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搭伙3个月，我夜夜搂她睡，直到她塞给我一张存折！

76岁搭伙3个月，我夜夜搂她睡，直到她塞给我一张存折

第一章 空巢

我七十六岁那年，差点把老命搭进一场搭伙过日子的荒唐事里，直到她塞给我一张存折，我才明白这三个月我搂着睡的不是个活人，是一团裹着人皮的谜。

老伴走的那天是腊月初八，天冷得水管都冻裂了。她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手背上的针眼青一块紫一块，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肺癌查出来到走，不到三个月。最后那几天她话都说不利索了，还惦记着家里冰箱里的饺子：“老李，冻的那两屉饺子，你记得吃，别放坏了。”

我说：“知道了，你别操心这些。”

她就笑，笑得跟平时一样，嘴角往上弯，可眼里没光。她说：“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别老凑合。找个伴儿，搭伙也行，别孤零零的。”

我说：“你别说这些，好好养着。”

她说：“养不好了，我自己知道。”

三天后她走了。走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我趴在床边打盹，护士进来换药，拍了拍我肩膀，我醒了，看见她胸口不跳了。我没哭，给她擦了脸，换了衣裳，叫了殡仪馆的车。儿子李志强从省城赶回来，女儿李志红从邻市赶回来，俩人哭得站不住，我扶着他们，一滴眼泪没掉。

丧事办完，儿女们走了。我回到两室一厅的老房子，屋里还留着她的气息——衣柜里有她的衣裳，卫生间有她的牙刷，厨房里有她没用完的半袋盐。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大，可一个字听不进去。天黑了开灯，天亮了关灯，一天一天，过得像一截木头。

那四年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早上起来煮一袋方便面，中午下点挂面，晚上把中午剩的挂面热一热。有时候懒得动，一天就吃一顿。儿子每月打一次电话，问吃了没，我说吃了；问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爸，要不你来省城住？”我说：“不去，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说：“那你找个伴儿。”我说：“再说吧。”

其实我不是没想过。小区里也有几个老太太，跳广场舞的，遛弯的，看着都挺精神。可我一想到要跟一个陌生人从头开始，说她爱听的话，记她爱吃的东西，迁就她的脾气，就觉得累。我这辈子就迁就过我老伴一个人，迁就了四十多年，习惯了。再来一个，我怕是没那个耐心了。

可夜里是真难熬。白天还好，看看电视，下楼溜达溜达，一天就过去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耳边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有时候翻个身，习惯性地往旁边伸手，摸到的是冰凉的床单。那时候我就睁着眼，盯着天花板，等天亮。

李志强每次回来都劝我：“爸，你才七十出头，身体还行，找个老伴吧。我们不在身边，你有个头疼脑热的，好歹有人递杯水。”

我说：“你爸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够了。”

他说：“那不一样。妈走了，你得往前看。”

我说：“往前看是火葬场，看什么看。”

他就叹气，不说了。

其实我心里明白，儿子是为我好。可找个伴儿哪有那么容易？这个岁数了，谁不是一身故事一身债？凑在一起，说是互相照应，搞不好是互相拖累。我见过小区里几个搭伙过日子的，过了半年散了，为钱闹得跟仇人似的。我不想过那种日子。

就这么一个人过了四年。四年里我学会了做饭——虽然不好吃，但能填饱肚子；学会了用洗衣机——以前都是老伴弄，我连按钮都没碰过；学会了一个人去医院——挂号、排队、拿药，一整套流程走下来，心里空落落的。

真正让我动心思找个伴儿的，是去年冬天那场感冒。那回感冒来势凶，高烧三十九度，我躺在床上起不来，想喝口水，水壶是空的。我撑着爬起来烧水，走到厨房，腿一软，摔在地上了。躺了有十分钟才缓过来，自己爬起来的。

那十分钟里我想了很多。我想，要是就这么死了，怕是得等尸体臭了才有人知道。儿子女儿在外地，邻居也不常来往。死在家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第二天我给李志强打了个电话，说：“你上回说让我找个伴儿，要不，你帮我问问？”

他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然后说：“爸，你想通了？”

我说：“想通了。一个人，扛不住了。”

第二章 牵线

李志强托了他小舅子，他小舅子又托了同事，同事又托了邻居，七拐八绕的，最后牵线的是隔壁单元的老赵媳妇。老赵媳妇姓刘，叫刘秀英，是个热心肠，平时在小区里帮人介绍保姆、介绍对象，不收钱，就图个热闹。

那天刘秀英来我家，坐在沙发上嗑瓜子，嘴里没停过：“李叔，我跟你说，这个周桂芬是我远房表姐，六十八，比你小八岁，身体硬朗着呢。纺织厂退休的，每月退休金两千八，不多，但够自己花。她老伴走了六年了，有个儿子在南方打工，不常回来。人勤快，爱干净，做饭也好。就是命苦了点，老伴走得早，儿子又不争气。不过人倒是本本分分的，没什么花花肠子。”

我说：“她愿意搭伙？”

刘秀英说：“愿意。她一个人租房子住，房租每月一千二，退休金去掉房租就剩一千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也想找个伴儿，互相有个照应，省点开销。”

我说：“那她图我什么？我退休金三千二，房子是自己的，可也没多少存款。”

刘秀英笑了：“李叔，你想多了。都这个岁数了，图什么？图个说话的人，图个夜里不冷清。钱不钱的不重要，够花就行。桂芬姐不是那种贪心的人，我了解她。”

我说：“那见见？”

刘秀英说：“见见。明天下午，我领她过来。”

第二天下午，刘秀英领着周桂芬来了。周桂芬穿了件深灰色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用个黑卡子别着，脸上没抹粉，但干干净净的。进门先换了鞋，把鞋摆在鞋架最下层，摆得规规矩矩的。然后站在客厅里，有点局促地看了看四周，说：“李大哥，打扰了。”

我给她倒了杯茶，她双手接过去，说了声谢谢。刘秀英在旁边说：“你俩聊，我去楼下买点东西。”就走了，把空间留给我俩。

我坐在沙发上，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中间隔着个茶几。我打量她——个子不高，一米五几，微胖，脸圆圆的，眼角有皱纹，但眼睛很亮。她也在打量我，但目光躲躲闪闪的，看两眼就低下头喝茶。

我问她：“你以前在纺织厂做什么？”

她说：“挡车工，干了二十多年。后来厂子倒闭了，又去超市干了几年理货员，六十岁才歇下来。”

我说：“那挺辛苦。”

她说：“辛苦是辛苦，习惯了。现在闲下来反倒不自在，总想找点事做。”

我说：“我老伴走了四年了，一个人过，凑合。”

她说：“我老伴走了六年，也是一样。”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个多小时，聊的都是些家常话——孩子、身体、以前的工作。她说话温温吞吞的，不急不躁，嗓门不大，笑起来嘴角有个浅浅的酒窝。临走的时候她站起来，把茶杯搁在茶几上，说了句：“李大哥，你这屋子收拾得挺干净。”

我说：“干净什么，乱得很。”

她说：“不乱，就是东西摆得不太顺手。你要是愿意，我下回帮你归置归置。”

我说：“那敢情好。”

她走了以后，刘秀英回来了，问我：“怎么样？”

