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开车去旧金山，一路上的广告牌几乎全是AI。
湾区没有人闲着。
一周之内，圆桌、大型会议、技术沙龙，什么都有。
美国AI圈有个词形容这种状态：社群。
技术人员讨论模型方向，研究员争论治理路径，投资人判断赛道。
还有不少人，在琢磨中美之间的事。
今年围绕AI治理的对话渠道十分密集。
联合国、G20、APEC各有议程，二轨对话把中美技术人员和政策研究员聚到了一起。
一个具体进展：中美正在讨论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AI Safety Connect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告诉谭主，他们为此努力了很久，现在正与中国同行讨论怎么建事件报告机制，让两国AI实验室隔着太平洋对话。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茜确认，建立沟通渠道和防范AI被滥用符合中国利益。
多个美国AI安全机构的政策研究员也表达了积极态度。
这些就是"低垂的果实"：不是最宏大的目标，而是双方已有专业共识、相对成熟的合作点。
但同样的议题，放到不同语境里，长出来的样子未必一样。
一个基础问题是用词。
分类方式也不统一。
中国区分"技术内生安全风险""技术应用安全风险""应用衍生安全风险"三大类，美国麻省理工则把AI风险总结为七大类。
结果就是：双方口中的"重大风险"不是同一回事。
美方关心AI是否会带来毁灭性灾难，中方关心AI在实际使用中的具体风险。
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规则由谁来制定？如果全球AI标准由美国主导，全程缺少中方参与，最终形成的治理规则很难在全球落地。
第一，共同探讨AI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
什么算重大风险？哪些模型行为属于严重失控？基础问题不谈清楚，后续协同无从谈起。
第二，敲定AI风险事件通报的范围、流程与要求。
哪些事件需要上报、多久之内完成通报、不落实如何处置，都要有约束。没有通报机制就没法留存案例，没有案例就摸不清风险演变规律。
第三，将AI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中。
加州参议员麦克内尼提到，联邦层面推进可能较慢，但加州可以先行先试，建立互信再逐步推广。
中美之间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分歧，但可以先管住最急迫的风险，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做实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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