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在河南信阳的一场白事上发生了这样一件离谱的事情

昨天上午，在河南信阳的一场白事上发生了这样一件离谱的事情

我爹是前天晚上走的，八十三岁，睡梦里没的，没受啥罪。早上我去给他送饭，推开门看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得整整齐齐的，喊了两声没应，走近一摸，手脚冰凉，人已经硬了。我没哭，先给我哥打了电话，又给我妹打了，然后坐在堂屋里，点了根烟，等他们回来。

我爹这辈子不容易，我娘走得早，他一个人把我们仨拉扯大。我哥在郑州开出租，我妹嫁到了驻马店，就我留在信阳老家，守着几亩地和这栋老房子。我爹活着的时候说，老房子不能卖，卖了根就断了。我说知道，你放心吧。

按老家的规矩，人走了得停灵三天，请阴阳先生看日子，通知亲戚，搭棚子，请响器班，摆流水席。我哥和我妹当天下午就赶回来了，我哥一进门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我妹趴在棺材上哭了一场。哭完了，该干啥干啥。我哥管账，我妹管厨房，我管跑腿。亲戚们陆陆续续来了，有拿花圈的，有拿纸钱的，有直接给钱的。村里帮忙的也都来了，搭棚子的搭棚子，摆桌子的摆桌子，忙忙乱乱的，但还算有序。

昨天上午是出殡前的最后一个上午，按规矩要办一场法事，超度亡灵，让老人走得安心。阴阳先生姓赵，六十多岁，干这行干了三十年，附近几个村的白事都是他张罗。他早上七点就来了，穿了件灰布道袍，戴了顶黑帽子，手里拿着个铜铃，在灵前摇来摇去，嘴里念念有词。我们孝子孝女跪在灵前，跟着他的节奏磕头、上香、烧纸。村里帮忙的人在院子里忙活，切菜的切菜，蒸馍的蒸馍，摆碗的摆碗。一切看着都挺正常，跟以前村里办白事没什么两样。

大概到了九点多，法事做到一半，外面突然吵起来了。我听见有人喊“你咋来了”，又有人喊“快拦住他”。我站起来往外看，院子门口围了一堆人，中间站着一个老头，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上面全是油点子，裤子膝盖上破了个洞，脚上趿拉着一双拖鞋，脚趾头露在外面。他手里拎着个蛇皮袋子，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啥。他站在那儿，东张西望的，嘴里说“我哥走了，我来送送他”。

我哥也从灵堂里出来了，看见那老头，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走过去，挡在门口，说你来干啥，你走。那老头说大侄子，你爹是我亲哥，他走了我能不来吗。我哥说你还知道他是你亲哥，他活着的时候你来看过他一回吗。老头说我不是忙嘛。我哥说忙，你忙啥，你忙了一辈子，忙出啥了。老头不说话了，低着头站在那儿，手攥着蛇皮袋子口，攥得紧紧的。

我站在后面，看着那老头，脑子里翻了好一会儿才翻出来。这是我爹的弟弟，我叔，我亲叔。他比我爹小六岁，年轻时候就跑了，说是去南方打工，后来在那边成了家，再也没回来过。我爷爷走的时候他没回来，我奶奶走的时候他也没回来。我爹偶尔提起他，说这小子没良心，爹妈走了都不管。后来我爹也不提了，就当没这个弟弟。

我叔站在院子门口，进不来，又不肯走。帮忙的人围着他，有的说让他进来磕个头算了，有的说别让他进来，进来就乱套了。我哥堵在门口，脸红脖子粗的，说你今天要是敢进来，我就把你撵出去。我叔说大侄子，我就磕个头，磕完就走。我哥说不行。我叔说那我给你爹磕，不进门，就在门口磕。说完他把蛇皮袋子往地上一放，跪在门口的水泥地上，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地上，咚咚响，磕完了额头红了一片。

我妹从厨房出来，看见这情景，走过来拉我哥，说哥，让他进来吧，人都跪了。我哥说不行，你不知道他当年干了啥。我妹说我知道，但人都走了，还计较那些干啥。我哥不吭声了，站在那儿，攥着拳头，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的。

这时候阴阳先生赵先生从灵堂里出来了，站在台阶上，看了看门口那情景，说了一句话。他说，死者为大，来者都是客。孝子贤孙，别让外人看笑话。我哥听了这话，松开了拳头，侧了侧身，让开了门口。我叔从地上爬起来，拎着蛇皮袋子，低着头走进院子。走到灵前，把蛇皮袋子放下，又跪下来磕了三个头。磕完了，他站起来，把蛇皮袋子解开，从里面掏东西。