我说：“还行。”

刘秀英说：“桂芬姐说你人挺实在的，就是话少。”

我说：“我话少？我年轻时候话可多了。”

刘秀英笑了：“那就是你看上了呗。”

我说：“再看看。”

看了三次。三次都是在我家，她来了就帮我收拾屋子，擦桌子、拖地、归置东西。她干活利索，一会儿工夫就把我那个乱糟糟的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一边干一边跟我说：“你这个调料瓶得按高矮排，用的时候顺手。”“抹布得挂起来，搁台面上容易馊。”“冰箱里别堆太满，冷气不循环，费电。”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忙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年了，这个屋里头一回有个女人在忙前忙后，声音絮絮叨叨的，跟老伴在世时一个样。我鼻子有点酸，别过脸去，假装看电视。

第三次见面那天晚上，她给我做了顿饭。她炒了个青椒肉丝，做了个西红柿蛋汤，蒸了碗米饭。我吃了三碗，她吃了两碗。吃完她洗碗，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弯腰在水池前忙活，后腰那块衣裳贴住了，显出腰的形状。我心里动了一下，但没敢多想。

她洗完碗，擦了手，站在客厅里说：“李大哥，时间不早了，我回去了。”

我说：“好。”

她走到门口，换了鞋，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明天还来吗？”

我说：“来。”

她就笑了，那个酒窝又露出来了。

第三章 搬进来

搭伙的事是刘秀英提的。她说：“你俩也见了好几回了，都觉着还行，那就搬一块儿过呗。桂芬姐那边房租下个月到期，房东要涨价，涨到一千五，她租不起了。李叔你这边两室一厅，次卧空着也是空着，让她搬过来，互相有个照应。不领证不扯财产，就搭伙过日子，合得来就过，合不来就散，谁也不欠谁的。”

我跟李志强说了，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说：“爸，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说：“那行。你把话说在前头，钱的事分清楚，别到时候扯皮。”

我说：“我知道。”

李志红也打了电话来，说得更直白：“爸，她人怎么样？别是冲着你的房子来的。”

我说：“她就一个租房的，租房都租不起了，冲我房子来？我房子又卖不了，她图什么？”

李志红说：“那你注意点，别把存折给人看。”

我说：“知道了，你管好你自己。”

周桂芬那边也跟她儿子说了。她儿子在电话里说：“妈，你看着办，只要不给人添麻烦就行。”周桂芬后来跟我说，她儿子这话听着凉薄，但也是实情。他欠着一屁股债，管不了她，她不给他添麻烦就不错了，哪敢指望他管她。

搬家的那天是个周六，天阴着，刮小风。周桂芬只提了一个蛇皮袋和一个旧皮箱。蛇皮袋里是铺盖——两床棉被，一个枕头，一条褥子。旧皮箱是那种老式的，棕色人造革的，四个角都磨白了，锁扣锈迹斑斑。我问她：“就这么点东西？”她说：“就这么多。衣裳都在里头，别的都卖了。”

她把蛇皮袋搁在次卧的床上，把旧皮箱搁在衣柜顶上。然后从旧皮箱里拿出一样东西——一个相框，里头是她老伴的照片。她把相框摆在次卧的床头柜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布，是手帕大小的白棉布，叠得方方正正的。她把白布盖在相框上，动作很轻，像盖被子似的。

我问她：“这是？”

她说：“我老伴。摆你屋里不合适，搁次卧，我每天早上擦一擦。”

我说：“你就摆着，不碍事。”

她摇摇头：“不合适，这是你家。我一个搭伙的，摆客厅像什么话。”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我说：“你就摆着，我不介意。”

她还是摇头，把白布盖好了，退后一步看了看，像是确认盖严实了，才转身去收拾别的。

头一个星期，我俩客客气气的。她做饭我洗碗，她扫地我擦桌子，晚上各回各屋，门一关，跟合租的房客没什么两样。吃饭的时候她总给我多盛半碗，说我个子大，吃得多。我说你吃你的，别管我。她就笑，说：“习惯了，以前伺候老伴伺候惯了。”

她做饭确实好。红烧肉炖得烂烂的，肥肉入口即化，瘦肉不柴；饺子馅调得香，韭菜鸡蛋的，咬一口满嘴鲜；连炒个青菜都比我自己炒的好吃。我说：“你这手艺，开饭馆都够了。”她说：“开什么饭馆，伺候好你就行了。”说完自己愣了一下，可能觉得这话太亲近了，赶紧低头扒饭。

我夜里睡觉轻，她那边一有动静我就醒。头几天夜里，我听见她在次卧翻身，床板吱呀吱呀地响。有时候她起来上厕所，拖鞋在地板上啪嗒啪嗒的。我躺在自己床上，竖着耳朵听那些声响，心里踏实——屋里有人，不是空的了。

但那时候我俩还是分屋睡的。我睡主卧，她睡次卧，中间隔着一道墙。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经过她门口，有时候站一会儿，听听里头的动静。有一次我听见她在里头叹气，长长的，闷闷的，像是心里压着事。我抬手想敲门，手举到一半又放下了。搭伙过日子，有些事不能问，问多了招人烦。

转折是第八天夜里。

那天降温，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膝盖的老寒腿隐隐发酸。快到半夜的时候，隔壁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有人摔了。我披上衣服去敲她的门：“桂芬？没事吧？”

里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她说：“没事，拖鞋滑了一下。”

我推门进去，看见她坐在床边，一只手撑着床沿，另一只手捂着腰，脸上疼得发白。地上有滩水渍，是她睡前洒的水——她习惯在暖气片上搁碗水，说是屋里太干，嗓子不舒服。水洒了，暖气烤干了留下印子，她起夜踩上去滑了。

“摔着哪儿了？”我蹲下去看她腰。后腰那块青了一块，不严重，但六十八岁的人了，摔一下不是闹着玩的。

“真没事。”她嘴上说着，眉头却拧成一团，说话的时候倒吸了口气。

我扶她躺下，给她腰上垫了个热水袋，又去厨房烧了壶热水灌进暖瓶搁她床头。她侧躺着，背对着我，忽然说：“老李，你回屋睡吧，别冻着。”

我没走。她那床是单人床，一米二的，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靠着墙，没一会儿就打起了瞌睡。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我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歪到她床上了，她蜷在我胳膊弯里，呼吸均匀，后脑勺对着我的下巴，头发丝蹭着我的脖子。她身上有股雪花膏的味儿，不浓，淡淡的，闻着暖和。

我僵住了，一动不敢动。胳膊被她枕得发麻，腿也压得酸，可我不敢挪，怕弄醒她。

她醒了，没躲，也没说话，就那么躺着。过了一会儿，她翻了个身，面朝着我，眼睛睁着，看着我胸口的位置。她的眼睛很亮，在晨光里显得格外清亮。她轻声说：“老李，你打呼噜。”

“我从来不打呼噜。”

“你昨晚打了。跟拉风箱似的。”

我没再争。窗外的天一点点亮起来，晨光照进屋里，照在她脸上，照出细细的皱纹和松弛的皮肤。她六十八了，不年轻了，可那一刻我觉得她好看。

那天早上她熬了小米粥，煎了四个荷包蛋，我吃了两个，她吃了两个。吃完她洗碗的时候，我从后面走过去，把她腰搂住了。她手里还攥着抹布，身子一僵，随即软下来，没回头，只说了句：“碗还没洗完。”

