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不怕大家骂，我今年68，老公判了十七年已经进去快18年了

我叫秀英，今年六十八岁了，住在县城老干局后面的家属院里。这房子是我公公留下的，八十年代的老楼，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水管经常堵，电线也老化得厉害。可我在这儿住了快四十年了，哪儿都熟，不想搬。邻居们都是几十年的老面孔，虽然背后议论我，可见了面还是客客气气的。我知道他们说什么，说老周家的媳妇，男人进去了快十八年，她一个人守到现在，也不知道图啥。

我男人叫周建国，以前在县里的财政局当副局长。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时候他三十岁，我二十八岁，都算大龄青年了。他长得一般，可人稳重，说话办事有分寸，我爹娘都说好。结婚之后，他在单位一步一步往上升，我就在家里带孩子、伺候公婆。我们有一个儿子，叫周涛，今年四十二了，在省城安了家。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虽然不算大富大贵，可在县城也算体面人家。建国那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下班就回家，工资全交给我，连买菜都是我去买。邻居都说我命好，嫁了个老实人。

二零零五年秋天，建国被带走了。那天晚上他回来得特别晚，进门脸色就不对，坐在沙发上一句话不说，抽了半宿的烟。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第二天早上，来了几个人，穿着制服，出示了证件，说请周建国同志配合调查。建国站起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一辈子忘不了，里面有愧疚，有害怕，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解脱。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秀英，照顾好涛涛。然后就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外面收了人家的钱，帮人办了不该办的事。数额不小，二十多万。那些钱他没拿回家，全借给他一个做生意的老同学了，那人生意亏了，跑路了。检察院来查，他什么也没说，认了。开庭那天我去了，他站在被告席上，瘦了一大圈，头发全白了。法官念判决书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他低着头，从头到尾没抬起来过。判了十七年。

那年我五十岁，涛涛二十四，刚大学毕业，在省城找了工作，还没结婚。建国进去之后，我在财政局待不下去了，办了内退，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公婆受不了这个打击，公公第二年就走了，婆婆又撑了两年，也走了。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秀英啊，是我们周家对不起你。我说妈你别这么说，我是周家的媳妇。她说你要是想走，我不怪你。我说我不走。

我不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头几年最难。走在街上，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就是老周家的媳妇，她男人贪了钱进去了。我去菜市场买菜，有人故意躲着我，好像我身上带着什么病。涛涛在省城谈了个对象，女方家里听说他爸的事，黄了。涛涛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我听见他在那边哭。我说儿子你别哭，是爸妈对不起你。他说妈你别说了，我不怪你们。

那几年我差点撑不住。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建国，想他以前的好。他每天早上给我倒一杯温水放床头，他记得我爱吃榴莲糖，他冬天把我脚揣在他肚子上暖。可我也想他做的那些事，他收了人家的钱，他瞒了我那么久，他把这个家毁了。我恨他，可我也想他。有时候恨得咬牙切齿，有时候又想得心口疼。我两个都不跟人说，就自己憋着。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建国做错了事，他认了，他服刑了。可他还是我男人，还是涛涛的爸。我要是走了，这个家就真散了。我守在这儿，他出来的时候还有个家可以回。我跟涛涛说，你爸做错了事，可他是你爸。你可以恨他，可你不能不认他。涛涛说妈我知道了。

那些年我去看他，每个月都去。从县城坐大巴到市里的监狱，两个钟头。探监的时间只有半个钟头，隔着玻璃，拿着电话。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低着头不敢看我，说秀英你来了。我说嗯。他说你瘦了。我说你也是。他说家里还好吗。我说好。他说涛涛呢。我说在省城上班，挺好的。他就不说话了，拿着电话，低着头。我看着他，他老了，头发白了，脸上全是褶子，手背上的皮松垮垮的。我说你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他说嗯。我说家里的事你别操心，有我呢。他说嗯。放下电话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圈红了。

那些年我每个月都去，不管刮风下雨，不管身体舒不舒服。有一次我发高烧，三十九度，还是去了。坐在大巴车上，头晕得厉害，差点吐了。到了监狱，见了面，他说你脸色不好。我说没事，昨晚没睡好。他说你骗我，你发烧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脸红得不正常。我说没事，回去吃点药就好了。他拿着电话，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秀英，你别来了。我说你说什么。他说你别来了，路太远，你一个人跑，我不放心。我说我不来谁来看你。他说没人看我也行，我知道你在家好好的就行。我说你别说傻话，我该来还得来。

后来他减了刑，从十七年减到了十五年，又从十五年减到了十四年。他在里面表现好，干活积极，还帮着教别的犯人认字。监狱的管教跟我说，老周这人不错，踏实，不惹事，就是话少。我说他以前话就少。管教说他在里面老念叨你，说他对不起你。我说他念叨我什么。管教说他跟同监室的人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他媳妇，等他出去了，一定好好补偿她。我听了，没说话，可心里头酸酸的。

