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果摊小贩，到马仔过百、无法收手的简老板！广州黑老大简竹醒的狂飙与覆没

2004年4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敲开了芳村区怡芳苑永乐街1号705房的门。住在这里的是个20岁的东北女孩范玲，吉林辽源人，原先在附近洗脚屋打工，认识简竹醒之后便不再干活。

侦查人员在这间月租一千五百元的两室一厅里，缴获了两支以火药为动力的军用手枪、15发子弹和一件防弹衣。经鉴定，枪有杀伤力，范玲当天被刑事拘留。

而这只是前奏。真正的收网发生在几天后的凌晨：芳村一处住所，门铃被按响后，穿着睡衣睡裤开门的简竹醒没来得及反应，几名“物业公司人员”已经破门而入，将他死死按在地上。

这位号令一方、手下马仔过百的“简老板”，被捕时喊出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经营水果批发的合法商人，但是非常苍白。

警方为这次行动起的代号是“雷霆100”，目标正是这个被广州警方称为“人数最多、武器装备数量最多、规模最庞大、犯罪种类最齐全、犯罪性质最恶劣、对社会危害最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讲简竹醒，要从芳村石围塘五眼桥新基上村讲起。

这个村子原住村民都姓何，简家是1961年从广东新兴县迁来的外姓人。简竹醒的父亲早年做烟丝买卖，后来在池塘涌里捉鱼虾蟹，再后来在下芳村市场开了间凉茶铺，靠自学的医术帮人看看病、卖山草药。

因为家里穷，简竹醒读书是免杂费的，只自己买书本。他家隔壁的二哥简竹泉保留着一个画面式的记忆：孩子们跳进水里捉泥鳅和小鱼，偷偷烧熟了塞进饥肠辘辘的小肚皮。简竹泉后来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我们是从外地搬迁过来的，而该村主要是姓何家族的人，因此当时我们兄妹之间，还有和村里的外姓人之间都非常团结，一直相互帮助。”他接着又加重语气补充一句：“否则那是要遭到同村大姓人看不起和欺负的。也许对简竹醒以后形成的性格有重要影响——遭别人欺侮，就得要还手！”

教过简竹醒的老师还记得，初二那年，一位老师批评他时推了他一下，简竹醒抽起办公桌下的一块木方就向老师打去，几个男老师把他绑起来送到大队教育。那个年代学生敢打老师，老师说他实在太“狼”了。

17岁那年，这个“狼”少年因打群架被劳教两年。刑满回家，家里想送他去广钢上班，招工单位一看档案上的劳教记录，没有要他。

吃不成公家饭，他便找了些朋友，凑钱在黄沙市场摆摊卖水果。之前他在芳村酒家当过酒楼部长，手下服务员都叫他“简部长”，也是在那时候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阿珍，1990年两人结婚。

二哥简竹泉也做过一年多水果生意，他对这个行业的总结非常直接：“如果你今日不够别人争，就意味着没饭吃。当时同行竞争激烈，加上货源少，造成了一种弱肉强食的局面。不争抢就拿不到货，水果档就没生意。”

这话是理解简竹醒后来蜕变恶化的一把钥匙——他的暴力不是天生嗜血，而是从“弱肉强食”的市场里长出来的生存技术，只不过别人用来抢摊位，他后来用来抢的更多更大。

1995年，在简竹醒的犯罪生涯中，是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简竹醒的朋友被人骗了钱，请他出头“讲数”。简竹醒带了两三个人结伴到酒吧，没想到对方事先埋伏了人马，十几名大汉把赤手空拳的简竹醒打得鼻青脸肿，他在家躺了十多天才复原。一个曾经被劳教、被工厂拒收、被大姓村人欺负的外来户，又挨了这么一顿埋伏——此后他开始疯狂买枪，武装自己。

简竹醒犯罪，有一个可怕的逻辑，每一步都能找到“不得不”的理由：被欺负，所以要还手；市场弱肉强食，所以要争抢；吃了亏，所以要买枪。等他把冲锋枪、猎枪、军用手枪、防弹衣都备齐的时候，“以暴制暴”已经完成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偷换。

上世纪90年代，简竹醒、何永新、何景辉、陈耀安、关日健、伍竞翔、周兆培这七个后来成为骨干的人，还是芳村街头游手好闲的“烂仔”，全都多次因打架、伤害、赌博、敲诈勒索、抢夺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个个有前科。