“碗一会儿再洗。”

“你这个老不正经的。”

话是这么说，那天晚上她没回次卧。她把次卧的铺盖卷到了主卧，铺在我那张一米五的双人床上，两张单人被，并排放着。她把老伴的相框也拿过来了，搁在主卧的衣柜顶上，用白布盖着。我问她：“摆这儿行吗？”她说：“行，老伴在顶上看着，你在底下睡着，你俩都是我的伴。”

我说：“你这话说的，瘆得慌。”

她笑了，头一回笑得那么松快。

半夜我伸手过去，她没推开，只是把我的手攥住了，攥得很紧。她的手粗糙，指节大，掌心有厚茧，是干了几十年活的手。我攥着她的手，感觉她的手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冷还是紧张。过了一会儿她松开手，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我肩膀上，闷声说：“老李，你搂着我。”

我就搂着她。她缩在我怀里，像只老猫，一动不动。过了好久，我听见她呼吸变匀了，睡着了。

从那以后夜夜如此。我搂着她睡，她枕着我胳膊，有时候她腿抽筋，我给她揉；有时候我喘不上气，她给我拍背。两个七老八十的人，像两只挤在一起取暖的老猫，没什么激情，就是图个踏实。夜里有时候醒了，听见她的呼噜声，我就安心了，翻个身又睡过去。

第四章 蛛丝马迹

日子过得舒坦了，人就容易忽略一些事。可有些事，你不注意它也在那儿，早晚要冒出来。

头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是电话。周桂芬的手机是老年机，大字大声的那种，平时除了她儿子和我偶尔打，没什么人找她。可搬来之后，她偶尔会接电话，避开我。手机一响，她看一眼号码，脸色就变，要么直接挂掉，要么走到阳台上关上门才接。

有一次她在阳台接电话，我在客厅看电视。隔着玻璃门，我看见她背对着我，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撑着阳台栏杆，肩膀一耸一耸的。她在抹眼泪。挂了电话回来，眼睛红红的，我问她谁打的，她说：“推销保险的，烦人。”

我说：“推销保险的能把你气哭？”

她说：“那人说话难听，我骂了他两句。”

我没追问。搭伙过日子，各有各的隐私，这个道理我懂。可她越是不说，我心里越打鼓。六十八岁的老太太，能有什么秘密？

第二个疑点是她夜里说梦话。我睡觉轻，她半夜翻个身嘟囔几句，我半梦半醒之间听不真切，只隐约听见“还了”“别找”“够了”几个词。有一回她声音大了些，清清楚楚说了句：“我这条命不值那么多钱。”我一下子清醒了，问她说什么呢，她翻个身又睡过去了。第二天问她，她一脸茫然：“我说梦话了？不知道，我睡觉从不做梦。”

我说：“你昨晚说梦话了，说什么命不值钱的。”

她脸色变了变，随即又恢复正常，说：“大概是白天看电视剧看的，胡梦颠倒的。”

第三个疑点是那个旧皮箱。她搬来的时候那个旧皮箱，一直搁在主卧衣柜顶上，落了灰也不见她打开。有一回我找换季的棉被，踩着凳子去够衣柜顶上的箱子，她正好进屋，脸色唰地变了：“别动那个！”

那是我头一回见她急眼。她平时说话温温吞吞的，那一声喊出来嗓子都劈了。我从凳子上下来，她意识到自己失态了，缓了缓语气：“里头是我老伴的东西，我不想让别人碰。”

“我是别人？”

她愣了一下，没接话，转身出了屋。那天晚上她没回主卧睡，又睡回了次卧。我半夜起来去敲她门，她隔着门说：“老李，给我一晚上，明天就好了。”

第二天她果然好了，主动把铺盖搬回来，还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可那个旧皮箱从此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我不动它，可我总忍不住看它。她老伴的遗照在衣柜顶上摆着，她前夫的遗物在皮箱里锁着，我呢？我算什么？

还有一件事，关于钱。她搬来之后，日常开销我说我出，她不肯，非要一人一半。她每月退休金两千八，比我少四百，但手头似乎比我宽裕。买菜她抢着付钱，我拦她她就说：“你那点钱留着买药，我身体比你好。”

我信了。可后来我注意到，她偶尔会翻看手机短信，看完了就删。有一回她手机搁在茶几上，来了一条短信，我瞥了一眼，看见“余额”两个字。她赶紧拿起来看了，然后删了。

我问她：“谁发的？”

她说：“垃圾短信。”

我说：“垃圾短信你还看那么仔细？”

她说：“我看看是不是骗子。”

我没再问。可我心里有数了——她有事瞒着我。

真正让我起疑心的是一个月末。那天她去银行取钱，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钱包里空空如也。我问她：“取的钱呢？”她说：“花了。”我说：“你取了多少钱？”她说：“一千。”我说：“一千块钱，一天就花了？”她说：“买了点东西。”

可那天她回来的时候，手里就提了一小袋青菜和两斤鸡蛋，加起来不到三十块钱。那一千块钱去哪儿了？

我没问。她也没说。可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起来坐在客厅里发呆。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失眠。”我说：“进来睡吧，外头冷。”她就进来了，缩在我怀里，身子冰凉冰凉的。

我搂着她，心里翻江倒海。她到底瞒着我什么？

第五章 摊牌

纸终究包不住火。那天下午，她出门买菜，手机落在茶几上了。她前脚刚走，手机就响了。我本不该接的，可那手机响了一遍又一遍，同一个号码，连着打了三遍。我怕是什么急事，就按了接听。

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中年，嗓门很粗：“周桂芬，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下个月五号之前，那笔钱你再凑不齐，别怪我不讲情面。你儿子欠的债，你不还谁还？你跑哪儿去都没用，我知道你搭伙找了个老头，你以为躲到别人家就没事了？”

我脑子嗡了一下。

“你是谁？”我问。

那边顿了一下，然后笑了：“哟，老头接的？我是谁不重要，你告诉周桂芬，五号之前，二十万，少一分都不行。她儿子赌输了跑路了，她这个当妈的想撇清？没门。”

电话挂了。我坐在沙发上，手机还攥在手里，半天没动。

她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那儿发呆，菜篮子搁在脚边，菠菜叶子蔫了。她一看我脸色不对，又看见她手机在我手里，一下子全明白了。

“你接电话了？”她声音发虚。

“二十万。”我说，“她儿子赌输了跑了，债主找她要钱。”

她站在那儿，手里拎着的塑料袋掉在地上，几个西红柿滚出来，滚到沙发底下去了。她没去捡，慢慢坐到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搓来搓去。她的手指很粗，指节大，搓得发红。

过了很久，她说：“老李，我跟你搭伙，是真心想跟你过日子的。”

“那这二十万是怎么回事？”

“我儿子……前年跟人合伙做生意，赔了，后来又去赌，越赌越大，房子都押出去了。儿媳妇跟他离了，孙子跟了妈。他跑出去半年没音信，债主就来找我。我把我那套小房子卖了，还了大部分，还差二十万。我退休金每月到账就被划走，我没办法，才出来搭伙——至少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

