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板私下许诺给我近30万报酬，让我去接近并试探她自家男人，我咬牙接了活，可后来的发展彻底把我吓傻了

我今儿要跟您讲的这段事，是我这辈子碰见过最邪乎的活儿。

赵雅琴那女人，我第一次见她是在菜市场。

她穿着一件大红羊绒大衣，被卖水产的拽着袖子，说她把鱼碰死了要赔钱。

我多嘴帮了她一句，她回头看我那眼神，说不上来的沉。

事后她递了张名片给我，背面写了一行字，说我儿子住院的钱她替我想办法。

我那时就觉着不对劲，她怎么知道我家里的事？

可我还是去了她家，因为我儿子宇轩的手术押金确实凑不齐了。

她让我干的活，是去试探她自家男人。

报酬近30万。

我咬牙接了。

当时以为只是个有钱女人疑心重，派人去抓狐狸精的烂事。

谁知道这笔钱背后连着的东西，把我整个人都吓傻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福寿街12号那扇旧木门。

我推开门看到院中那座坟，碑上刻着先夫梁旭之墓，梁氏玉梅泣立。

那个每天被她念叨着叫我接近的“她男人”，早就死了七年了。

她连我自己都骗了，或者说，她先骗了她自己。

我下岗那年，儿子宇轩刚上高一。

厂子说倒就倒了，设备拉走的那天，我们几十号人在门口站着，没人说话，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碗饭吃到头了。

我在家躺了两天，第三天上街找了份超市理货的工作，一天站八个小时，腿肿得跟棒槌似的，咬牙挺了半个多月才慢慢适应。

超市裁员的消息来得很突然。

那天我刚把货架补完，领班叫我过去谈话，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说我岁数大了，手脚慢了，公司要精简人手。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说白了就是嫌我年纪大呗。

几天后我就抱着一个纸箱走出了后门，里头装着一个用了四五年的水杯，一个铝饭盒，一把旧剪子，还有半卷透明胶带。

我在台阶上坐了半天，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整个城市那么大，竟然没有一处能留我。

回家我没敢跟宇轩提这事。

他爸走得早，那几年全靠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从他小学供到高中，眼看着就要考大学了，我哪能在这个节骨眼让他分心。

第二天我就去家政公司报了名。

登记的小姑娘问我，阿姨你多大？

我说四十三。

她脸上那表情你甭提了，说不清是同情还是为难。

她跟我说大姐，现在做家政的都要五十岁以下，这个年纪人家嫌不够利索。

我陪着笑说没事，你帮我挂着，有合适的就给我打电话。

跑了十来天，腿都跑细了一圈，愣是没碰着一个正经活儿。

那时候我早上出门都要路过市二院，拐角有一家早点摊，油条豆腐脑都是现炸现做的。

我有一回兜里就剩八块钱，在摊子前站了半天，到底没舍得坐下吃。

现在想起来，那口气堵在胸口，像个沉甸甸的石头，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宇轩的左耳出毛病是在那阵子。

起初他跟我说耳朵里跟塞了团棉花似的闷得慌，我没当回事，以为是学习累的，嘱咐他多休息。

结果过了半个多月他越来越不对劲，有一回半夜起来上卫生间，走到客厅差点撞到门框上，把他自己吓了一大跳。

第二天我逼着他去医院看，大夫用电筒照了照耳朵里头，又开了张单子让他去查听力。

结果出来以后，大夫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语气很沉重：“孩子这是突发性耳聋，拖的时间不短了，得赶紧住院手术，再耽误下去听力可能就永久损伤了。”大夫在单子上写了个数字，让我先去把押金交上，三万二。

我当时攥着那张单子站在楼道里，觉得天旋地转。宇轩十七岁，明年就要高考了，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种事，可偏偏我手里连三千块都凑不出来。

回家路上他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就坐在公交车窗边往外头看。

快到站的时候他忽然很小声地说了句：“妈，要不咱先别治了，老师说我的成绩能冲一本线，等我考完再说。”我心里酸得不行，嘴上还得撑着倔：“你只管读你的书，钱的事妈自己有数。”

