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还是死了好，我78岁，虽然还能自理，但已经活着没有意义！

78岁那年冬天，我在阳台上坐了一整个下午。

太阳从东边慢慢挪到西边，我看着楼下那棵老槐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楼下有个老太太拄着拐杖慢慢走，走几步歇一歇，走几步又歇一歇。我想，那不就是我吗。

活着没意思。真的没意思。

孩子们一年到头回不来两趟，回来了也是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喊他们吃饭才抬起头。我耳朵背了，电视声音开得老大，他们嫌吵。我想跟他们聊聊年轻时候的事，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们不爱听。

老伴走了十二年了。十二年，我数着过的。

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旁边那半张床空着，凉的。我伸手摸一摸，什么都没有。我就那么睁着眼躺到天亮。

人老了，活着到底图个啥？

我跟我儿子说过这话。他当时正在看手机，头也没抬，说："爸，您别瞎想，好好活着就行。"

好好活着。怎么好好活着？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热一杯牛奶，吃两片面包。然后呢？坐在沙发上发呆。中午热个剩菜，或者煮碗面条。下午在阳台上晒太阳。晚上看会儿电视，困了就睡。第二天，重复。

我今年78，身体还算硬朗，能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自己上街买菜。可这又怎样？能自理又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不过是还能自己照顾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罢了。

可我有时候想，我是不是已经是个麻烦了？

上个月我感冒了，咳嗽得厉害。给儿子打了个电话，他说忙，让媳妇给我买了点药送过来。媳妇放下药就走了，连杯水都没给我倒。我看着她匆匆忙忙的背影，突然觉得，我在这个家里，就是个多余的人。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路灯昏黄的光，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

人老了，还是死了好。

这话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说了又能怎样？儿子会说我"瞎想"，邻居会说我"想不开"，社区的人会来劝我"看开点"。可他们不知道，有些话不是想不开才说的，是太想开了才说的。

你活到78岁就明白了。年轻时候觉得日子长，什么都来得及。等老了才发现，时间不是长，是慢。慢得让人发疯。每一分钟都那么清晰，那么难熬。

我年轻时候是厂里的技术工，手巧，脑子活。那时候厂里谁家电器坏了都找我修。我老婆——我叫她秀兰——总说我手闲不住。下班回来还要帮邻居修这修那，连饭都顾不上吃。

秀兰是厂里会计，性子安静，话不多，但心里有数。她长得不算漂亮，但耐看。圆脸，细眉，笑起来眼角有细细的纹路。我第一眼看见她就觉得，这姑娘踏实。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不像现在，自由恋爱什么的，都是媒人牵线。见了面，说了几句话，觉得还行，就处着。处了半年，结了婚。

结婚那天她穿了件红棉袄，梳了两个辫子。我穿了件中山装，兜里揣了包大前门，见了人就发。我妈说别发太多，我说今天高兴，管他的。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头几年住在厂里的平房，一间屋子半间炕。冬天烧煤炉，秀兰总怕我冻着，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我下班回来，一进门就是一股暖意，鞋也不脱就往炕上爬。秀兰骂我，说脏鞋踩干净炕，我就嘿嘿笑。

后来有了儿子。儿子叫建军。生他那天我在产房外面等了四个小时，腿都软了。护士抱出来跟我说是个大胖小子，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不是哭，是激动的。

秀兰坐月子的时候，我请了半个月假在家伺候。每天炖鸡汤，煮鸡蛋，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她吃不下，我就哄她，说为了孩子你也得吃。她瞪我一眼，说你烦不烦。可我知道她心里高兴。

建军小时候虎得很。两岁多的时候从炕上摔下来，额头磕了个大包。秀兰抱着他哭，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后来那包消了，留了个小疤，在右边眉毛上面。建军长大以后总拿那疤说事，说是他英勇的勋章。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建军上了小学，初中，高中。秀兰从厂里会计做到了财务科长。我呢，从普通技工熬成了车间主任。日子不算富裕，但也不差。

变故是建军高考那年来的。

秀兰查出了病。乳腺癌。

拿到诊断书那天，我手抖得连烟都点不着。秀兰反倒比我镇定，她说："治呗，还能咋的。"