后来，这批本地“烂仔”统一着装、成群结队出没，街坊开始管他们叫“军阀仔”。2000年初，周兆培、伍竞翔、关日健等人正式拜简竹醒为“老大”，一个黑恶势力团伙核心层就这样悄然成形。到2004年被铲除时，这个自称“简公司”的组织成员60余人，非法资金700余万元，配备折叠式冲锋枪1支、猎枪4支、手枪6支、刀具30多把和10辆作案汽车。

广州之前两个黑老大周广龙、麦国庆都有“粤港合流”的背景，而简竹醒的组织从人到地盘都立足芳村，是纯粹的“土特产”——起诉的31名成员里，19人住在芳村区，彼此是街坊邻居，很多人就住在同一条街。

作为广州本土黑恶势力团伙，“简公司”非常重视内部纪律。

简竹醒一个交往40多年的老友、在医院上班的陈先生说，简竹醒要求马仔不准吸毒、不准赌大钱，违反的清除出队；一次一个马仔收数回来私吞，简竹醒没打他，让把钱拿出来就可以走人；马仔打架受了外伤，都去找这位老友医治，简竹醒每次都付钱，老友不收，他就请吃饭、买烟塞过去。

2001年到2003年，他把集团成员分成若干组，分别承担贩卖毒品、看管赌场、物色目标、绑架勒索、充当打手和杀手等职能。连贩毒都讲究公司治理——2003年11月，他与伍竞翔、周兆培合谋在芳村“演舞台”夜总会贩卖摇头丸和K粉，伍竞翔具体负责，周兆培协助，上面还商定了“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利润分成。

一个街头烂仔团伙，硬是被他折腾出了部门制、事业部制和奖惩制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警方最后给它的定性里会有“组织严密”四个字——它确实不像一帮乌合之众，它是一家暴力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黑恶势力团伙，“简公司”主要犯有三宗罪。

第一宗是水果垄断。2001年7月下旬到10月初，两个多月，该组织在发往福建泉州、广东汕头、普宁的三条水果批发线路上，靠暴力垄断获利48万余元。在花都新华镇机保段水果散货市场，他伙同郑南燊、方增良、岑树荣等人合开公司，强迫进场商贩与其交易，发展垄断性质的下级代销点。

有个绰号“秃驴”的雷某，在花都做自己的批发生意不肯合作，简竹醒视其为眼中钉。2002年9月，他指令周兆培、陈耀安把人“废掉”——十几名马仔持刀潜入花都，在一家酒楼把正在吃饭的雷某一顿狂砍，残忍挑断手筋，致其残废，还抢走了他身上6万多元。

“秃驴”事件里有个耐人寻味的后续：一审宣判时，郑南燊、方增良、岑树荣这三个与黑社会勾结的商人，因情节轻微被判“有罪无刑”，郑南燊听到判决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低下了头。商人出钱借势，烂仔出力见血，到头来借势的轻判，动刀的重判——这笔账，法庭判得依法依规，可旁观者心里那杆秤，未必摆得平。

第二宗是赌场。2000年起，该组织长期在广州、佛山等地开设地下赌场、放高利贷、收保护费、绑架勒索参赌人员。别人的赌场开在他的地盘上，每场要交数百至数千元保护费，他还安插马仔甚至财务人员进场，对赌场实行五五分成。

赌、贷、绑在该黑恶势力的犯罪链条上是一个闭环：2001年2月3日，梁某因赌博向团伙成员潘伟文借高利贷52万元还不上，在南海平洲被绑架，遭殴打恐吓，直到家人拿钱赎人。

2003年4月那桩案子则更像一出黑色荒诞剧：手下“细佬鬼”经亲戚介绍，结识了一个自称某局局长、手里有国道扩建工程的“阿初”，简竹醒认为这是给黑钱洗白的通道，先后投进去150万元，结果是个骗局。

换成正经商人，这时候该报警；简竹醒的选择是指使手下把介绍人黄某等两人绑架到白云区一栋别墅，拳打脚踢，分别勒索150万元和130万元，关押四天后才放人。

骗子骗了黑社会，黑社会再绑架骗子——在这个不报警的平行世界里，每一笔黑账都要用更黑的手段去讨。而这种“不报警”本身就是最大的恶：它意味着从那一刻起，所有纠纷都不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只剩下火力对比。

第三宗是血债，也是这个组织的底色。2000年3月20日晚，伍竞翔、关巨华、梁卫适、唐正敏、周柱新、杜智成、杜志权、“豪仔”等人到广州某娱乐场所狂欢，与另一帮人发生冲突，唐正敏、周柱新、杜智成、“豪仔”持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向对方一名男子胸口、腹部、大腿连捅数刀，致其当场死亡。