去年春天，他出来了。我提前接到通知，说周建国于某月某日刑满释放。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把家里收拾了一遍，又去菜市场买了排骨和鱼，还买了一瓶他爱喝的啤酒。涛涛从省城赶回来，说要跟我一起去接。我说你别去了，我一个人去。他说妈你一个人行吗。我说行。

我坐了三个钟头的大巴到了监狱，在门口等着。铁门开了，他拎着一个蛇皮袋出来了，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看太阳。他比最后一次见的时候更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走路有点瘸，是前年干活的时候摔的。他看见我，站住了。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我说走吧，回家。他说秀英。我说嗯。他说你老了好多。我笑了笑，说你也老了。他低下头，眼泪掉在地上，啪嗒啪嗒的。

我们坐大巴回家。一路上他没说话，就看着窗外的田野。到了县城，他站在车站门口，看着那些高楼和车流，站了半天。他说变了，全变了。我说是啊，十几年了，能不变吗。他说咱家还在吗。我说在，我一直在。他说你还住那儿。我说嗯。他说你没搬。我说没搬，等着你回来。

回到家，我给他做了顿饭。他坐在桌前，看着那碗红烧排骨，半天没动筷子。我说吃啊。他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嚼着嚼着，眼泪又下来了。我坐在对面，看着他吃，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吃完了，放下碗，说秀英，我对不起你。我说都过去了，别说了。他说你让我说完。他说他在里面这些年，天天想我，天天想家，天天想涛涛。他说他知道我每个月都去看他，他知道我吃了多少苦，他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他说他出来之前发誓，后半辈子什么都听我的，什么都顺着我，再也不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说行，你回来了就好。他说你原谅我了。我说我早原谅你了，不然我不会去看你。他说那你恨过我吗。我说恨过，恨了好几年。他说现在呢。我说现在不恨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回来了，我就不恨了。

涛涛第二天回来了。他站在门口，看着建国，半天没动。建国站起来，说涛涛。涛涛走过去，喊了一声爸。建国伸手想拍他的肩膀，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涛涛一把抱住他，说爸你回来了。建国拍着他的背，说回来了，爸回来了。父子俩抱在一起，我站在旁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现在建国回来快一年了。他在家里待着，哪儿也不去。早上起来给我熬粥，然后去菜市场买菜。他学会了用手机支付，学会了用微信，学会了看短视频。他不太出门，怕碰见熟人。有时候以前的老同事在街上碰见他，跟他打招呼，他点点头，笑一下，然后快步走开。他跟我说，他没脸见人家。我说你回来了，好好过日子，人家慢慢就忘了。他说忘不了的，我自己都忘不了。

晚上我们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握着我的手，攥得紧紧的。他的手粗糙了，全是茧子，是这些年在里面干活磨的。我有时候看着他，觉得他还是那个他，又觉得他已经不是那个他了。他老了，软了，话比以前多了，可眼神里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东西，好像怕我忽然不见了，怕这个家忽然没了。

前几天，楼下的李婶问我，说秀英，你男人回来了，你咋想的。我说没咋想，回来了就好好过呗。她说你不怪他。我说怪有什么用，人都回来了。她说你等了他十八年，值吗。我说值不值的，我自己知道就行了。她说你这个人，心真大。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其实我心里知道，值不值这个问题，根本没法算。十八年，六千多天，我一个人过的。我哭过，恨过，想过放弃，想过一走了之。可我没走。我不走，是因为我答应了婆婆，说我是周家的媳妇。我不走，是因为涛涛还需要一个家。我不走，是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他。虽然他做错了事，虽然他让我受了那么多苦，可我还是有他。他是我男人，是跟我过了半辈子的人。他在，这个家就在。他不在，这个家就是个空壳子。

他回来那天，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建国，你回来就好。他说嗯。我说以前的事，过去了就过去了，以后你别再犯错，咱们好好过。他说好。我说你答应我。他说我答应你。我说那你再说一遍。他说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好好过日子。我说行，我相信你。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今年六十八，老公判了十七年，进去快十八年了。说出来不怕大家骂，我等他等到了今天。他回来了，我们俩还在一起。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的，可踏实。早上他熬粥，我炒菜。中午他洗碗，我拖地。晚上看电视，他握着我的手。有时候我看着他的侧脸，会想起年轻时候的他，想起他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赶集，想起他在我生病时守了一夜，想起他第一次把涛涛抱在怀里那个笨手笨脚的样子。那些事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远的是时间，近的是心里头的感觉。那种感觉，跟十八年前一样，没变过。

天亮了，建国在厨房喊我吃饭。我起来穿上衣服，走到厨房门口。他系着围裙，端着两碗粥，冲我笑了一下。他的牙掉了两颗，笑起来漏风。可我觉得，他还是那个他。我接过碗，说今天粥熬得好。他说是吗，我多放了把米。我说你以后天天熬。他说行，天天熬。我坐下来，喝了一口粥，热的，从嗓子眼暖到胃里。日子就这么过，一天一天地过。我等了十八年，等到了这一天。往后的日子，我不等了，我好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