她做了手术，切了一边。化疗的时候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她对着镜子看自己光秃秃的脑袋，笑着说："这下省洗发水了。"

我背过身去，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

她治了一年多，算是控制住了。那几年我学会了做饭，洗衣，收拾屋子。秀兰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比我还利索。我说，跟你学的。

建军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走的那天，秀兰送他到火车站。她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开走，站了好久好久。

后来建军在省城找了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是个孙子，叫浩浩。

秀兰高兴坏了。浩浩刚出生那会儿，她非要坐火车去看。那时候她的病已经复发了，身体不好，可她不管，说孙子出生我必须去。我拦不住，只好陪着一起去。

她抱着浩浩的时候，手都在抖。那么小一个娃娃，软软的，嫩嫩的。秀兰亲了又亲，眼泪掉在浩浩脸上。浩浩哭了，她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我接过来说，你轻点，把孩子吓着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浩浩。

第二年春天，她走了。

走得很突然。前一天还好好的，说想吃我包的饺子。我包了韭菜鸡蛋的，她吃了六个。第二天早上我去叫她，没应声。推开门，人已经凉了。

我没哭。真的，一滴眼泪都没掉。我就是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坐了一整天。

后来建军从省城赶回来，看见我坐在那儿，说爸你别这样。我说我没事。他不信，说你哭出来就好了。我说我真没事。

我不是不难受。是难受得已经不会哭了。

秀兰走后，建军让我搬去省城跟他们一起住。我说不去。他说一个人住我不放心。我说我好好的，放什么心。他说那您有事就打电话。我说知道了。

他回省城以后，我一个人守着这套两居室的房子。

房子是厂子后来分的，不算大，六十多平。两间卧室，一间我住，一间空着。客厅摆了个旧沙发，一台电视。阳台上摆了几盆花，秀兰在世的时候养的。她走了以后我接着养，浇水，施肥，晒太阳。花倒是活得挺好。

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天，两天，三天。

头两年我还出去跟老伙计们下棋，打牌，聊聊天。后来老伙计们一个个走得走，病的病。老刘去年脑梗，半边身子瘫了。老李前年查出了肺上的毛病，现在连楼都下不了。老张倒是还好，可他儿子把他接去外地了，说是要享清福。

剩下我一个人。

我试着去社区活动室，跟那帮老头老太太跳广场舞。跳了两天，膝盖疼，算了。又去参加了个书法班，写了两节课，发现字丑得自己都看不下去，也放弃了。

后来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每天在家待着，看电视，发呆，睡觉。

有时候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早上买菜跟卖菜的说两句，中午热菜跟自己说两句，晚上看电视跟电视里的人说两句。一天下来，跟活人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我跟我孙子浩浩倒是能说上几句话。他上初中以后，每周给我打个电话。问吃了没，身体咋样，我都说好。他问奶奶的事，我就说你奶奶在天上看着你呢。他沉默一会儿，说知道了。

浩浩这孩子，像他妈，话不多，心里有数。

建军倒是孝顺，每个月给我打钱，过年过节也买东西寄回来。可孝顺归孝顺，他忙啊。工作忙，孩子忙，老婆忙。他给我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岔到别的事上去了，然后说爸我先忙，回头再聊。

回头再聊。这个"回头"，有时候就是一个月。

我理解。真的理解。他们年轻人有他们的事，我不能总缠着他们。可理解归理解，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去年冬天，我摔了一跤。

在卫生间，地上有水，我没看见，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在马桶边上，当时就晕了。

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躺在地上，浑身疼，起不来。我喊了两声，没人应。

我就那么躺在地上，躺了不知道多久。后来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笑了。笑自己，78岁的人了，摔在地上没人知道，就这么躺着，可能躺到死都没人发现。

最后是我自己慢慢爬起来的。手撑着地，一点一点挪到墙边，靠着墙站起来。后脑勺肿了个大包，疼得厉害。我摸了摸，没出血，应该没事。

第二天我给建军打了个电话，没提摔跤的事，就说最近天气冷，让他注意身体。他说知道了爸，您也注意保暖。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屋子。