这起命案后来被警方锁定为突破口——芳村公安分局围绕它顺藤摸瓜，才慢慢摸出了“简氏黑帮”的轮廓。

2003年3月27日凌晨，成员关永生（在逃）因姐夫被人打了，纠集叶德梁等人在芳村坑口一家大排档，用菜刀将郑某捅伤致死。

同年6月，何永新得知崔某团伙在芳村开地下赌场却不肯交保护费，简竹醒指使周兆培带人去“踩场”，双方约到南海一座山头“开片”——粤语里就是火并。

简竹醒的人中途埋伏，开枪射击，砸毁多台汽车，打伤对方马仔，崔某落败而逃。

崔某不服，11月再开赌档，请四川人姚某带一班手下看场。简竹醒决定先除掉姚某，雇了谢亚三、谢赞寿、植多海等四名肇庆杀手，由周兆培策划，提供摩托车和手枪。11月16日零时许，杀手驾摩托车尾随姚某到芳村桥西路口，连开两枪，子弹击中背部脊椎神经，致其半身瘫痪。

事后简竹醒付给四名杀手两万元。一个人的下半身，市价两万，摊到每个杀手头上五千块。

还有更张狂的细节——2004年3月，就在警方收网之前，周兆培得知潘志雄能从非法渠道买到冲锋枪，丝毫不知死活，仍和简竹醒聚在一起，琢磨如何升级火力。任何黑恶势力，越向黑恶深处发展，赌徒的逻辑往往越重，他们从不觉得自己在作恶，而且会认为只要敢下注就能赢，甚至会认为庄家永远是自己。

除了疯狂下注，武装自己，简竹醒的触角一度还往“地上”伸过。起诉书指控，该组织干扰芳村区沙洛村的基层选举，破坏该村一家酒家的竞投活动，操控龙溪村、南漖村等地的填土工程，还企图经营土木工程、制衣厂等合法产业洗钱。

他二哥简竹泉透露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细节：简竹醒两三年前确实流露过洗手不干的想法，但前提是——龙溪村和南漖村的填土工程能顺利拿下来。连“金盆洗手”的价码，都是继续垄断工程。这大概就是黑恶势力最真实的心理写照：他们向往的不是洗白上岸，而是把岸也买下来。

但是，他们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

2003年前后芳村接连发生砍人血案，线索若隐若现都指向“简公司”，广州市公安局成立“3·14”专案组，通过一年多的侦查，一张涉及60多名成员的黑网，轮廓逐渐清晰。

2004年4月“雷霆100”行动收网：简竹醒在睡衣睡裤中被擒，何永新等骨干或在家落网，或在从澳门赌博返穗途中被抓。

这个细节充满了黑色荒诞色彩：“简公司”骨干是在澳门赌场返程路上被抓的——地下赌场的老板，闲暇时自己也要渡海去过赌瘾。

到5月底，52名团伙成员全部归案，警方缴获冲锋枪1支、手枪4支、雷鸣登猎枪3支、子弹94发、防弹衣1件、小轿车11辆、各类刀具35把、毒品200多克，以及价值300多万元的现金、存款和金饰，侦破杀人、伤害、绑架、勒索等案件39宗。

覆灭的最后一刻，这个组织还在展示它的“家族化”：骨干何景辉被抓后，其姐何少芳窜到弟弟家中，转移赃款3.7554万元和账本；三天后她落网，警方从她住处缴获何景辉交其保管的赃款12.78万余元、银行存款18.35万余元，账本则藏在妹妹何少娟处，一共两本。

2005年3月14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早上8点33分，简竹醒戴着脚镣从囚车上被押下，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反拧着他的胳膊，他穿着一件鲜红色内衣走在最前面，国字脸，面容阴沉，有些发福，满头白发，但浑身上下仍带着一股狠劲。

所有被告都是戴头罩坐车到法院、再戴头罩押上法庭的。35名被告人，辩护律师超过40人，检察机关带往法庭的卷宗超过100册，仅审查起诉的最后一份报告就长达500多页。

庭审中，简竹醒当庭翻供，只承认参与绑架与聚众斗殴，其余指控一概否认。

被捕时自称“合法商人”，开庭时只认两宗轻罪，这个黑老大的辩护策略从头到尾只有一条：把“简公司”从自己身上摘出去，但是67本案卷、500多页审查报告和39宗案件笔录，没有给他留下多少施展的空间。

