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融水县博物馆藏品“元佑党人碑”的前前后后

大家熟知“王安石变法”(也叫“熙宁变法”)，是北宋熙宁三年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主持的变法。

变法首先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其次部分法令在地方执行中出现了偏差，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负担，变法不了了之。

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继位，司马光执政，大举罢停新法，恢复旧法。党争愈演愈烈！

宋哲宗亲政不过七年，便病逝。他没有子嗣，其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登基之初，倒真的表现出“建中靖国”的样子，由保守派的韩忠彦与变法派的曾布共同执政，“党祸稍解”。

但这一良好的开局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朝廷便发生了两件影响时局的事情，一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同情元祐党人、权同处分军国事的向太后去世了，这意味着保守派的力量受到削弱。

二是同年十一月，一个叫作邓洵武的起居注官，给宋徽宗献了一幅《爱莫助之图》。

此图绘的是自宋神宗朝以来的新旧党任职统计表，列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约有一百余人；左栏的名字则寥寥无几。这个图的意思是说：陛下，这几十年来，朝廷的重要位置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

邓洵武又进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韩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韩琦尝论其非；今韩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鼓动宋徽宗起用变法派，继承父兄之志。

邓洵武的父亲邓绾，原也是变法阵营中的一员干将，如果徽宗有意绍述，他邓洵武自然也可发扬父志。

邓洵武所献《爱莫助之图》，对宋徽宗的触动非常大。或者说，皇帝本来就存有绍述父志之心，邓洵武的进言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宋徽宗宣布第二年改元“崇宁”。非常明显，这又是一个明确宣示政治路线的年号：崇，尊崇也；宁，即熙宁。改元崇宁，自然是向中外宣布，皇帝将追崇熙宁变法的道路，绍述父兄力推的新政。“天下晓然知其意矣”。

从政治内涵来说，“崇宁”差不多便是“绍圣”的翻版吧。绍圣年间对元祐党人的打击，又在崇宁年间重演了一遍，只是皇帝从宋哲宗换成了宋徽宗，宰相从章惇换成了蔡京，而且打击的范围更广，打击的力度更大。

崇宁元年（1102）五月，有臣僚上书首倡置立“元祐党籍”：“今奸党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议法者，有行法者，有为之唱者，有从而和者。罪有轻重，情有浅深，使有司条析，区别行遣，使各当其罪。”宋徽宗随即下诏，将苏辙、黄庭坚、范纯礼、范纯粹、陈瓘、程颐等五十七人编入“元祐党籍”，放逐在地方，不得回京：“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

八月，又诏，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苏轼、范纯仁”等二十名元祐党人，其“子弟并不得与在京差遣”。

九月，宋徽宗御批付中书省，补充“元祐党籍”名单，并御笔亲书文彦博、司马光等“元祐奸党”共计一百一十九人的姓名，命人勒刻于石碑之上，竖立在京师端礼门，“以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

这是第一次立“元祐党人碑”。

崇宁二年（1103）四月，下诏焚毁苏轼、苏辙、范祖禹、范镇等人的作品。陈瓘等多位党人被“除名勒停，编管”，流放到边远地方。

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人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同月，下诏将端礼门“元祐党人碑”上的奸党名单抄发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

这是第二次立“元祐党人碑”。

十二月，皇帝又诏：“应臣僚姓名与奸党等人相同者，并令改名。”

崇宁三年（1104），尚书省行文，规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

六月，宋徽宗下诏：“元符末奸党并通入元祐籍。”于是“元祐奸党人”扩充至三百零九名，皇帝新书“奸党”名单，“刻石朝堂”；宰相蔡京亲书名单副本，发送天下州县，刻石立碑。

这是第三次立“元祐党人碑”。

当初首建“元祐党籍”的前宰相章惇，攻击元祐党人的张商英、上官均，也都被归入“元祐奸党”，真是讽刺得很。

值得一说的是，崇宁年间各地政府在刻“元祐党人碑”时，遭受到零星的反对。

在长安，碑工安民被召来刻碑，安民推辞：“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公者（司马光），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安民请求：“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同意碑末免刻安民之名。

按惯例，工匠必须在他们制作的产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以示对产品质量负责，这叫作“物勒工名”，但碑工安民坚决不肯在党人碑末留名，因为他明白，刻这块碑，是一个脏活，是对他手艺与人格的羞辱，日后名誉必会被这块碑损害。

九江的碑工李仲宁，因为“刻字甚工”，也被江州太守召来镌刻“元祐党人碑”，李仲宁以前曾受惠于苏轼与黄庭坚，也坚决不肯刻碑：“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江州太守很是佩服李仲宁的气节，称赞道：“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并且“馈以酒，而从其请”。