我想，要是那天我真摔死了，得多久才会有人发现？

可能要等建军下次打电话打不通，或者社区上门走访的时候。也许要等好几天。好几天以后，邻居闻到味儿了，报警，警察破门而入，发现一个老头死在卫生间地上。

到时候新闻标题怎么写？"独居老人家中意外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人死了，就死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了很多。想秀兰，想建军小时候，想这辈子做过的事，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

我想起我跟秀兰结婚那天，她穿着红棉袄，梳着辫子，站在厂门口等我。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用手拢了拢，冲我笑。

那个笑容，我记了一辈子。

我也想起建军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小手抓着我的耳朵，喊着"驾驾驾"。我驮着他满院子跑，他笑得咯咯的。秀兰在旁边喊，慢点慢点，别摔着孩子。

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一个一个，清清楚楚。

然后电影放完了。黑屏。什么都没有了。

我突然觉得害怕。不是怕死。是怕这些记忆跟着我一起消失。怕没有人记得秀兰梳辫子的样子，没有人记得建军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的样子，没有人记得我这个人曾经活过。

我78岁了。这辈子没什么大出息，没挣过大钱，没当过大官。就是个普通工人，普通丈夫，普通父亲。可这些普通的日子，这些普通的记忆，对我来说，比什么都珍贵。

可它们正在一点一点消失。

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有时候想找一样东西，站在那儿想半天，想不起来自己要找什么。有时候跟人说话，话到嘴边忘了要说什么。昨天我把钥匙锁在家里了，在门口站了半小时，才想起来备用钥匙放在哪。

我在老去。不可逆地，一点一点地，老去。

身体在老，脑子在老，记忆在老。就像那棵老槐树，叶子一片一片落掉，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

我有时候想，人老了，是不是就该让位了？把位置让给年轻人，把空间让给活人。别占着资源，别拖累别人，别让人嫌。

可我又想，我真的只是个累赘吗？

我活了78年。78年啊。这78年里，我见过饥荒，见过动荡，见过改革开放，见过互联网，见过智能手机。我从骑二八大杠到坐高铁，从写信到打视频电话。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多少事，见过多少人。这些经历，这些记忆，难道就一文不值吗？

可谁在乎呢？

建军不在乎。他忙着呢。浩浩不在乎。他还是个孩子。邻居不在乎。他们有自己的事。社区的人不在乎。他们管着几百个老人，我不过是其中一个。

我就像一本旧书，翻得卷了边，泛了黄，搁在书架上没人看。偶尔有人路过，抽出来瞟一眼，又放回去。

可书里写的是什么，没有人想知道。

那天以后，我开始写东西。

不是写书，就是拿个本子，把能想起来的事都写下来。秀兰什么样，建军小时候什么样，我年轻时候什么样。写我们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说过的话。

写得不好。字丑，语句也不通顺。可我不在乎。我写给自己看。万一哪天我走了，这些东西留下来，至少证明我来过，活过，爱过。

写了一个多月，写了一大半本。有一天我翻回前面看，发现有些事我已经记不清了。秀兰年轻时候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建军第一次叫爸爸是什么时候？我们搬进这套房子是哪一年？

我拼命想，想不起来。

那种感觉，就像你拼命想抓住一样东西，可它从指缝里溜走了。你眼睁睁看着它消失，无能为力。

我害怕。真的害怕。

我怕有一天，我会忘记秀兰的脸。怕有一天，我会忘记建军小时候的样子。怕有一天，我会忘记自己是谁。

到那时候，我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说，人老了，还是死了好。

可这话，也不全对。

上个月，浩浩突然来了。

他上高二了，学校组织了个什么社会实践活动，要采访一个老人，写一份报告。他选了我。

他坐火车来的。我接到他的时候，他长高了很多，快赶上我了。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站在出站口冲我招手。

我鼻子一酸。

到家以后，他拿出个本子，说爷爷您跟我说说您年轻时候的事吧。我说有啥好说的。他说您就说，随便说。

我就说了。说秀兰，说建军，说厂里的事，说这辈子经历过的那些年月。他说着说着，不记得了，我就提醒他。

他一边听一边记，偶尔抬头看我，眼神里有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好奇。是一种认真。