2005年8月5日一审宣判。仓边路广州中院门口，防暴车压阵，数百名群众排队办旁听手续，每个被告人家属限5人。

9点30分，35名被告鱼贯入庭，简竹醒一进法庭就关切地向旁听席张望，比开庭时略胖了些。9点45分，三名法官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一念就是四个多小时，直到13点55分，140页、近两万字的判决书才念完。

对这个黑老大的判决，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八罪并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81万元。

垄断赌场、枪战火并、打死一人、两人重伤，“黑老大”怎么不死？

审判长邓红后来专门释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法定最高刑只有十年，简竹醒这宗罪领刑八年；要对“老大”判死刑，必须团伙所犯罪行中有哪一宗单独够到死，而他所有罪行里刑期上限最高的是故意伤害罪，但按法律，判死刑除了重伤以上结果，还要看手段是否特别残忍、情节是否特别严重，“我们认为其情节不算特别严重”。

换句话说，捅死人的是唐正敏，砍断手筋的是周兆培、陈耀安，枪击姚某的是四个肇庆杀手——简竹醒的手，在证据意义上恰恰是“干净”的。这正是黑社会组织真正的恐怖之处：罪恶被层层转包、逐级稀释，老大从不亲手沾血，却能决定谁残废、谁瘫痪。法律只能审判证据链上的每一环，而链条最顶端那个人，往往离凶器最远。

宣判那天法庭上的人情冷暖，比判决书更值得记一笔。

35名被告，多数听完判决松了一口气。简竹醒明确表示不上诉，唯一耿耿于怀的是法院没收了他价值一百多万的房产，嘟囔“这座房子不是非法所得，不应该没收”。

听到女友范玲被判三缓四，他长出一口气，一直笔直站着的身体松了下来。这个替他藏枪的20岁女孩，判后表示想回东北老家读书，她的律师激动地对记者说“这个判决太妙了”。

散庭时，最后离场的是“老大”简竹醒，一看见妻子和兄弟们挥手，听到一句句“保重”，“够不够衣服穿”，面对家人“放心家里事情”的叮嘱，这个43岁的男人忍不住泪如雨下。

还有个细节，几乎是这个案子社会意义上的缩影：众多被害人里，只有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共获赔136万余元；其余人没提，原因据知情者透露是“担心受到报复”。

案子都判了，黑老大都无期了，被害人还怕报复。可见这个扎根街坊邻里的组织，当年把恐惧种得有多深——打人者和被打者可能就住在同一条街上，法网再密，也未必罩得住一条巷子的目光。

广州市检察院随后就一审量刑提出抗诉，认为简竹醒及周兆培、谢亚三、陈耀安、伍竟翔在姚某某、雷某某故意伤害案中量刑过轻。

2006年4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简竹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从常识层面看，一个死缓，几十名马仔一至二十年——“罪与罚到底该怎么算”，这个案子似乎留了一笔没结清的账。

判完之后，芳村新基上村的人们还在谈论着这个黑老大。

二哥简竹泉说他早就知道弟弟迟早出事：“手下有这么多跟随你的弟兄，有事情来找你，总不能不出面吧！加上身边有些人挑拨离间、无中生有、投其所好，所以出事是迟早的。”

那个40多年的老友、被抓前两天还陪他打麻将的陈先生说，他2000年就劝过，“黑的始终斗不过白的”，简竹醒听后连续两年没去南海“蒲头”，他感觉朋友是想收手的；但老友也承认，即使退出，仇家未必放过他，马仔还要生活，而且他名气太大，很多手下甚至别的帮派都打着他的旗号出去收保护费，“很多时候，是他马仔做的事情算到他头上”。

街坊们则始终无法把那个话很少、见了邻居点头笑笑、没借过钱没占过小便宜、从没见过他打架的人，跟“黑帮老大”四个字对上号。

他的律师丘琳的评价则几乎浓缩了此人全部矛盾：“他是‘以暴制暴’”，像个生意人，对街坊邻里不错，不是十恶不赦的人。

这话不全错，却也是最可怕的地方。

一个不狰狞的黑老大，比青面獠牙的黑老大危险百倍。

简竹泉记得，弟弟亲口说过想洗手不干：他自己也意识到，想收恐怕也收不住了。

这句话大概是整个案子里最真实的地方——暴力的生意一旦做成规模，收手就不是老板说了算，是账说了算，是枪说了算，是那六十多号靠他吃饭的弟兄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