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50年前赴广东，毛主席特别叮嘱优待一人：虽有仇，但对党有恩！

1950年，广州一处宅院内，叶剑英设宴迎接一位从香港归来的客人。此人曾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也曾与共产党人站在对立面，甚至间接参与过镇压广州起义。按常理说，他与叶剑英之间有旧怨，彼此很难推心置腹。可叶剑英接到毛泽东的叮嘱后，却专门派人寻找，还要以礼相待。

这个人，叫莫雄。

宴席开始前，叶剑英特意交代秘书：“准备一桌饭，好好接待莫雄。”秘书觉得有些意外，便问：“他过去毕竟做过对我党不利的事，这样接待是否过于隆重？”叶剑英没有动怒，只是解释道：“有过失，也有功劳，不能只记住一面。”

这句话，正是理解莫雄一生经历的关键。

莫雄早年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任职，和蒋介石、薛岳等人都有交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关系急剧恶化，广州起义遭到镇压，莫雄当时处在镇压一方的阵营中。叶剑英与他之间的隔阂，也由此而来。

有意思的是，莫雄并不是一个甘于随波逐流的人。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贪腐、争斗和官场积弊颇为不满，在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又逐渐认可对方的纪律作风和政治主张。这样的变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在多次观察和接触后形成的判断。

1934年，蒋介石把莫雄推到江西“剿共”前线，任命他担任江西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这个安排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也带有试探和利用的意味。莫雄明知处境危险，却没有选择退避，而是借助职务便利，在身边安排了一批能够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他率部与红军交战时，留下的战报往往显示“取得战果”，但真实情况却并不完全如此。有些行动中，红军得以转移，部分武器和物资也被秘密送出。莫雄用国民党赋予的身份，做着对红军有利的事情，稍有差池，便可能丢掉性命。

真正改变局势的，是1934年秋天那份绝密军事计划。

当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会议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堡垒推进办法，企图凭借数量和工事逐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会议结束后，相关文件被带回莫雄所在的保安司令部。

莫雄没有把文件锁进抽屉，而是立即找来卢志英、项与年等人商议。几人判断，这些内容关系到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必须尽快送往中央苏区。文件不能原样携带，否则一旦被查获，所有人都会暴露，只能争分夺秒抄录。

项与年接下了送信任务。他化装成乞丐，长途跋涉，躲过沿途盘查。抵达苏区时，他衣衫破旧，身上还带着难闻的气味，警卫一时没有认出他。见到周恩来后，他才迅速说明来意，交出抄录的军事情报。

周恩来阅看后，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中央据此调整部署，提前组织突围和战略转移，使红军没有等到对方完成合围便开始行动。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堡垒推进计划，因此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莫雄没有出现在枪林弹雨的前线，却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这件事之后，莫雄仍没有停止帮助共产党。1935年，他调任贵州毕节地区保安司令，曾多次签发通行文件，为红军人员通过当地提供便利。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广东第二十七区游击司令，部属中有不少共产党人，队伍实际上成为抗日力量能够利用的一支武装。

担任南雄县县长期间，莫雄还设法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政治犯，其中包括红军战士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人数达数百人。如此大规模的放人，不可能只是一般行政处置，背后承担的风险极大。一旦被查实，他不仅会丢官，甚至可能遭到严厉处置。

解放战争后，莫雄因“通共”嫌疑在国民党内部越来越难以立足。薛岳曾怀疑他与共产党有联系，甚至下令对他采取行动。莫雄得知消息后，只能携家人前往香港避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特意把他的名字告诉了叶剑英。

叶剑英1949年负责广东军政工作后，先在赣州部署解放广东的作战。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剑英随后主持广州军政事务。到1950年，他按照毛泽东的嘱托打听莫雄下落，并亲笔写信邀请他回广州参加建设。

莫雄抵达后，叶剑英当面转达毛泽东的话：“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莫雄听后沉默片刻，说自己曾与蒋介石交好，却遭其猜忌；也曾得到薛岳信任，后来又被对方追杀。他承认自己与共产党有过旧日冲突，却没有想到，叶剑英和毛泽东仍然记得那些冒险相助的往事。

叶剑英对他说：“过去的事情要分开看，你对党有过贡献，今后可以一起为建设新中国出力。”随后，莫雄被安排参与相关工作。一个曾经站在对立阵营的人，最终凭借关键时刻的选择，获得了应有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