他认真地在听。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他睡在秀兰以前睡的那间屋子。我给他铺好床，他躺下以后说，爷爷，您以后别老一个人待着了。

我说我挺好的。

他说，您写那个本子我看了。

我一愣。他什么时候看的？

他说，下午您去买菜的时候，我翻了翻。

我没说话。

他说，您写了很多。

我说，随便写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爷爷，您写完了吗？

我说，还没。

他说，写完了能给我看看吗？

我说，有啥好看的。

他说，我想看。

我背对着他，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使劲忍着，说，行。

第二天他走了。走的时候抱了我一下。他比我高了，肩膀宽了。我拍拍他的背，说好好学习。

他上了火车，在车窗里冲我挥手。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开走，站了好久好久。

跟当年秀兰送建军走的时候一样。

那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翻开那个本子，接着写。

写到秀兰走的那天。写到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写到那六个韭菜鸡蛋饺子。

写着写着，我突然觉得，也许，活着还有点意思。

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有人愿意听。有人在乎。有人记得。

浩浩让我把本子写完给他看。那我就写完。写完了，他看了，也许他会记住一些东西。记住秀兰梳辫子的样子，记住建军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的样子，记住我这个78岁的老头子，曾经活过，爱过，哭过，笑过。

这些东西，不会跟着我一起消失。

它们会留在浩浩的记忆里。留在那个本子里。也许有一天，浩浩也会跟他的孩子说，我爷爷以前跟我说过……

想到这些，我觉得，活着，好像还有点盼头。

昨天我去社区报了个名，参加他们的"口述历史"活动。就是让老人讲讲过去的事，他们录下来存档。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去了。

去的时候人不多，加上我六个老头老太太。工作人员是个小姑娘，二十来岁，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给我倒了杯茶，说大爷您慢慢说，想到啥说啥。

我就说了。说了秀兰，说了建军，说了厂里的事。说了一个多小时。小姑娘一边录一边点头，偶尔问两句。

录完以后她跟我说，大爷您经历真丰富。我说啥丰富，就是个普通人。她说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故事。

她说得对。

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故事。

今天早上，我起来刷牙洗脸，热了一杯牛奶，吃了两片面包。然后坐到阳台上，翻开那个本子，接着写。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老槐树上。枝丫上冒出了新芽。

春天要来了。

我78岁了。还能自理，还能写字，还能想起来秀兰的样子。

活着没意义？也许有。也许意义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找到的。

我还在找。

不过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

慢慢找。

浩浩走后第三天，我去了一趟邮局。

不是寄信，是取包裹。建军寄来的，两大盒，打开一看，是件羽绒服和一双棉鞋。建军在电话里说，爸，入冬了，您那件旧棉袄该换了，我给您买了件新的，您试试合不合身。

我穿上试了试，大了。建军总是买大一号的，说穿着宽松舒服。我说行，穿着挺好。

棉鞋是那种一脚蹬的，软底，不勒脚。我穿着在屋里走了两步，确实比以前的布鞋暖和。

我给建军打了个电话，说收到了，东西挺好。他说好就行，爸您注意保暖，别舍不得穿。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件新羽绒服。深蓝色的，料子摸着挺厚实。我想起秀兰在世的时候，每年入冬前都要给我翻出棉衣来，一件一件检查，说这件领子磨了，那件袖口起球了。我说还能穿，她说不行，穿出去像要饭的。她嘴上这么说，可每年还是给我买新的。

她走以后，再没人管我穿什么了。我一件棉袄穿了五六年，袖口磨得发亮，拉链坏了拿夹子夹着凑合。建军给我买，我嫌贵，说网上便宜，他说网上质量不行。我说那你去网上买，他说我挑好了，质量没问题。

这孩子，跟他妈一样，嘴上不说，心里有数。

那天晚上，我接着写那个本子。写到建军上小学的事。

建军上一年级的时候，第一天去学校，背着个新书包，不肯让我送。他说，爸你别跟着我，我自己去。我说行，你认识路吗？他说认识。我说过马路小心。他说知道了。

他走了几步，回头看了我一眼，又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小小的背影，心里突然空了一下。那感觉说不上来，就是觉得，这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我了。