我听着，心里翻江倒海。合着她来跟我搭伙，就为了找个免费吃住的地方？

“老李，我承认，一开始是这么想的。”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可这三个月，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我给你做饭洗衣，夜里你腿疼我给你揉，你咳嗽我给你熬梨水——这些都是假的吗？”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她对我确实没得说，可这三个月我搂着她睡，以为搂的是个知冷知热的老伴，结果她心里揣着二十万的窟窿，夜里说梦话都在愁钱。我算什么？冤大头？

“你走吧。”我说。

她抬起头看我，眼圈红了，嘴唇抖了抖，没说话。

“我不是赶你走。”我别过脸不看她，“你欠债的事我管不了，我也没那么多钱。你在我这儿，债主找上门，我这老脸往哪儿搁？邻居怎么看我？我儿子女儿知道了怎么想？”

她站起来，进了次卧，把门关上了。我听见她在里头翻东西，窸窸窣窣的，过了半个多小时，门开了。她提着那个旧皮箱和蛇皮袋走出来，还是来时候的那两样东西。她把蛇皮袋搁在门口，旧皮箱放在茶几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搁在旧皮箱上面。

是一张存折。

红色的封皮，有点旧了，边角磨得发白。她把它搁在皮箱上，用手按了按，像是怕它被风吹走。

“老李，这三个月，你对我好，我知道。我没什么能报答你的。”她把存折推到我面前，“这里头有六万块钱，是我攒的私房钱，债主不知道。你拿着。”

我看着那张存折，手没动。

“你这是干什么？”

“我走了以后，你找个正经老伴，别找搭伙的了。搭伙的靠不住，我知道。”她苦笑了一下，“这钱你拿着，算我这三个月在你这儿的吃住钱。你要是不拿，我走得不安心。”

“六万块钱换三个月吃住？你当我开旅馆的？”

她没接话，提起蛇皮袋，伸手去够旧皮箱。我一把按住皮箱：“等等。”

她停住了。

“这箱子里到底是什么？”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慢慢打开皮箱。里头整整齐齐码着一摞一摞的东西——最上面是她老伴的几件旧衣裳，叠得板板正正；下面是几本相册，边角都磨白了；再下面是一个铁皮盒子，锈迹斑斑。她把铁皮盒子拿出来，打开。

里头是一沓借条，几张银行转账凭证，还有一封信。

“我老伴走之前，把家里积蓄都借给了他一个战友，说是战友儿子结婚急用，三个月就还。结果老伴走了，那战友不认账了，说没借过。我去要过几回，人家把我轰出来。这钱不多，八万块，可我咽不下这口气。我留着这些证据，想等哪天有机会把钱要回来。”她看着那些借条，“没等到。”

她把铁皮盒子合上，放回皮箱里，重新锁好。然后她把存折又往我这边推了推。

“六万加八万，十四万，加上我退休金卡里被划走的那些，我儿子欠的二十万，差不多能凑齐了。债主五号来拿钱，我凑不齐，他们就要我儿子的命。我儿子再混蛋，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她提起皮箱和蛇皮袋，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没回头。

“老李，夜夜搂着我睡，你睡得踏实吗？”

我站在客厅中间，看着她佝偻的背影。她六十八了，头发花白，后背微驼，提着两个大包，像一只被人赶出窝的老鸟。我想起夜里她缩在我怀里的样子，想起她给我揉腿时粗糙的手掌，想起她红烧肉炖得烂烂的、知道我牙口不好。

“你站住。”我说。

她站住了。

“存折你拿走。债的事，我跟你一起想办法。”

她转过身来，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但她咬着嘴唇没哭出声。她摇了摇头：“老李，你别犯傻。二十万，你一辈子积蓄都不够。我不能拖累你。”

“谁说我要替你还？我是说想办法。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你一个人想不出来，两个人还不行？”

我把她手里的蛇皮袋接过来，搁回墙角，又把旧皮箱提回次卧。她跟在我后面，一声不吭。我回头看她：“还愣着干什么？做饭去，我饿了。”

她抹了一把脸，系上围裙进了厨房。那天晚上她做了四个菜，一个汤，比过年还丰盛。吃饭的时候她一直给我夹菜，自己没吃几口。我搁下筷子：“明天我给我儿子打电话。”

她抬头看我。

“我儿子在省城开超市，认识的人多。你那个战友，叫什么？住哪儿？我让他去问问。八万块钱的事，兴许能要回来。要回来八万，就剩十二万。你退休金卡被划走的事，去银行问问能不能改，不能改就挂失重办。剩下的，我攒了六万养老钱，先借给你。不够的，再想办法。”

她放下筷子，捂着脸哭了。

“老李……”

“别哭了，吃饭。菜凉了。”

第六章 要账

第二天一早，我给李志强打了电话。他在那头沉默了半天，说：“爸，你是不是被人骗了？现在专骗老年人的，搭伙过日子骗钱的多了去了。”

“她不是骗子。”

“你怎么知道不是？你才认识她三个月。”

“我夜夜搂着她睡，她是骗子我摸不出来？”

李志强在那头噎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行行行，你把那个战友的名字和地址发给我，我去打听打听。爸，你可别把棺材本搭进去。”

“我心里有数。”

挂了电话，我去银行取了五万块钱，加上周桂芬那六万，凑了十一万。还差九万。她那个战友的事，我写了个条子让李志强带去。条子上写的是：“宋长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李守德。”

李志强拿着条子去找宋长友。宋长友住城东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李志强爬上去，敲了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开了门，头发花白，背有点驼，戴着老花镜。

“你找谁？”

“宋长友？”

“我是。你哪位？”

“我是李守德的儿子。李守德，你认识吧？周桂芬的老伴。”

宋长友脸色变了，想关门。李志强伸脚把门抵住了：“宋叔，别急着关。我爸让我来问问，八万块钱的事，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宋长友说：“什么八万块钱？我不认识周桂芬。”

李志强把借条的复印件掏出来，在他眼前晃了晃：“宋叔，这上面白纸黑字，你的签名，你的手印。你要是不认，我爸说了，他就拿着借条去法院。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想上法庭吧？”

宋长友盯着那张借条看了半天，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我手头紧。”

李志强说：“手头紧没关系，分几次还也行。但你不能不认账。周桂芬老伴走了六年，这钱你拖了六年，利息就不跟你算了，本金你得还。”

宋长友靠在门框上，叹了口气：“我不是不认，我是真没钱。我儿子结婚那会儿借的，后来生意赔了，一直没缓过来。”

李志强说：“宋叔，你儿子结婚是喜事，人家借钱给你是情分。你拖了六年不还，情分就变成仇了。周桂芬现在日子难过，儿子欠了债跑了，她连房子都卖了。你这八万块钱，对她来说是救命钱。”

宋长友低着头，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说：“你让我想想。”

李志强说：“行，我给你三天。三天后我再来。你要是还不认，我就直接去法院递材料了。”

三天后李志强又去了。宋长友开了门，递给他一个信封，里头是两万块钱。他说：“我先还两万，剩下的我慢慢凑。你让周桂芬别告我，我丢不起那个人。”