可见宋徽宗与蔡京立“元祐党人碑”之举有多不得人心。

很快到了崇宁五年（1106），正月，有“彗星出西方”。在古代，这被认为是“星变”“灾异”，是上天对大宋统治者表示不满的警告。宋徽宗心里疑惧，诏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阙失”。中书侍郎刘逵趁机上书，劝皇帝“碎元祐党碑”，解除党人禁籍，“悉罢蔡京所造”。

宋徽宗这才下诏：“应元祐及元符末系籍人等人，合既迁谪，累年已足惩戒，可复仕籍，许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处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今后更不许以前事弹纠，常令御史台觉察，违者劾奏。”

当时蔡京权势极大，皇帝居然只敢命人在深夜里偷偷毁去立于朝堂之上的“元祐党人碑”，还交待卫士：“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来吵。”翌日，蔡京见到石碑被毁，厉声说：“石可毁，名不可灭！”徽宗只好又下诏：“今虽仆碑，而党籍却仍旧。”

但未久，朝廷又不得不解除元祐党籍，陆续恢复元祐党人的官职。

“元祐党人碑”事件就如一场见不得人的闹剧，悄悄地收场了。

立于京师与各州县的党人碑也尽数被毁弃。

到了南宋时，迫害“元祐党人”的蔡京早已臭名昭著了，而许多“元祐党人”的后代都以祖先曾经入了“元祐党籍”而感到骄傲，所以有一些元祐后人又重刻了党人碑，以传示子孙。

嘉定四年（1211），“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权知融州（今广西融水）沈暲，也按家藏“元祐党籍碑”拓本，重新请人刻成石碑，立于融水城郊的真仙岩老君洞之内。

这便是现在收藏于广西融水县民族博物馆的那块“元祐党人碑”。

元祐党人之籍，始见于宋哲宗绍圣年间，为宰相章惇所建，“黑名单”上的人有七十三名；到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当国，将所有反对他的人一股脑儿都列入元祐党籍，“殆至三百九人，皆石刻姓名，颁行天下”，“其中愚智混淆，不可分别，至于前日诋訾元祐之政者，亦获厕名矣”，正好应了老话所说：“一切历史事变，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但深究起来，“元祐党人碑”的祸根，其实来自元祐党人自己，恰恰是元祐党人在得势之时率先将政敌列成“黑名单”，“榜之朝堂”，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

当司马光全盘废除募役法之时，役法改革的主操盘手王安石早已致仕，正闲居金陵，抱病在床，“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役法，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但离开了权力中枢的王安石已经回天无力，未久，他便去世了。

因为与司马光存在严重分歧，又受到台谏官交章弹劾，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知枢密院事章惇被罢职，出知汝州（今河南汝州），之后，又相继徙知扬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湖州。

元祐四年（1089），得势的保守派台谏官梁焘、刘安世等又借“车盖亭诗案”迫害已经被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蔡确。梁焘等人在弹劾蔡确时，还抄录一份王安石与蔡确的亲党名单，进呈御览：“臣等窃谓确本出王安石之门，相继秉政，垂二十年，群小趋附，深根固蒂，谨以两人亲党开具于后。”名单上的人包括章惇、曾布、蔡京、蔡卞、舒亶、吕惠卿、张璪等变法派。保守派又将这份名单“榜之朝堂”，以儆效尤。

当时，清醒的范纯仁已经预感到：如此党同伐异，今后“吾辈将不免矣”。果然让他不幸言中了。

宋人后来对此有深切反省：“元祐党人，……祸根实基于元祐嫉恶太甚焉”，“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一派上台执政，另一派被罢黜，“一朝宰相一朝臣”，也是近代政党轮替的常见景象，不足为怪。

然而，得势的一派，将失势的另一派列入“黑名单”，打成“罪人”，甚至将他们的名字刻上石碑，公布于天下，禁止他们逗留京师，限制他们的子孙从政，毫无疑问已经突破了政治底线，败坏了政治风气，不但有违宋王朝“异论相搅”的祖制与惯例，更断送了宋朝朋党向近代政党演进的可能性。

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攻破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一同被俘，皇室数千人被掳往北方，北宋灭亡 。

押解途中受尽折磨，后在上京被迫行牵羊礼，被金人封为带有羞辱意味的昏德公，最后囚禁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苦寒之地，衣食匮乏，妻女多遭凌辱，他终日悲苦，写下不少哀怨词作。

1135年（绍兴五年），宋徽宗在五国城病逝，终年54岁。

元代史官评价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由此看来，宋朝政党制度的发育应该是自毁于宋徽宗朝的“元佑党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