从那天起，他上学再没让我送过。

写到这儿，笔停了。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

"不再需要我了。"

这五个字，扎眼。

我78岁了。建军46了。浩浩17了。三代人，一代比一代远。建军小时候骑在我脖子上，现在他比我高了大半个头。浩浩小时候我抱过他，现在他快一米八了，我抬头看他。

他们都在长大，都在往前走。只有我，停在原地，一天一天地老。

这不是谁的错。这就是人生。孩子长大，父母变老，这是天底下最公平也最残忍的事。

可公平归公平，心里还是酸。

我接着写。写建军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同学打架，鼻青脸肿地回来。我问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一看就知道是打架了，追问了几句，他说同学嘲笑他妈是会计，说会计就会算计人。我气得不行，说走，爸带你去找他。建军拉住我，说爸你别去，我自己能处理。我说你处理啥，人家都打你了。他说没事，我明天找他谈。

第二天他回来，脸上又多了块青。我说你谈的啥？他说谈完了。我说谈完了还挨打？他说不是他打的，是摔的。我一看就知道他在撒谎，可我没拆穿。这孩子倔，跟他妈一样。

后来建军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走的那天，秀兰送他去火车站。她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开走，站了好久好久。

我写到这儿，笔又停了。

秀兰站在站台上的样子，我一辈子忘不了。她穿着件灰色外套，头发已经花白了，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用手拢了拢。火车开远了，她还站在那儿。我叫了她两声，她才回过神来，转过身，眼睛红红的。

她说，孩子走了。

我说，走了。

她说，以后就剩咱俩了。

我说，还有咱俩。

她挽住我的胳膊，我们慢慢往回走。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再过几年，就剩我一个人了。

写到这儿，本子写到了最后一页。我翻回前面看了看，从头到尾，写了六十多页。字丑，语句也不通顺，可每一笔都是我一笔一划写下来的。

我合上本子，放在茶几上。

接下来写什么呢？我想了想，又翻开，在最后一页写下了一行字：

"待续。"

对，待续。还没写完呢。秀兰走以后的事还没写，浩浩来的事还没写，今天的事还没写。日子还在过，故事还没完。

第二天，社区那个小姑娘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大爷，您上次录的口述历史，我们整理出来了，您要不要过来看看？我说行，我过去。

下午我去了社区活动室。小姑娘把打印出来的稿子给我，十几页，A4纸，字挺大。我拿起来看，看着看着，愣了。

那是我说的话，可写出来跟我说的不一样。不是内容不一样，是感觉不一样。我说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事，经过整理，变成了一篇有头有尾的文章。文章有个标题，叫《老厂记忆——一位七十八岁老人的口述》。

我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内容，第二遍看标题。

"老厂记忆"。这四个字，把我这78年，一下子兜住了。

小姑娘说，大爷，您要是觉得哪里不对，我们可以改。我说不用改，写得挺好。她说那我们准备放到社区的公众号上，您同意吗？我说你们看着办。

回家路上，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老刘。他坐轮椅，他儿子推着他散步。老刘看见我，喊了一声，老陈！我走过去，他拉着我的手，说好久没见你了。我说最近在家写东西。他说写啥？我说写回忆录。他笑了，说你还会写回忆录？我说瞎写。他说回头给我看看。我说行。

老刘的半边身子还是动不了，说话也不利索，可眼神还亮着。他看着我，说老陈，咱这岁数了，能写就写，能说就说，别憋着。我说我知道。

他儿子推着他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轮椅慢慢远去。

老刘比我小两岁，以前在厂里是车工，手巧得很。他老婆走得早，就一个儿子。现在儿子把他接回来住，算是叶落归根。可他瘫了，哪儿也去不了。

我比他强。至少我还能走，还能写，还能自己热杯牛奶。

回到家，我坐在阳台上，翻开本子，接着写。

这次写的是秀兰走以后的日子。写我怎么一个人过，怎么学做饭，怎么学洗衣服，怎么在半夜醒过来伸手摸到空荡荡的半张床。

写到第三天晚上，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是隔壁王婶。她端着个碗，说老陈，我包了饺子，给你送点。我说谢谢王婶。她说你一个人别总凑合，该吃吃该喝喝。我说好。