李志强把钱收了，说：“剩下的六万，你什么时候凑齐？”

宋长友说：“年底之前。”

李志强说：“行，我信你一回。你要是再拖，我可就不客气了。”

宋长友点了点头，关上门。李志强站在门外，听见里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气。

年底之前，宋长友分两次把剩下的六万还了。最后一次还钱的时候，他多给了两千，说是利息。李志强把八万二拿回来，交到周桂芬手里。周桂芬拿到钱的时候手都在抖，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了搁在茶几上，看着那沓钱发呆。

“八年了。”她说，“这钱我都要了八年了。”

我说：“要回来就好。”

她说：“老李，谢谢你。”

我说：“谢我干什么，是我儿子跑腿。”

她说：“谢你养了个好儿子。”

我说：“那也是你儿子。”

她看了我一眼，眼圈红了，没说话。

加上我那五万，加上她攒的六万，再加上她妹妹借的两万，凑了二十一万。债主五号准时来了，一个光头男，带了个小弟。光头男进门的时候东张西望的，看见我和周桂芬坐在沙发上，笑了笑：“老太太，钱准备好了？”

周桂芬把装钱的袋子递过去。光头男点了半天，确认数目对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借条，撕了，扔进垃圾桶。

“早这样不就完了？”光头男笑了笑，“老太太，你儿子要是再赌，你可得想好了，下回可就不是二十万能打发的了。”

周桂芬没说话，把门关上了。关上门她靠在门板上，浑身发抖。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我攥着她的手搁在我心口上，说：“过去了。”

她点了点头，眼泪无声地往下淌。

第七章 领证风波

债还清了，日子松快了。可李志红那边又出了幺蛾子。

那天李志红打电话来，东拉西扯了半天，最后说：“爸，你跟周姨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挺好的。”

她说：“那你们打算领证吗？”

我说：“领什么证，搭伙挺好。”

她说：“爸，你不领证，将来有个万一，她分不到你的东西，你也不吃亏。可你要是领了证，将来房子存款都有她一份，你考虑清楚了。”

我说：“我考虑什么？我跟你周姨搭伙过日子，又不是图她什么，她也不是图我什么。”

李志红说：“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得为自己留条后路。你那个房子虽然不值钱，可也是个窝。你要是领了证，将来她儿子来争怎么办？”

我说：“她儿子争什么？她儿子欠一屁股债，自身难保。”

李志红说：“那可说不准。人穷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说：“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心里不痛快。李志红说的不是没道理，可我听着刺耳。我跟周桂芬搭伙，是图个知冷知热，不是图算计。她欠债的时候我没撇下她，她债还清了我就防着她？那成什么人了？

周桂芬看出我脸色不好，问我：“谁打的？”

我说：“志红。”

她说：“她说啥了？”

我说：“没啥，就是问问。”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可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你闺女是不是不放心我？”

我说：“没有的事。”

她说：“老李，你跟你闺女说，我不图你房子。我周桂芬一辈子没算计过人，临老了也不会算计。我跟你搭伙，就图你这个人。你要是觉得不合适，我明天就搬走。”

我说：“你搬哪儿去？”

她愣了一下，没说话。

我说：“行了，别胡思乱想了。志红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是我闺女，说话向着我，但她的意见我不一定听。”

她往我怀里缩了缩，说：“老李，咱俩就这么过，不领证。领证麻烦，牵扯太多。就这么过，过到哪天算哪天。”

我说：“行，就这么过。”

后来李志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爸，你俩不领证，将来怎么办？”

我说：“将来什么？我活一天管她一天，我死了，有你们呢。”

李志强说：“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要是走在她前头，她怎么办？她没房子没地，退休金又低。”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

李志强说：“爸，你要是真想跟她过下去，我建议你还是领个证。领了证，将来她有个保障。你要是不领证，万一你走了，这房子她住不了，她只能搬走。”

我说：“那你的意思是？”

李志强说：“我的意思是你自己定。你要是觉得她靠得住，就领证。你要是觉得靠不住，就搭伙。但不管你怎么定，我都支持你。”

我想了好几天。最后我跟周桂芬说：“要不，咱俩把证领了？”

她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你闺女那边……”

我说：“我闺女那边我去说。你就说你愿不愿意。”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老李，我都六十八了，领不领证其实无所谓。可你要是愿意领，我就愿意。”

我说：“那就领。”

领证那天是个晴天，我俩去了民政局。排队的人不少，有年轻人结婚的，有中年人离婚的，就我俩是老年人领证的。工作人员看了看我俩的身份证，又看了看我俩，笑着说：“大爷大妈，你们这是补办结婚证？”

我说：“不是，头婚。”

工作人员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恭喜恭喜。”

照相的时候周桂芬有点紧张，嘴角绷得紧紧的。我说：“你笑一笑。”她就笑，笑得有点僵。照片出来，两个人板着脸，跟拍遗照似的。周桂芬看了照片，说：“照得不好看。”我说：“好看，跟三十年前一样好看。”她就捶我。

领完证出来，她站在民政局门口，看着手里那个红本本，看了半天。我说：“看什么呢？”她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领一回证。”我说：“后悔了？”她摇摇头，把红本本揣进怀里，说：“不后悔。”

那天晚上她做了六个菜，比过年还丰盛。我儿子女儿都打了电话来，李志强说了句“恭喜”，李志红没说什么，就“嗯”了一声。周桂芬的儿子也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叫了声“叔”，我说：“别叫叔，叫爸。”他愣了一下，叫了声“爸”，声音有点抖。

挂了电话周桂芬看着我，眼睛红红的，说：“老李，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吃饭。”

第八章 旧皮箱的秘密

领了证之后，周桂芬把那个旧皮箱从衣柜顶上拿下来了。她打开锁，把里头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她老伴的衣裳，她说要捐了；相册，她留着；铁皮盒子里的借条和凭证，债还了，她说要烧了。

“烧了干什么，留着是个念想。”我说。

她说：“不留了，都过去了。”

她真的烧了。在楼下的铁桶里，一张一张烧的，烧完了把灰烬拨拉拨拉，看着它们散在风里。她站在铁桶旁边，看着最后一点火星灭了，才转身上楼。

铁皮盒子里最后一样东西，是那个信封。牛皮纸的，封口粘得死死的。她拿出来，看了看，搁在茶几上。

“这是什么？”我问。

她说：“一封信。我写的。”

“写给谁的？”

她没回答，把信封推到我面前。信封背面写了一行字：“老李启封。”

我拿起信封，看了看她。她说：“你拆开看吧。本来想等我走了再给你看的，现在不用了。”

我拆开信封，里头是一张纸，叠得四四方方的，展开一看，是她写的字，歪歪扭扭的：

“老李，你要是看见这封信，说明我走了。我走的时候把存折留给你，你别嫌少。这三个月你对我好，我知道。我周桂芬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临老了遇见你，是我的福气。我走了以后，你找个正经老伴，别找搭伙的了。搭伙的靠不住——这话我跟你说过，可我自己就是搭伙的，我没资格说这话。你别怪我骗你，我一开始是没地方去，可后来我是真舍不得走。我夜里搂着你睡，睡得踏实。我这辈子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老李，你别找我，我走了就不回来了。你好好活着，替我也活一份。周桂芬。”

