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纽约，接着是柏林：民族多元化正在推动大都市“左转”吗？

2026年9月20日，德国两个州同时举行议会选举，却出现了鲜明反差：在首都柏林，左翼党取得历史性突破；而在东北部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德国选择党（AfD）则取得领先。柏林向左、传统地区向右，这种反差与近年来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政治变化形成呼应。

为什么多民族、国际化的大都市越来越容易出现左翼政治，而一些传统工业地区却越来越倾向右翼？移民、多元文化和社会包容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再向深处追问，这种城市与传统地区的差异，是否还与民族形成的不同社会环境有关？

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中），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柏林选举首席候选人。2026 年 9 月 20 日星期日，她在柏林选举夜活动现场，与支持者和党员一起欢呼初步选举民调结果。（图片来自网络）

一、大都市“左转”：人口流动改变了城市的民族结构

纽约、柏林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本身就是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方。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不断进入城市，在这里工作、学习、生活，最终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

因此，大城市的民族结构与传统地区存在明显差异。移民问题也不再只是边境管理问题，而成为住房、就业、教育、语言、公共服务和社区生活问题。当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生活成为城市的日常现实，“包容”便不再只是政治口号，而成为城市治理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也是近年来纽约、柏林政治变化值得关注的地方。住房、生活成本、社会福利与移民融入往往同时进入城市政治议程。柏林此次选举中，左翼党把住房问题置于重要位置；纽约的政治讨论同样长期受到住房和生活成本问题影响。

因此，大都市的“左转”不能简单解释为年轻人、高学历者更倾向左翼。更深层的变化是：城市正在成为一个人口高度流动、民族高度多元的社会空间。

二、多元化带来包容，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矛盾

但民族多元化并不天然意味着政治上的“左转”。

移民进入城市后，需要住房、就业、教育和公共服务。如果城市经济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多民族人口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住房紧张、就业竞争激烈、公共服务不足，民族差异也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表现形式。

因此，移民问题实际上连接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包容与平等，另一方面是资源分配与社会竞争。

这也是为什么不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反应。大城市因为长期处于人口流动和多民族交往之中，往往更加习惯于多元社会；而一些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的传统地区，则可能更加重视本土人口、本地就业、传统文化和国家认同。

换言之，今天欧美政治中的“左与右”，已经不能完全按照过去的阶级关系来解释。民族、地区、阶层、年龄、教育和文化认同正在交叉形成新的政治组合。

三、为什么传统工业地区容易“右转”：从全球化受益者到“本土保护”

传统工业区经历的社会变化与大都市不同。

产业外迁、自动化和去工业化，使一些传统制造业地区失去就业机会，年轻人口外流，地方社区逐渐衰退。过去由工厂、工会和地方社会形成的共同体受到冲击。

这些地区的居民并不一定反对社会保障，也不一定拒绝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更容易关注本地就业、社会秩序、移民规模、国家认同和传统文化。

于是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传统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但传统“工人阶级—左翼”的政治联系正在发生变化。

大都市中的年轻人、新经济从业者和多民族人口，更容易围绕住房、福利、包容和多元文化形成政治诉求；而部分传统工业地区则可能围绕就业、地方利益、本土认同和移民问题形成另一种政治诉求。

所以，“城市左、工业区右”并不只是经济问题，也包含着不同社会空间对“谁属于我们”的不同理解。

四、大都市左转、传统地区右转，是世界普遍规律吗？

目前还不能把它概括成一种普遍规律。

欧美大都市的变化，与其工业化、城市化、移民和政党制度密切相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同样存在多民族、多文化和人口流动，但城市政治未必按照相同方向发展。

不过，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在出现：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以后，传统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如何变化？

现代城市与传统农村、乡镇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人口流动性。传统社会的人与土地、社区、家族和地方文化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城市则不断吸收外来人口。一个城市居民可能祖籍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却因为共同生活而形成新的城市共同体。

这意味着，城市的民族关系可能更多表现为“共处”和“流动”，而传统地区则更容易表现为“延续”和“保护”。

五、从“人与自然的互动”理解民族：城市为什么更容易包容“后来者”？

如果从更深一层的“民族”概念来看，这种城乡差异或许还可以得到另一种解释。

民族并不是脱离具体环境而存在的抽象身份，而是人与所处自然环境互动，并在相应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中，长期共同活动的结果。在农村和传统地区，人同土地、自然、生产方式以及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通常更加稳定和持久。共同的生活空间、生产方式、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容易形成较强的地方认同，也容易产生一种“保护”意识——保护土地、社区、传统和既有的生活方式。

城市则不同。城市从形成之初就是人口流动和汇聚的地方。一个人来到城市，可能最初也是“外来者”；而后来者不断进入，又会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一个原来的“他者”，在城市生活中往往更容易接受后来出现的另一个“他者”。

这或许是理解大都市多民族包容性的一条重要线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天然排斥外来者，也不意味着城市天然包容。现实远比这种二分法复杂。但从民族形成和社会空间的角度看，稳定的传统区域更容易产生对既有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护意识，而人口高度流动的城市则更容易形成对差异和后来者的适应能力。

由此再回头看纽约和柏林，所谓“大都市左转”，也许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政党现象。它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全球化带来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改变民族结构；民族结构改变城市社会，而不同社会空间对于“自己人与外来者”的理解，又进一步影响政治选择。

因此，纽约和柏林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不只是“左还是右”，而是一个更具世界民族学意义的问题：

当人口越来越流动、民族越来越多元，一个新的城市共同体能否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形成？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大都市左转”可能不仅是欧美政治版图的一次变化，也可能是“世界民族学”（World Minzuology）视野下民族与国家在城市化、全球化时代重新组织的一种表现。

参考资料：

OECD Regional Outlook 2023：The Longstanding Geography of Inequalities

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oecd-regional-outlook-2023_92cd40a0-en/full-report.html?utm_source=chatgp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