王婶在我们这栋楼住了快二十年了。她老伴还在，比她大三岁，身体不太好，走路拄拐。她每天买菜做饭，照顾老伴，还要帮女儿带外孙。可她总是乐呵呵的，见谁都笑。

她站在门口，往屋里瞅了一眼，说老陈，你这屋里收拾得挺干净啊。我说一个人住，不收拾更没意思。她说你那个本子我看见了，上次浩浩来的时候放茶几上的。我说哦。她说你写啥呢？我说写过去的事。她说好，写吧，人老了就得留点东西。

她走了以后，我端着那碗饺子，坐在餐桌前吃。是白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一口咬下去，汤汁都溢出来了。

好吃。

我吃了大半碗，剩下的放冰箱里了。第二天早上热了热，又吃了。

从那以后，王婶隔三差五给我送点吃的。有时候是饺子，有时候是包子，有时候是一碗红烧肉。她说老陈你别嫌弃，我多做了一点。我说不嫌弃，好吃。

有一天她送了一碗排骨汤来，坐在我家沙发上跟我聊了会儿天。她说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找个伴？我说找啥伴，都这岁数了。她说岁数大怎么了，我有个老姐妹，老伴走了以后一个人过了六年，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个老头，现在过得挺好。我说那是人家的事。她说你考虑考虑。我说我考虑啥，我一个人挺好。

她说，老陈，你不是挺好，你是习惯了。习惯了不代表好。

我没接话。

她走以后，我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

找伴？我78了，秀兰走了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不是没想过。可每次想到要跟另一个女人过日子，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还是秀兰的脸。我总觉得，要是找了别人，就是对不起她。

可秀兰要是还在，她会怎么说？

我想起她活着的时候，有一次看电视，看到个新闻说一个老头丧偶以后找了个老伴，儿女不同意，闹得不可开交。秀兰说，人家也是个人，也有感情需求，儿女管那么多干嘛。我说你倒想得开。她说我怎么想不开，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个伴儿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可现在想想，也许她早就想过这一天。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个本子。封面上写着"待续"两个字，是我写的。

也许，有些事，真的可以"待续"。

社区公众号那篇文章发出来以后，过了几天，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陌生女人，五十来岁，穿着件米色风衣，头发烫了卷，染得乌黑。她看着我，说，您是陈大爷吧？

我说我是。她笑了，说我是社区的小周介绍来的，我看了您那篇文章，想跟您聊聊。

我让她进来了。她坐在沙发上，我给她倒了杯茶。她说她姓吴，叫吴美玲，以前也在我们那个厂里干过，不过比我晚十几年，我没见过她。她说她爸也是厂里的，叫吴德贵，在食堂做饭的。我想了想，说吴师傅啊，知道，胖胖的，爱开玩笑。她说对，就是我爸。

她说她看了我那篇文章，里面提到厂里食堂的馒头特别大，特别暄乎，那是她爸蒸的。她说她爸走之前还念叨过厂里的事，说那批老工人，没几个在了。

她说着说着，眼眶红了。

我递了张纸巾给她。她擦了擦眼睛，说不好意思陈大爷，我爸去年走的。我说节哀。她说我爸走之前，让我把他那些老物件整理整理，说都是念想。我整理的时候发现了一本相册，里面有张照片，是厂里年终表彰大会的合影，里面有您。

她从包里拿出那张照片。泛黄了，可人还能认出来。我站在第三排，穿着工作服，头发还是黑的，脸上带着笑。秀兰站在我旁边，穿着件蓝色外套，梳着马尾。

我拿着照片，手有点抖。

多少年没看见这张照片了。

吴美玲说，陈大爷，我爸在照片后面写了名字，说这些都是老同事，以后说不定用得上。我说你爸想得周到。她说我爸这人就这样，什么都留着，什么都记着。

她坐了一个多小时，聊了她爸的事，聊了厂里的事。她说她现在在市里一家公司做行政，离这儿不远，以后常来看我。我说不用麻烦。她说不麻烦，我爸要是知道我跟老同事聊上了，肯定高兴。