我看完了，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里。她坐在对面，低着头，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你什么时候写的？”

“你撵我走那天晚上。”

“你那天晚上没睡？”

“没睡。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写了这封信。想着第二天走了，把信和存折都留给你。”

“后来呢？”

“后来你没让我走。”

我把信封搁在茶几上，沉默了一会儿。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水光。我说：“你把信收着吧。等我哪天真的走了，你再拿出来看。”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把信封收起来了。收在哪儿我没看见，大概是又锁回皮箱里了。

那天晚上我搂着她，她缩在我怀里，身子暖烘烘的。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她：“你那个旧皮箱里，到底还有多少东西？”

她说：“没了。该烧的烧了，该留的留了。”

“存折呢？”

“存折在你那儿。”

“我什么时候拿你存折了？”

她笑了，说：“你忘了？那天我塞给你，你没要，可我后来还是搁在你抽屉里了。你自己去看看。”

我第二天打开抽屉一看，那张红色的存折还真在里头。我拿出来翻了翻，户主是她，余额六万三。我把存折搁回抽屉里，没动。过了几天，她把存折拿走了，说：“放你那儿我不放心，还是我自己收着。”

我说：“你收着就收着，我又不稀罕。”

她笑着说：“你不稀罕，我稀罕。这是我的养老钱，也是你的养老钱。咱俩谁先走，这钱就留给谁。”

第九章 病来如山倒

日子平平安安地过，转眼又是一年。我和周桂芬越来越像一对老夫妻，早上她去早市买菜，我在家熬粥；中午她做饭我洗碗，然后一块儿午睡；下午她织毛衣我听收音机，有时候她让我帮她数针数，我数着数着就乱了，她就骂我“笨死了”；晚上吃完饭遛弯，顺着小区外面的那条河走一圈，她走累了就坐在河边的长椅上，我站在她身后给她捏肩膀。

可人老了，身体说垮就垮。那天下午我正听收音机，忽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喘不上气，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来的时候在医院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扎着针。周桂芬坐在床边，眼睛红肿着，看见我醒了，一下子扑过来：“老李，你醒了？”

我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发不出声。她赶紧倒了杯水，用勺子一点一点喂我。我喝了几口，嗓子润了，问她：“我怎么了？”

她说：“肺炎，加上心脏有点问题。医生说你得住一阵子。”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周桂芬天天往医院跑，早上熬了粥送来，中午做了饭送来，晚上陪到护士赶人才走。同病房的老头问我：“这是你老伴？”我说：“我老伴。”老头说：“你老伴对你真好。”我说：“是挺好。”

出院那天她来接我，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围巾帽子手套全副武装。回到家她把主卧的床单被罩全换了新的，说去去病气。晚上我搂着她，她身上还是那股雪花膏的味儿，我闻着闻着就睡着了。睡到半夜醒了，发现她没睡，睁着眼看着我。

“看什么？”

“看你。我怕你睡过去醒不过来了。”

“瞎说。我命硬着呢。”

“硬什么硬，七十六了。”

“七十六怎么了，七十六也能搂着你睡。”

她往我怀里缩了缩，没再说话。

病好了以后，我的身体大不如前。走路慢了，爬楼梯喘了，晚上起夜的次数多了。周桂芬照顾得更细心了，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少油少盐，软烂好消化。我说：“你不用这么伺候我，我又不是瘫了。”她说：“你是我老伴，我不伺候你谁伺候你。”

我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背影，心里酸酸的。她六十九了，身体也不算好，膝盖有骨刺，走路时间长了就疼。可她从来不跟我说，自己忍着。有一回我看见她扶着墙慢慢蹲下去揉膝盖，揉完了站起来，脸上跟没事人一样。我问她：“膝盖疼？”她说：“不疼，蹲久了麻。”

我没拆穿她。可那天晚上我搂着她的时候，手搁在她膝盖上，轻轻揉了揉。她没说话，把我的手攥住了。

第十章 儿子回来了

夏天的时候，周桂芬的儿子回来了。

那天我正在客厅里看电视，有人敲门。周桂芬去开门，门一开，她愣住了。门口站着一个瘦得脱了相的男人，四十多岁，胡子拉碴的，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破旅行包。

“妈。”他叫了一声。

周桂芬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手，一巴掌扇过去，扇在他脸上，啪的一声脆响。她儿子没躲，挨了那巴掌，扑通跪下了。

“妈，我错了。”

周桂芬站在那儿，浑身发抖。我走过去扶住她，她攥着我的胳膊，指甲掐进肉里。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进来吧。”

她儿子进来了，坐在沙发上，低着头。周桂芬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手在抖。周桂芬问：“债都清了？”他说：“清了。妈，我对不起你。”周桂芬说：“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就行。”她儿子哇的一声哭了，四十多岁的人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我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等他哭够了，我递给他一条毛巾，说：“洗把脸。你妈这半年不容易，你别再让她操心。”

他点了点头，擦了脸，站起来要走。周桂芬喊住他：“吃了饭再走。”他去厨房帮忙，周桂芬没拦他。母子俩在厨房里忙活，我坐在客厅里听他们说话。

她儿子说：“妈，那个叔对你好不好？”

周桂芬说：“好，比你好。”

她儿子说：“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周桂芬说：“你放什么心，你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

她儿子说：“妈，我找了个工作，在工地上，管吃管住，每月能攒下三千。”

周桂芬说：“攒着，别赌了。”

她儿子说：“不赌了，再赌我就把手剁了。”

周桂芬说：“你剁手干什么，你好好活着就行。”

那顿饭吃得平平淡淡的，她儿子话不多，周桂芬也不怎么说话，就我一个劲儿给他夹菜。吃完他走了，周桂芬送到门口，没下楼。关上门她靠在门板上，跟那天债主走了之后一个姿势。我走过去握住她的手，她手还是凉的。

“老李，我这一辈子，就剩这么个儿子了。”

“我知道。”

“他再混蛋，我也得管他。”

“我知道。”

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没哭。过了一会儿她说：“老李，谢谢你。”

“谢什么。”

“谢你没赶我走。”

我拍拍她的背：“赶你走？赶你走了，谁给我做红烧肉。”

她笑了，拿拳头捶了我一下。

第十一章 儿女情长

秋天的时候，李志强带着媳妇孩子回来看我。儿媳妇头一回见周桂芬，嘴甜，一口一个“周姨”叫着。周桂芬高兴得什么似的，给孩子包了个红包，李志强拦着不让收，她说：“头回见孙子，不给红包像什么话。”

李志强偷偷把我拉到一边问：“爸，你俩领证了？”

我说：“领了。”

他说：“你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他说：“那行。周姨人不错，我看得出来。”

我说：“你看得出来什么？”

他说：“她看你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

我笑了笑，没说话。

李志红后来也回来了。她头一回见周桂芬，脸上淡淡的，叫了声“周姨”，就没再多说。周桂芬也不计较，忙前忙后地做饭，做了一桌子菜。吃饭的时候李志红不怎么说话，周桂芬给她夹菜，她说“谢谢”，搁在碗边上没吃。

吃完饭李志红把我拉到阳台上，说：“爸，你真的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她说：“你不怕她儿子将来来争房子？”