第一天借钱就先给我哥打的电话。

我哥在钢铁厂干了一辈子，前几年分了一套回迁房，日子还算过得去。

他电话里头听我说完要借钱，沉默了老半天，末了叹了口气说：“家里刚给你侄子凑了首付，手头上紧巴巴的，这样，我先给你匀两千。”我听他那语气就知道再张口也白搭，说了声行，电话就挂了。

后来我又找了以前厂里两个处得好的姐妹，一个说钱都套在股票里了，另一个说自家公公住院花了一大笔，话里话外都没有余钱借我。

那阵子我的手机只要一响，心里就突突跳，怕是医院又来催钱。

可真没人打电话来。

我蹲在出租屋门口，背后靠着掉漆的墙皮，腿蹲麻了都没力气站起来。

下午我去菜市场买菜，想买几条小鱼给宇轩补补身子。

到了最里头那排卖水产的摊子前，老远就看见围了一圈人。

一个穿红色羊绒大衣的女人被摊主一把拽住袖子，大半个肩膀都给扯歪了。

摊主嗓门大得像是怕人听不着，一口咬定她刚才路过把那池子里的鱼给碰死了，让她掏两百块钱赔。

那女人脸涨得通红，说我从这儿走过连池子边都没挨着，你这鱼本来就快不行了，怎么讹到我头上来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没有一个吱声的。

我站在旁边瞅了一眼那池沿，见那条鱼翻了白肚皮浮在角落里，鳞都干瘪了，一看就是死了几个钟头的正经事。

我张嘴就说了句大实话：“这鱼清早就不行了，我一进门就瞅见了，跟人家穿大衣的有什么关系。你做生意也不能这么欺负人。”

那摊主立刻瞪起眼珠子，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两句。

围观的人也跟着起了哄，有人小声说就是就是，这鱼早死了。

那女人趁着摊主愣神的工夫，使劲一甩胳膊把手抽出来，侧过头好好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挺沉，上下把我从头打量到脚，又定定地在我脸上停了片刻，像在记什么。

我也看了她一眼。

她五十来岁上下，眉眼生得挺开，皮肤白净，一看就是平时不晒太阳不干粗活的人。

穿戴虽然简单，可那件大衣的料子一看就知道不便宜。

她从手包里摸出一张烫金的名片，递到我面前说：“大姐，我姓赵，一个人住。想找个靠得住的人帮我收拾屋子，你来不来？”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又笑了笑，把名片又往前递了递：“我这人挑人，合眼缘就行。你刚才帮我这忙，我看你人实在。”

我接过名片，低头一看，上面印着赵雅琴的名字，下面是一行小字。

我看不太清就翻到背面，想看看有没有地址。

结果名片背面的边角上，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笔迹是新的，墨还没干透。

“你儿子住院的钱，我替你想办法。别声张，回头打我电话。”我像被雷电劈中，抬头再找她人时，她就已经走到菜市场门口那头了，红大衣一晃一晃地消失在人群里。

我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疼。

这不是做梦。

可她怎么知道我儿子住院的事？

我一个在菜市场买菜、为了几块钱都要跟摊主讨价还价的女人，值得她这样费心张罗？

我把那张名片捏在手里，指腹上都是汗，一整个下午脑子都跟灌了浆糊似的，转不过弯来。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宇轩已经睡了，耳朵上包着一层药棉，侧躺着。

我坐在床沿上看他，灯光下他的脸瘦削不少，以前圆圆的脸蛋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瓜子脸。

我掏出那张名片反复地看，圆珠笔写的那行字一笔一画，清清晰楚，不是我看花了眼。

她说她姓赵，一个住，要找人打扫屋子，又说要帮我解决儿子的手术费。

这事情的顺序怎么想都透着古怪，活像有人专门挖好坑等我往下跳。

可我实在想不出自己身上有什么可让人图的东西。

我除了欠一屁股债以外，兜比脸还干净，连瞎惦记的价值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锅稀饭，就着一块腐乳吃了。宇轩去上学以后，我在门口站了很久，到底是没忍住，照着名片上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有两声那头就接了。