她走了以后，我把那张照片夹在本子里。照片后面，她爸的字还在，一笔一划的，写着每个人的名字。

吴德贵。我想起他了。食堂大师傅，胖胖的，脸上总是油光光的。每次去打饭他都给我多打一勺菜，说老陈你干活累，多吃点。我说你别偏心，别人看见不好。他说怕啥，我自己的勺我说了算。

这么个人，也走了。

我坐在阳台上，看着那张照片。照片里的人，年轻的年轻，笑的笑。现在呢？有的走了，有的老了，有的散了。只剩一张照片，证明这些人曾经站在一起过。

又过了几天，浩浩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爷爷，我看了社区那个公众号的文章了。我说你看到了？他说看到了，写得真好。我说瞎写的。他说不是瞎写，我看了三遍。我说三遍？他说对，三遍。第一遍看内容，第二遍看细节，第三遍看您写的那些话。

他停了一下，说，爷爷，您写秀奶奶那段，我看哭了。

我没说话。

他说，我从来没见过秀奶奶，可我看了您写的那些，觉得她就在我面前。她穿红棉袄的样子，她梳辫子的样子，她抱着我的时候手在抖的样子。爷爷，您写得真好。

我说，我就是瞎写。

他说，不是瞎写。是真心。

又过了些日子，社区组织了一次活动，叫"老友记"，就是让社区里的老人聚一聚，聊聊天，吃个饭。小姑娘给我打了电话，说大爷您来吧，上次您录的口述反响挺好的，好多人说想见见您。我说我去干啥。她说您来嘛，就当支持我们工作。

我去了。

活动室里摆了三张圆桌，坐了二十来个人。大部分是老头老太太，也有几个年轻人，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我进去的时候，小姑娘迎上来，把我领到一张桌子旁。桌上已经坐了三四个人，我认识其中一个，是隔壁楼的孙大爷，以前在厂里是电工。他看见我，说老陈来了。我说来了。

大家坐在一起，聊了聊各自的情况。有的说子女在外地，有的说老伴走了，有的说身体不好。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过去的事上了。孙大爷说起以前厂里停电，他爬电线杆修线路，差点摔下来。另一个老太太说她以前在厂里医务室，孙大爷摔下来就是她给包扎的。孙大爷说对对对，你给我缝了三针。老太太说缝了五针，你记错了。

大家笑起来。

我坐在那儿，听着他们说话，突然觉得，这些老头老太太，虽然各有各的难处，可坐在一起聊聊天，说说过去的事，脸上都有了光。

人活着，也许不需要什么大意义。有人说话，有人听，有人记得你，有人跟你一起笑，这就够了。

活动结束的时候，小姑娘过来问我，大爷，您下次还来吗？我说来。

回家的路上，天快黑了。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洒在地上。我慢慢走着，突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喊，陈大爷！回头一看，是吴美玲。她从一辆车上下来，快步走到我面前，说陈大爷，我刚从公司出来，看见您了。我说哦，下班了？她说对。她说您这是从哪回来？我说社区活动。她说社区活动好啊，您多参加。我说好。

她送我到楼下。我说不用送了，到了。她说没事，我送您上去。我说真不用。她说我爸以前说过，您是厂里出了名的热心肠，谁家有事都帮忙。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她说过去的事也是事。

她站在楼下看着我上楼。我走到三楼拐角，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

我冲她摆了摆手。她也摆了摆手。

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喝了口茶。茶凉了，可喝着还是暖的。

我翻开那个本子。最后一页的"待续"两个字，墨迹还没干透似的。

我拿起笔，接着写。

这次写的是今天的事。写社区活动，写孙大爷说的五针还是三针，写小姑娘的酒窝，写吴美玲站在路灯下的样子。

写着写着，我突然笑了。

78岁了。还能笑。还能写。还能有人喊一声"陈大爷"。

活着没意义？

也许有。

也许意义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里。一碗饺子，一张照片，一个电话，一次聊天。它们不起眼，可它们是你活过的证据。

我把笔放下，合上本子。

明天，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