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9日凌晨,四川彭州,刘芳接到前夫杜军的电话。电话那头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孩子没了。”三岁的女儿在医院被确认死亡,距离她的四岁生日,仅剩一周。
刘芳从外地赶回时,孩子已经躺在医院。她原以为女儿只是突发疾病,可看到孩子手臂、大腿和背部的淤青后,心里立刻起了疑问。一个平日没有重大疾病的孩子,为什么会突然离世?
4月30日,相关机构对遗体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孩子身上存在多处新旧损伤,鼻骨粉碎性骨折,颅骨骨折并伴有颅内出血,腹部还有肝脏挫伤、胃壁及肠系膜裂创。伤情并非一次意外造成,而是不同时间、不同程度的暴力作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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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结果,让刘芳几乎无法承受。她此前曾偷偷看过女儿几次,每次都发现孩子身上有伤,只是孩子年纪太小,面对询问总是沉默。她曾托杜家亲属提醒杜军,却没有想到,那些被忽略的伤痕,最终会成为致命证据。
这场悲剧,与一个家庭早已出现的裂缝有关。2018年5月,刘芳与杜军离婚,大女儿跟随母亲,小女儿则由父亲抚养。刘芳当时收入不高,又常年在外地,认为女儿留在父亲身边,至少有杜家亲属照应。
离婚后,杜军很快与廖小兰结婚。廖小兰是幼儿园教师,外表看起来并不凶悍,还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刘芳一度认为,既然对方从事幼儿教育,应该懂得照看孩子。遗憾的是,现实并没有按照她的想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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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刘芳被前夫拉黑,探望女儿变得十分困难。她偶尔回来,只能趁人不注意远远看上一眼。孩子有时见到母亲会很高兴,可问到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却迟迟不开口。那种害怕,后来被多名证人描述出来。
警方调查时,廖小兰起初否认严重伤害孩子,只承认曾因孩子不吃饭、大小便弄脏衣物而动手。她称自己只是推了一下,孩子撞到墙上,随后还能自行起身,因此没有送医。这个解释,与尸检显示的多处伤情并不吻合。
调查人员还发现,孩子死亡当天,廖小兰曾搜索过“过失杀人怎么判”等内容。幼儿园同事反映,她平时脾气急,孩子们害怕接近她;邻居也称,曾听见或看见她用衣架打孩子。廖小兰带来的儿子还说过,母亲经常打妹妹。
更关键的证据来自孩子生前的表现。有幼儿园老师回忆,午睡时,孩子曾在梦中喊“阿姨别打我”。这些零散信息,与遗体上新旧交错的伤痕连在一起,说明那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意外,而是持续性的暴力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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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阶段,检方以虐待罪追究廖小兰责任。刘芳当庭表示不能接受,因为如果只按虐待行为处理,刑罚与孩子失去生命的结果之间,显得过轻。她说:“孩子的命没了,不能只算管教过重。”
刘芳随后重新整理尸检材料,并委托律师梳理证人证言。律师认为,孩子身上存在多处、不同时间形成的伤害,不能仅用一次推搡解释,相关行为还涉及故意伤害。案件因此进入进一步审理。
值得一提的是,杜军并非完全不知道廖小兰会打孩子。他承认,自己偶尔见过妻子动手,却把这种行为理解成“管得严”,也没有及时制止,更没有把情况告诉刘芳。孩子出事后,他仍替廖小兰辩解,认为她没有故意要把孩子打死。
这种态度让刘芳更加痛苦。她认为,父亲的责任不只是提供生活费,更包括发现危险时保护孩子。即便没有亲手施暴,对长期暴力视而不见,也无法说毫无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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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9日,案件再次审理。法院结合尸检意见、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对廖小兰的行为作出更完整的认定,以虐待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考虑到相关情节,刑期在法定范围内作出调整。
宣判后,刘芳没有提出新的异议。她拒绝了通过民事赔偿解决问题的建议,只要求对孩子的死亡作出相应惩罚。对她而言,赔偿无法换回女儿,能够留下的,只有那份判决和一年来反复整理的证据。
从离婚、失联,到孩子受伤,再到医院里的最后一面,许多关键环节都曾有人看见,却没有及时阻止。一个三岁的孩子无法独立求助,也无法为自己解释伤痕。那场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暴力,直到死亡发生,才被完整地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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