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8月7日，汉口一幢普通民宅内，毛泽东面对急剧恶化的革命局势，提出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一句话：“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它改变了一次会议的讨论方向，更在于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活下去。
“创始人”和“缔造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创始人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缔造者承担的则是让一个组织站稳脚跟、形成道路，并最终具备改变现实的力量。按照这个标准看，李大钊、陈独秀对党的创建贡献极大，而毛泽东的历史作用，更多体现在把一个新生政党带出了生死关口。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这份刊物并非普通的文化读物，它以猛烈的姿态批评旧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在上海及全国知识界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李大钊走的是另一条路径。他长期在北京从事思想传播和组织工作，较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较为完整的阐释。南方有陈独秀，北方有李大钊，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与组织基础上，建党条件逐步成熟。
陈独秀和李大钊的作用，不能简单归结为“写文章”。他们做的事情，是把分散的社会不满引向新的理论，把一批互不相识的青年联系起来，又通过通信、讲演和组织活动，推动各地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形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此时全国政局纷乱，各类政治团体时有兴替。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新组织，既缺乏公开活动空间，也没有现成的政治资源，能够正式建立，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但建党只是起点。早期党组织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作为重要任务，这符合当时的理论认识和现实条件。问题在于，中国不是一个可以照搬欧洲经验的社会，反动势力掌握军队、警察和地方权力，工人运动一旦触及统治秩序，便可能遭到猛烈镇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屠杀。此后，各地的白色恐怖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那段时间，很多党员没有武器、没有根据地，也缺少应对突然袭击的经验，只能被动承受打击。
有同志曾焦急地问：“革命还能够继续吗？”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要继续，就不能再走老路。”这并不是文学化的转述，而是当时摆在党面前的实际问题：没有自己的武装，政治主张再正确，也难以抵挡现实中的暴力镇压。
八七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已清楚认识到，单靠宣传和城市中的短期行动，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难题。他指出，过去湖南农民运动的失败，与脱离实际、忽视军事有关，并强调必须重视武装斗争。这一判断，建立在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之上。
毛泽东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判断层面。1927年9月，他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部队没有继续硬闯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而是转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山区。这个选择，当时并不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却为后来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三湾改编更是关键一步。部队缩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使这支队伍不再只是临时拼合的武装，而逐渐成为有政治目标、有组织纪律的革命军队。后来红四军的发展，正与这套制度安排密切相关。
因此，毛泽东的贡献不是单独提出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把思想判断、军事行动、组织建设和根据地实践连成了一条路。党有了能够保存自身、发动群众、不断扩大的武装力量，才没有在大革命失败后消失。
李大钊于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未能参与此后的道路选择。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受到党内批评，1927年8月停止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来又因政治主张分歧离开党。两人的历史贡献不能因此抹去，但他们没有完成党从创建到成熟这一段更为艰难的事业。
所以，党的历史表述把李大钊、陈独秀称为重要创始人，是对他们建党和思想启蒙功绩的确认；把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则是因为他在生死转折处提出方向，并亲自把这条方向变成了组织、军队和根据地。
一个人可以参与创建政党，却未必能决定这个政党的命运。李大钊和陈独秀完成了破土播种，毛泽东则在风雨骤至之时，解决了如何保存、发展并取得胜利的问题。两种贡献彼此不能替代，历史称谓的不同，正是由各自在关键阶段承担的任务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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