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旧部批评高市早苗，岩屋毅率约50名高管访华，日本如何兼顾中美？

68岁的今井尚哉公开批评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和对美姿态之时，岩屋毅带着大约50名日本企业高管来华访问，那么日本企业订单、投资以及供应链是否能够在安全依赖美国和经济离不开中国之间保持稳定呢？

永田町有很高的影响力，很多重要的政策决定、秘密信息都是由他来处理的，圈内人还称他是“首相”的化身。

高市早苗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曾邀请他担任内阁官房参与，利用安倍时代所积累的政治资源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现在原本被请来协助执政的元老却公开批评高市，说明日本执政阵营内部的分歧已经无法完全隐藏了。

今井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把高市对于涉台立场说得过于直白，把本来可以保留弹性的外交表达推向了台前；第二，他对高市面对美国时的姿态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用“爸爸，我被欺负了，请来救我”来形容这种依赖感。

他觉得问题不是日本无法采取行动，而是政策表达缺乏节制，缩小了外交回旋的空间，也会使外界很快做出强硬的反应。这是今井第一次对高市提出反对意见。“不等对方表示同意就直接开始工作”是本段的主旨。

今年四月份，高市打算接受美国的要求，派出部队去霍尔木兹海峡护卫的时候，今井当面反对了这个想法。高市曾经考虑过解雇他的主意但是最后没有执行。

相关争执所反映出的就是，日本是否应该在美国的要求之下承担更多的海外安全任务，以及这些行动能否符合日本宪法中对海外派兵的规定。长期以来，日本一直都在不断地进行扩军、修宪以及集体自卫权解禁的工作，并且加大了西南诸岛军事部署的力度。

在比较谨慎的表述之下，高市公开发表言论时就将一些政策意图直接公之于众，并因此而引起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响。安倍时代所采用的操作方式更加重视控制节奏以及保留了模糊的空间，不能一次性地消耗掉所有的政策选项。

今井反对更多的是要求改变表达方式、推进的方式，并不等于主张日本在相关实质议题上全面退让。这种谨慎与日本战后的外交结构有关。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确定了日本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基本框架，吉田茂所推行的“吉田路线”使日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

这样安排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条件的同时，也使得日本在军事、外交上没有完全独立的政策空间。如今美国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军费用分担，在贸易领域不断施加压力，并且希望日本在中东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多的任务，高市若没有谈判筹码的话就直接接受，也会同时受到国内法律约束以及民众对于卷入海外冲突的担忧所牵扯。

经济压力也是不可避免的，高市提出涉台言论之后，中日经贸往来受阻，许多日本企业在华业务受到冲击。当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中国就成了很多企业的主要生产地和消费地，并且投资、订单以及供应链都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来维持。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成立于比中日邦交正常化早很多，一直承担民间经贸沟通的职能，官方无法直接处理的交流也常常通过这个渠道来实现。正是因为这种背景之下，岩屋毅在7月份就任协会会长之后重新调整了工作安排，并且确定了9月份访华计划。

他曾经是日本防卫大臣，认为中日就是不能更改的邻居，应该创建出面向未来的安全关系，在高市上任之前也曾经反对过激进的观点，并且主张台湾海峡要维持稳定、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代表团在北京逗留几天后和中国相关部门进行会谈，主要目的就是稳定贸易基础、恢复沟通渠道，避免由于误会而产生的摩擦。岩屋毅不断指出地理距离不能改变国家之间相互联系的现状，对抗不可能成为长久的选择。

今井尚哉、岩屋毅以及高市早苗代表的不是三条互相割裂的外交路线，而是日本内部就操作方式与优先顺序进行竞争的一个方面，强硬表态主张强化同盟和安全议题，政坛元老、商界则更看重保留空间、不被美国战略节奏牵着走，并且维持对华经贸联系。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联合声明》，使两国邦交正常化；1978年双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又发表了1998年的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联合声明。中日关系能否稳定，主要看日本是否在关键问题上按照这些政治文件的精神采取建设性的行动。

经贸代表团可以打开沟通窗口，但是真正决定关系走向的，还是日本是否能够在安全依赖和经济联系之间保持必要的克制、调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