“喂？”她的声音很稳，像是一直在等我这个电话。

“我是昨天菜市场那个……”我话还没说完，她就笑了一声打断了我。

“知道，宋姐，我还怕你不打呢。”她的语气熟络得像是认识了我十几年的老邻舍，让我心里又别扭又踏实，别扭的是这人太自来熟，踏实的是眼下这个电话至少让我看到了一点钱的希望。

她跟我说了句见面再说，挂了电话就给我发了她家地址。城北青禾别墅区，二街十二号。我站在路边看了半天地址，深深吸了口气，就去坐公交了。

她家那栋别墅是三层的，门口两棵桂花树，比我整个出租屋都值钱。

我按了门铃，她穿着一身绸子的居家衣裤开了门，把我让进屋。

客厅里铺着大理石砖，光可鉴人，一套红木沙发摆得正正堂堂。

她招呼我坐下，沏了一壶茶，四碟点心摆得整整齐齐。

我没兜圈子，坐下就问她：“赵姐，名片后头那行字，你是怎么知道我儿子的事的？”

赵雅琴端着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像是一点都不觉得我问得唐突。

她把茶杯搁在桌面上，用指尖沿着杯沿转了一圈。

“宋姐，我说实话，你别见怪。”她笑了笑，“我找人打听过你。你在城南纺织厂干了十来年吧，后来厂子倒了，你就出来打零工。你男人走得早，自己拉扯一个儿子，孩子学习不错，在市一中念高中，前阵子耳朵出了问题，在二院挂号住院。”她说得不急不慢，我心里一阵阵发寒。

我像是在她面前被剥光了衣服似的，那些我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家务事，被她清清楚楚地全摊在台面上。

她看我不说话，又补了一句：“我这个人办事，从来不稀里糊涂的。用谁不用谁，我得先摸清楚底细。”我说：“你打听这些，就是想找个打扫屋子的？”她笑了笑，没接我的话。

她站起来说：“宋姐你先坐，看看我这屋子。”又说她一个人住，肚子也不大，就请人来拾掇拾掇。

她说着走到楼梯口，回过头来看我一眼：“你要是愿意，就先在我这干几天，工资两百一天，日结。”

我看着客厅里那些亮堂堂的摆件，心里七上八下的。

她明明话里有话，却偏偏不说透。

我手里捏着那茶杯，茶已经凉了。

当天我没答应她，我说我回去想想。

她点点头，送我到门口，又轻声补了一句：“宋姐，你儿子那手术的事，可不等人哪。”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心上。

我回到家，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像一头困在圈里的驴。

宇轩放学回来见我这个样子，问我怎么了。

我勉强挤了个笑脸说没事，妈在想工作的事。

他哦了一声没再多问，低头进了自己那间屋。

我望着他关上的房门，心里那杆秤晃晃悠悠的，最终倒到了一头。

第二天一早，房东来敲了门，催上季度的房租，说是拖了半个多月了。

我说实在没有，宽限几天。

房东站在门口，嘴里难听的话像倒豆子一样往外蹦，说住了这么久的房子房租交不上，再这样就得搬家。

我陪着笑脸把好话说尽了才把他送走。

关上门的那个瞬间，我靠在门板上，仰头望着天花板的裂缝，眼里干得发涩。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到底是欠了别人的钱，还是卖了别人的活？

我捏着那张名片又看了一遍。

我拨通了电话。

那一头，赵雅琴像是一直在等着似的，电话刚响一声她就接了。“宋姐，想好了？”我没说什么别的，就说：“赵姐，我过来。”

她的嗓音都是带着笑的：“行，你上午过来吧，我在家等你。”

