按哪年的标准。”

这个回答本身就是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