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2年冬，浙江绍兴马家，19岁的汤仪病逝。远在外地求学的马一浮收到讣告时，妻子已经入殓。他赶回家中，跪在棺木前，三天三夜不肯进食，也不肯离开。
这段婚姻开始得很早。马一浮出生于1883年，自幼聪慧，八九岁便能诵读《楚辞》《文选》，少年时期已经显露出过人的学识。十六岁那年，他与汤仪成婚。汤仪出身绍兴名门，父亲汤寿潜曾任官，也有地方声望。
按照当时习俗，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新郎年少有才，新娘端庄聪慧，外人看来，二人本该拥有安稳的生活。可马一浮心中装着的，远不只是一个家庭。
婚后不久，他便前往上海求学。那是新旧思想剧烈碰撞的年代，许多年轻人离开故乡，试图从学问、教育和社会变革中寻找出路。马一浮沉浸其中，读书、译介、交游，生活重心逐渐移到了外部世界。
汤仪留在绍兴，承担起侍奉公婆、料理家务的责任。她没有怨言，反而按照丈夫的意思开始读书识字。那时社会上仍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可马一浮却认为，不识字便如同目盲，不能读书便像在黑暗中行走。
汤仪便一点点学了起来。她给丈夫写信，报告近日读了什么书，也谈家中琐事。两人既是夫妻，也像隔着千里互相切磋的同窗。那些书信，或许是他们聚少离多的婚姻里，最接近亲密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汤仪年纪并不大，却早早承担了一个大家庭的重量。公公病重，家中接连遭逢变故，婆母又早已离世，许多事情只能由她一人操持。她身体渐渐衰弱，却很少把真实状况告诉马一浮。
她明白，丈夫正在上海求学，也在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于是，信中常写的是“家中有我，君勿烦忧”。这句话听起来平静，背后却是一个年轻女子独自支撑家庭的艰辛。
直到父亲病情恶化，汤仪才不得不发电报催促马一浮回家。马一浮连夜赶回，看到妻子时，才发现她已经瘦得厉害，面色苍白，咳嗽不断。多年以后，他或许始终无法释怀：她早已病重，而自己竟没有及时察觉。
汤仪没有责备他。
她知道马一浮不会甘心只守着一座宅院。他有自己的志向，也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焦虑。对于丈夫的远行，她总是沉默地接受，替他整理衣物，准备盘缠，临别时还要叮嘱几句生活琐事。
但这一次，她没有等到丈夫真正陪伴自己走出病痛。
1902年冬，汤仪病逝，年仅19岁。她临终前曾让人给马一浮发电报，话到嘴边却又停下，只说：“他太忙了，还是不要惊动他。”这几句话是否完全出自当时原始记录，后人已难以核实，但汤仪长期隐忍的形象，确实被许多记述反复提及。
马一浮赶回时，妻子已经离世。三年婚姻，真正相守的日子并不多。面对棺木，他想到的恐怕不只是失去爱人的痛苦，还有迟来的自责。
汤寿潜曾劝他：“人已经去了，往后的日子还长，不必把自己困在悲伤里。”
马一浮却回答：“阿仪是世上最好的女子，不会再有别人了。”
随后，他跪在岳父面前立誓，今生不再续娶。这个誓言并非一时冲动。汤寿潜后来曾考虑让家中女儿嫁给他，替亡女照看这个女婿，但马一浮始终拒绝。
有人把他的选择解释为痴情，也有人认为，那里面有更深的愧疚。汤仪在婚姻中付出了青春、健康和全部耐心，而马一浮把大量时间交给了学问与理想。妻子离世后，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一直替自己守住家庭的人，再也不会站在门口等他归来。
从此以后，马一浮没有再娶。他把更多精力投入经学、哲学、佛学、文学和书法研究，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人物之一。这样的成就，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段婚姻的影响，却不能否认，汤仪的早逝在他生命中留下了长期而沉重的印记。
1967年，马一浮在杭州病逝，终年84岁。他没有留下新的婚姻，也没有让当年的誓言变成一句悼亡时的空话。对汤仪而言，这段婚姻只有短短几年；对马一浮而言，却成了伴随一生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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