我说：“她儿子在工地上打工，一个月挣三千，争什么房子？再说了，我还没死呢，争什么争。”

李志红说：“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你吃亏。”

我说：“你爸活了七十六年，吃没吃亏我自己不知道？”

李志红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说：“爸，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我说：“我过得好。你周姨对我好，我心里有数。”

李志红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临走的时候她跟周桂芬说了声“周姨，辛苦了”，周桂芬笑着说“不辛苦”。李志红走了以后，周桂芬问我：“你闺女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说：“没有的事。她就是那个脾气，慢热。”

周桂芬说：“我懂。闺女疼爹，怕爹吃亏。我不怪她。”

我说：“你不怪她就行。”

她说：“我不怪。我要是她，我也这样。”

第十二章 搭伙一周年

转眼到了冬天。搭伙满一年那天，她做了一桌子菜，还买了一瓶红酒。我说：“你不过年不过节的，整这些干什么？”她说：“今天是咱俩搭伙一周年，庆祝一下。”我说：“这有什么好庆祝的。”她说：“庆祝咱俩都没半路散伙。”

我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她喝了一口，脸就红了，跟个小姑娘似的。我说：“你脸红什么？”她说：“酒劲大。”我说：“你才喝一口。”她说：“我高兴。”

那天晚上她喝了大半杯，醉醺醺的，靠在我肩膀上说了好多话。说她年轻时候的事，说她老伴的事，说她儿子小时候的事，说她在纺织厂上班的事。她说她年轻的时候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戴过大红花，上过主席台。她说她老伴追她的时候，天天在厂门口等她下班，骑一辆二八大杠，车铃铛按得叮当响。她说她儿子小时候聪明得很，考试都是双百，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学坏了。

我听着，时不时应一声。她说着说着睡着了，我搂着她，看着窗外飘起的雪，忽然觉得这辈子活到七十六，值了。

后半夜她醒了，发现我醒着，问我：“你怎么不睡？”

我说：“我在想个事。”

“什么事？”

“你当初塞给我那张存折的时候，如果我收了，你真走了，你现在在哪儿？”

她想了想，说：“不知道。可能在哪个桥洞底下吧。”

“瞎说。”

“真的。我那会儿是真没地方去了。儿子跑了，房子卖了，妹妹家也不宽裕，住个三天五天还行，住久了人家也烦。我这辈子要强了一辈子，临了临了，差点睡桥洞。”

我把她往怀里搂了搂：“现在不用睡桥洞了。”

“嗯。现在有你了。”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手指冰凉。我把她的手攥住，搁在心口上暖着。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屋里暖气烧得热烘烘的。她在我怀里又睡着了，呼吸均匀，嘴角微微翘着。

第十三章 存折

第二年开春，周桂芬把那张存折又塞给我了。这回不是六万，是八万。她每月攒五百，攒了一年，加上原来的六万，凑了八万。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她说：“你拿着。我拿着不踏实。”

我说：“有什么不踏实的？”

她说：“我怕我哪天糊涂了，把密码忘了，取不出来。”

我说：“那你把密码告诉我不就行了。”

她说：“密码是你生日。”

我愣了一下。我生日是三月十六，她从来没问过我生日，我也没告诉过她。她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

她笑了：“你身份证在抽屉里搁着，我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的。”

我说：“你翻我东西？”

她说：“我收拾抽屉，不小心看见的。又不是故意的。”

我把存折推回去：“你自己拿着，密码改成你自己的生日。”

她说：“我不改。就你生日。”

我说：“为什么？”

她说：“不为什么。你拿着就对了。”

我拧不过她，把存折收下了。搁在抽屉里，跟我的退休金存折放在一起。两个存折，一个红皮一个绿皮，并排搁着。有时候我打开抽屉看见那两个存折，心里就踏实。倒不是图那点钱，是图那份信任。她把养老钱交给我，就是把后半辈子交给我了。

第十四章 最后的心愿

周桂芬七十岁那年，她跟我说了一件事。那天晚上她缩在我怀里，忽然说：“老李，我想回趟老家。”

“老家？你不是本地人？”

“不是。我老家在山东，临沂那边。我十八岁出来进纺织厂，就再没回去过。”

“回去看看？”

“嗯。我想去给我爹妈上上坟。好多年没去了，不知道坟还在不在。”

我说：“行，我陪你去。”

她说：“你身体行吗？”

我说：“怎么不行？我七十八了还能搂着你睡，坐个火车还不行？”

她就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们坐高铁去的。四个小时的车程，她靠在我肩膀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一句话没说。我知道她心里不平静。六十多年没回老家了，近乡情怯。

到了临沂，又转了两趟汽车，才到她老家的村子。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些老人和孩子。她站在村口，看着那条土路，看了半天。

“变了。”她说，“以前这条路是石板路，现在成水泥路了。”

她凭着记忆找到老宅的位置，老宅已经没了，盖了新房。新房的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问她找谁。她说她姓周，以前住这儿。那男人想了想，说：“你是不是周家老大？你爹是不是叫周德山？”她说：“是。”那男人说：“你爹妈的坟在村后头山坡上，我每年清明都给添土。”

她跟着那男人去了村后的山坡。坟在坡上，两个土包，长满了草。她站在坟前，站了很久，然后慢慢跪下去，磕了三个头。

“爹，妈，我回来了。”她说，“我嫁人了，过得挺好。你们别惦记。”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七十岁的人了，跪在坟前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站在旁边，没拉她，让她哭。哭够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跟我说：“走吧。”

回去的路上她没说话，靠在车窗上看着外头的庄稼地。到了县城火车站，她忽然说：“老李，谢谢你陪我来。”

我说：“谢什么。”

她说：“我爹妈要是知道我嫁了个好人，他们在底下也安心了。”

第十五章 日子

从山东回来之后，周桂芬像是了了一桩心事，整个人更松快了。她开始学着用智能手机，是李志强给她买的，说是方便视频。她学得慢，一个微信语音学了三天才会用，但学会了之后就天天给孙子发语音。她孙子跟她儿媳妇过，儿媳妇又嫁了人，但对周桂芬还算客气，逢年过节让孩子给她打个电话。

周桂芬每次接到孙子的电话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挂了电话就跟我念叨：“我孙子又长高了，说想奶奶了。”我说：“那你让他来玩。”她说：“来不了，上学呢。”

她身体还行，就是膝盖越来越不行了。上下楼梯得扶着栏杆，走平路走个二十分钟就得歇。我说：“你少走点。”她说：“不走不行，不走腿就废了。”我说：“那我扶着你。”她说：“你扶我，你自己都晃悠。”我说：“我晃悠也能扶你。”

每天下午遛弯，我就扶着她，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小区里的邻居看见了，都说：“老李，你俩真恩爱。”周桂芬就笑，说：“恩爱什么，搭伙的。”人家说：“搭伙的能这么恩爱？”她说：“搭伙搭久了，就成真的了。”

去年冬天，周桂芬感冒了一场，不重，但拖了半个月才好。好了之后她跟我说：“老李，我要是走在你前头，你别难过。”

我说：“你说这个干什么。”

她说：“我说真的。我比你小八岁，按理说该我送你。可我这身体，说不准。”

我说：“你身体比我好。”