他掏出一件一件的，摆在地上。一双布鞋，黑面白底，手工纳的，针脚歪歪扭扭的。一件棉袄，蓝色的，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包茶叶，用牛皮纸包着，上面写着“信阳毛尖”。还有一沓钱，零的，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用橡皮筋扎着，厚厚一沓。最后掏出来的是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发黄，上面是两个年轻男的，站在一间土房前面，一个高一个矮，都瘦瘦的，穿着旧军装。高的那个是我爹，矮的那个是我叔。

我叔把那些东西摆在地上，站起来，看着我爹的遗像，说哥，这双鞋是我媳妇给你做的，她手巧，纳的鞋底结实。这件棉袄是你当年寄给我的，我穿了好几年，没舍得扔，还给你。这包茶叶是我自己种的，你爱喝茶，你尝尝。这些钱是我这些年攒的，不多，你拿着路上花。这张照片你还记得不，是你当兵那年照的，你寄给我一张，我留到现在。

他说完这些，站在那儿，嘴唇哆嗦着，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他没哭出声，就那么站着，眼泪流到下巴上，滴在衣服上。我哥站在旁边，看着地上那些东西，看着那张照片，眼圈红了。我妹捂着嘴，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站在后面，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说不上来啥滋味。

我叔年轻时候跑了，是因为跟家里闹翻了。具体为啥闹翻，我爹从来没说过，我也没问过。后来他在南方成了家，有了孩子，日子过得不宽裕。我爹嘴上说没这个弟弟，可每年过年多摆一双筷子，说这是老规矩。我娘走了以后，我爹一个人坐着喝酒，有时候会念叨一句，说那小子也不知道在哪儿。念叨完了，又摇摇头，说不想他。

我叔那些年过得不好，我后来才知道。他媳妇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两个孩子念书，他一个人打三份工，累得腰都弯了。他不是不想回来，是觉得没脸回来。当年他走的时候跟我爹说，混不出个人样就不回来。结果混了一辈子，也没混出个人样。他就真没回来。这一走，就是四十多年。

我爹走的那天晚上，他做梦梦见了我爹。梦见他站在一间土房前面，穿着旧军装，冲他招手。他醒了以后，收拾了东西就往火车站跑，连票都没来得及买，站了十几个小时回来的。他站在院子门口的时候，法事刚开始，他听见铜铃声，听见我哥在灵前哭，他站住了，不敢进去。

这些都是后来他跟我说的。他说完这些，坐在院子里的条凳上，低着头，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拖鞋露出脚趾头，冻得发紫。我给他端了碗热汤，他接过去喝了，喝完了说，还是老家的味道。我说叔，你这次多住几天吧。他说不住了，下午就走，我就是来送送他。我说你住哪儿，他说火车站旁边找个旅馆，几十块钱一宿。我说你住家里吧，你哥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他看了我一眼，嘴张了张，没说出话，转过头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下午出殡，我叔跟在队伍最后面，穿着那件灰夹克，趿拉着拖鞋，走得很慢。到了坟地，棺材下葬的时候，他跪在最后面，没上前，就远远地跪着。土一锹一锹盖上去，他跟着磕头，磕了三个，额头又红了。我哥看见了，走过去拉他起来，说叔，起来吧，地上凉。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大侄子，你爹走了，以后我每年都回来看看。我哥嗯了一声，没再说啥。

办完丧事，我叔当天下午就走了。我送他去火车站，他拎着那个蛇皮袋子，里面装着没送出去的东西，还有我塞给他的一条烟和两瓶酒。他不要，我硬塞的。他上了火车，坐在靠窗的位置，冲我挥了挥手。火车开动了，他隔着玻璃看着我，嘴一张一合的，说了句话。我听不见，但看口型，像是“谢谢你”。

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我想起我爹活着的时候，每年过年多摆的那双筷子。那双筷子摆了四十多年，谁也没用过。今年过年，我爹走了，摆不了了。可我叔说了，他每年都回来。回来了，那双筷子就能用上了。

我走回家，推开门，灵堂已经撤了，堂屋里空荡荡的，就剩墙上我爹的遗像，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坐在条凳上，点了根烟，抽了一口，烟灰落在水泥地上，灰白色的，薄薄一层。我想，这人这一辈子，有些账是算不清的。我叔欠我爹的，我爹欠我叔的，欠来欠去，欠了一辈子。到最后，一双布鞋，一件旧棉袄，一包茶叶，一沓零钱，一张照片，把账就还了。还不清也没关系，人走了，债就消了。活着的人，还能回来，还能磕个头，还能叫一声哥，就啥都有了。

我站起来，把烟掐了，走到门口，把大门敞开。外面的太阳挺好，照进来一片光，落在堂屋的正中间，落在八仙桌上，落在墙上我爹的遗像上。我爹笑眯眯的，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我冲他笑了笑，说爹，你弟回来了。你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