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3：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

9月19日，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2026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

在圆桌论坛一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提出一个判断：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消费需求目前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大家信心不足。他举例说，2025年家庭储蓄增加超过GDP的10%，连续两年，"所以并不是说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是老百姓没有信心增加消费。"

林毅夫这句话，表面上为老百姓"辩白"——不是没钱，是不敢花。但细究起来，他把一个结构问题简化成了心理问题。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消费？答案远比"信心不足"四个字复杂。

一、储蓄增加超GDP的10%，不能说明老百姓手里有钱

老百姓早就看穿了这种说法的猫腻：把马云的财富和我平均一下，我也是亿万富翁。林毅夫引用的"家庭储蓄增加超GDP 10%"是一个总量数字，它掩盖了储蓄的结构性失衡。

央行2019年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早已揭示：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基尼系数高达0.59，前10%家庭占有全部家庭资产的47.5%，户均资产1515.5万元；而后20%家庭户均资产仅41.4万元。全国住户存款总额2025年底达到167万亿元，人均约11.9万元——但这个"人均"背后，是少数家庭撑起了绝大部分储蓄，大多数家庭根本达不到这个数字。

那么储蓄净增加的钱，到底是谁在存？

其一，小老板不敢投资。 经济下行预期下，民营企业主不再扩产、不再进货，把原本用于周转、投资的钱转成了存款。这不是"老百姓有钱没处花"，而是企业家信心崩塌后的被动窖藏。

其二，富裕人群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高收入人群赚得越多，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反而越低。以前还有房产这个投资标的吸收富余资金，如今房价下跌、股市震荡、理财刚兑打破，他们找不到下一个"造富蓄水池"，钱只能趴在账上。

而真正的大多数老百姓呢？要么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2021年高点买房的家庭正承受资产缩水和收入下降的双重挤压；要么收入勉强维持温饱，每个月工资到账即转走，根本没有余钱储蓄。林毅夫说"老百姓不是没钱"，可对这部分人来说，现实恰恰是真没钱。

二、林毅夫没有注意到：工作不稳、收入不稳，才是老百姓不敢消费的核心原因

信心不是凭空来的。老百姓之所以被迫进行预防性储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的确定性，正在系统性消失。

先来看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灵活就业群体。 官方口径，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早期流传3.2亿的说法）。但这个庞大群体的保障状况如何？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中纳入城镇职工社保体系的比例不足四成，养老保险断缴率超过40%。 他们今天跑单明天还能跑多少单、收入能不能覆盖房租，心里完全没底。社保靠自己全额缴、断缴是常态、没有失业救济、没有工伤兜底——这样的就业状态，谁敢放开消费？

另一方面，以星宇股份为代表的劳务外包、劳务派遣恶性蔓延。 这家汽车灯具上市公司2026年因"批量劝退107名应届生"登上新闻。但比劝退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用工结构的四年剧变：劳务外包工时从2022年的238.4万小时飙升到2025年的1087.4万小时，外包报酬从6572.7万元膨胀到3.02亿元；与此同时，正式在职员工从2024年的10426人骤降到2025年的7532人，一年少了近3000人。 外包工时薪仅20–23元，12小时站班、全月无休是常态；派遣工比例一度超过法定10%的上限，直到监管要求才整改。 同一个车间里，正式工和外包工干一样的活，社保、公积金、年终奖、裁员补偿天差地别——这就是今天制造业用工的真实生态。

35岁危机与被AI替代的焦虑。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互联网行业，35岁以上劳动者面临的隐性歧视已不是秘密。邢自强在同场论坛上自己都警告，AI普及会替代白领岗位、加剧K型分化。当一个人35岁之后随时可能被优化、当工厂里的机器换人速度越来越快，他凭什么敢把当月工资花光？

林毅夫说"老百姓信心不足"，却不去追问信心为什么不足。答案就在这里：不是老百姓捂紧钱包不愿意花，是工作不稳、收入不稳、保障不足、未来不可预期，倒逼他们不得不储蓄。 这不是心理问题，是劳动关系和就业结构出了问题。

三、有效需求不足，既是全球失衡的结果，也是全球失衡的原因

把镜头拉回全球再平衡的大框架，就能看清这条因果链是怎么闭环的。

它首先是全球失衡的结果。 刘元春在圆桌二上主张"推动资本走出去，以资本项下逆差平衡经常项目顺差"。但资本和产业向外转移的代价，是国内劳动密集型岗位外迁，一批批原来的制造业工人被迫转入灵活就业市场。失业率统计永远在5%左右徘徊，但每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实际收入在持续下降——外卖骑手单量内卷、网约车司机时薪摊薄，不是失业率数字能反映的。

它同时又是全球失衡的原因。 大量劳务外包、劳务派遣的出现，本质就是企业为了压低成本、维持出口竞争力而采取的用工策略。星宇们把正式工换成外包工，比亚迪、宁德时代的一线工人靠每月260–300小时工时撑收入，都是同一套逻辑：压低国内劳动者的收入和保障，把成本优势让渡给出口产品。

灵活就业人员、外包劳动者消费能力低下，反过来又导致国内市场无法消化本国产能，产能只能继续靠外需出清——于是经常项目顺差持续扩大，全球失衡进一步加剧。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压低劳动者收入→国内消费不足→产能依赖外需→顺差扩大→全球失衡→再通过资本走出去、外包转移消化国内矛盾→劳动者收入进一步承压。

林毅夫把问题归结为"信心不足"，开出的药方自然是刺激投资、扩大需求。但如果不触及这个闭环的核心——劳动者收入和保障的长期被压制——投资再怎么刺激，钱也只会流向少数人，变成又一轮窖藏的储蓄，而不是老百姓的消费。

中国老百姓不是不消费，是不敢消费、不能消费、没有条件消费。当一个国家把全球失衡的代价，分摊到两亿灵活就业者、无数外包工和被35岁危机追着跑的普通人身上时，所谓"信心不足"，不过是这种结构性困境最温和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