她说：“好什么好，都是硬撑。”

我说：“那你就撑住。撑到我走了你再走。”

她说：“那不行。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说：“你怎么办？你有存折，有房子住，有儿子有孙子。再说，我儿子女儿也不会不管你。”

她想了想，说：“那倒是。”

我说：“所以你别胡思乱想。咱俩都好好活着，活到九十九，一块儿走。”

她说：“一块儿走？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说：“怎么没有？咱俩搭伙搭了这么多年，还不兴一块儿走？”

她就笑了，说：“行，一块儿走。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上。”

第十六章 那封信

那封信还在旧皮箱里锁着。她不知道我看了，我也不打算告诉她。有时候她打开皮箱找东西，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想，那封信就搁在最底下，压着她老伴的相册和她儿子的满月照。

等她哪天真的走了——我是说，等她百年之后——我再把信拿出来，跟她的遗照摆在一起。到时候我就跟她说：“桂芬，你那封信我看了。你说你走了就不回来了，可你没走。你说话不算话。”

她肯定会骂我：“你这个老东西。”

我就笑：“老东西就老东西。老东西搂着你睡了一辈子，值了。”

可这些话我都搁在心里，没跟她说。她现在还硬朗着呢，每天给我做饭洗衣，晚上搂着我睡，半夜我起夜她给我开灯，早上我咳嗽她给我拍背。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平淡淡的，没什么波澜，可踏实。

我七十八，她七十，俩人都老了，头发白了，牙也松了，走路也不利索了。可每天晚上搂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还跟头一年一样。她身上那股雪花膏的味儿没变，她缩在我怀里的姿势没变，她半夜说梦话嘟囔的那几个词也没变——还是“还了”“别找”“够了”。

有一回我问她：“你梦里头还念叨还钱呢？”

她说：“还什么钱？都还清了。”

我说：“那你说梦话还念叨。”

她说：“我说什么了？”

我说：“你说‘够了’。”

她想了想，说：“够了。这辈子够了。”

我说：“什么够了？”

她说：“什么都够了。苦也吃了，福也享了，儿子也回来了，债也还清了，临老了还有个老伴搂着睡。够了。”

我说：“那下辈子呢？”

她说：“下辈子还找你。”

我说：“说话算话？”

她说：“算话。”

窗外的月亮照进来，照在她脸上，照出七十年的沟沟壑壑。我看着她，心里想着，这辈子能搂着她睡，是我李守德修来的福分。她塞给我的那张存折，我没要，可她这个人，我要了。

这就是我李守德的故事。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就是两个老人搭伙过日子，搭着搭着，搭成了一辈子。

那封信还在旧皮箱里锁着，她不知道我看了，我也不打算告诉她。等她哪天真的走了，我再把信拿出来，跟她的遗照摆在一起。

到时候我就跟她说：“桂芬，你说你走了就不回来了，可你没走。你说话不算话。”

她肯定会骂我：“你这个老东西。”

我就笑：“老东西就老东西。老东西搂着你睡了一辈子，值了。”

这话我搁在心里，没跟她说。她现在还在厨房里忙活呢，锅碗瓢盆叮当响，油烟机嗡嗡的，她在里头喊：“老李，吃饭了。”

我就应一声：“来了。”

然后站起来，慢慢走过去，扶着门框，看着她把菜端上桌。她回头看我一眼，说：“你站着干什么，拿碗筷。”

我说：“好。”

拿了碗筷，坐下来吃饭。她给我夹菜，我给她盛汤。吃完饭她洗碗，我擦桌子。然后一块儿看电视，看着看着她就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我搂着她，听着她的呼噜声，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那张存折在抽屉里搁着，红皮的，边角磨得发白。八万块钱，她攒了一辈子的私房钱，搁在我这儿。我说还给她，她不要。我说那怎么办，她说：“你拿着。你拿着我就踏实。”

我就拿着。搁在抽屉里，跟我的退休金存折并排放着。两个存折，一个红皮一个绿皮，像两个老人，挤在一起取暖。

第十七章 故人

今年清明，周桂芬去给她老伴上坟。她老伴的骨灰存在殡仪馆，没买墓地，说是太贵了，舍不得。她每年清明去一趟，擦擦骨灰盒，搁一束花，站一会儿就走。

今年她问我：“你去不去？”

我说：“去。我陪你。”

她说：“你去干什么？又不是你什么人。”

我说：“他养了你几十年，我谢谢你老伴。”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眼圈红了。

殡仪馆的骨灰堂里阴森森的，一排一排的格子，每个格子里搁着一个骨灰盒。她老伴的骨灰盒在第三排靠里的位置，木头做的，不大，上面贴着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上是个中年男人，方脸，浓眉，看着挺憨厚。

周桂芬站在骨灰盒前，擦了一遍，又擦了一遍。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张照片，心里说：“老哥，你媳妇现在跟我过了。你放心，我对她好。你在地下别吃醋，咱俩一块儿护着她。”

周桂芬擦完了，退后一步，鞠了个躬。然后跟我说：“走吧。”

出了殡仪馆，她忽然说：“老李，我死了以后，也搁这儿。”

我说：“说这个干什么。”

她说：“我说真的。搁这儿跟你作个伴。”

我说：“那我呢？我搁哪儿？”

她说：“你也搁这儿。咱俩挨着，跟现在一样。”

我说：“行。挨着。”

她就笑了，笑得跟平时一样，嘴角往上弯，酒窝浅浅的。

第十八章 尾声

日子一天一天过，春夏秋冬，一季接一季。我七十九，她七十一。我走路更慢了，她膝盖更疼了。我俩早上起来一块儿熬粥，中午一块儿做饭，下午一块儿遛弯，晚上一块儿看电视。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可喝着甜。

那张存折还在抽屉里搁着。八万块钱，谁也没动。她说留着，万一哪天急用。我说行，留着。

那封信还在旧皮箱里锁着。她不知道我看了，我也没打算告诉她。等她哪天真的走了——我是说，等她百年之后——我再把信拿出来，跟她那块白布盖着的遗照摆在一起。

到时候我就跟她说：“桂芬，你说你走了就不回来了，可你没走。你说话不算话。”

她肯定会骂我：“你这个老东西。”

我就笑：“老东西就老东西。老东西搂着你睡了一辈子，值了。”

这话我搁在心里，没跟她说。她现在还在厨房里忙活呢，锅碗瓢盆叮当响，油烟机嗡嗡的。她在里头喊：“老李，吃饭了。”

我就应一声：“来了。”

然后站起来，慢慢走过去，扶着门框，看着她把菜端上桌。她回头看我一眼，说：“你站着干什么，拿碗筷。”

我说：“好。”

拿了碗筷，坐下来吃饭。她给我夹菜，我给她盛汤。吃完饭她洗碗，我擦桌子。然后一块儿看电视，看着看着她就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我搂着她，听着她的呼噜声，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夜夜搂着她睡，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那张存折，是她给我的信物。那封信，是她给我的退路。可她不知道，她根本不需要退路。她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这就是我李守德的故事。七十六岁那年搭伙三个月，她塞给我一张存折。我收了那张存折，也收了她这个人。后来存折还给她了，她人留下了。

一辈子，就这么简单。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