我挂掉电话，把出租屋里里外外扫了一遍，背上一个旧包就出门了。风迎面吹过来带着一股冷气，像是冬天提前到了。

到她家之后，赵雅琴很利索地给我安排活了：先打扫一楼客厅，午后再收拾二楼那间书房。

她递给我一块干净的抹布和一副手套，说书房的桌子和书架都是好东西，让我仔细点。

我穿着一身旧衣服，扎着围裙，从一楼开始拖地擦桌子。

她家地方是真大，光是客厅那大理石地板就擦得我腰酸背疼。

我蹲在地上仔仔细细地把那砖缝里的灰都用指甲刮了出来，她坐在沙发上，手里拿本杂志翻了翻，偶尔抬头看一眼我干活的样子。

中午她叫了外卖，两个人坐在餐桌前吃了顿焖饭。

她给我夹了两块排骨，问我累不累。

我说不累，干活拿钱天经地义。

她点点头，放下筷子，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饭后我收拾了碗筷，上到二楼做那间书房的清整。

书房不大，窗帘拉着，光线有些暗。

我拉开窗帘透了透光，见一圈红木的书柜和一张大班台，桌面平整，案上放着一摞票据和一盏老式台灯。

我先把窗台擦了，又去抹书柜的隔层，拿干净的干抹布逐格擦过去。

书架上有不少旧书，间或夹着几个信封和本子。

我克制着没有翻看。

书桌正中放着一个木头相框。

我拿起来仔细地看，就见里面是一张旧照片。

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人站在一栋旧宅子的门前，旁边站着一个瘦高的男人，穿了件白衬衫。

两人的脸都被指甲刮过，面目模糊。

男人所在的位置尤其可怕，纸面被他刮穿了一层，露出下面的白色衬纸。

那个人的轮廓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一个白纸窟窿。

我心里打了个突，拿着相框愣了神。

不知什么时候赵雅琴已经来到门口。

她靠着门框，语气平静：“那房子是以前的老宅子，早就没人住了。”我转过去，有点尴尬地把相框放回原处。

她没走近，就那么靠在门框上，视线落在那个相框上，像在看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东西。

她轻声说了句：“人都没了，照片留着也没什么用处。”说着走到桌边，拿过相框，随手拉开最下面一层的抽屉，把照片面朝下放了进去，锁上了。

她那几个动作一气呵成，仿佛已经做过很多次。

我第三天上她家打扫，听她在楼下打电话。

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声音压不住火气：“你到底回不回来？这个家你是不是不要了？”电话那头应该说了什么，她忽然高了声调：“梁旭，别以为你在外头的事我不清楚。我告诉你，我赵雅琴的眼睛没那么好糊弄！”她猛地掐断了电话，手机啪地甩在沙发上。

我在楼上拿着抹布，手悬在半空，人僵着。

过了好一阵，赵雅琴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过来，她脸上又换了一副温和神情，像刚才那通电话从来没打来过。

“宋姐，吵着你了？”我摇摇头：“夫妻之间拌嘴常有的事，赵姐你也别往心里去。”她没应这话，眼神却有些空，在我背后站了一会儿，转身下了楼。

我站在原地，心里头却浮起一阵不太对劲的感觉。

她男人在外头有人，那她那天早上为什么那么在意那间书房里被锁起来的旧照片？

第三天下午，赵雅琴留我吃晚饭。

她炖了一锅排骨莲藕汤，饭桌上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饭。

“宋姐，我下午跟你商量个事。”她夹了块排骨放进我碗里，语气十分自然。

我停下筷子抬头看她。

她没看我，专心把碗里的汤搅了搅：“我怀疑梁旭在外头有人了，想请你帮个忙。”

我筷子定住了。

“赵姐，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一个外人怎么好掺和你们两口子的事？”她抬头笑了一下：“我也不让你去做什么过格的事。你帮我接近他，打听到他身边那个女人是谁就行。”她放下碗，把手机推过来，屏幕上是一个手机号。

“这是梁旭自己用的电话。你打给他，就说你是我请来做公司保洁的，想联系给公司打扫办公室。他这人办事讲究，你要是把话头接上，他自然会让你去。”她又顿了顿，“等他跟你搭上线，你把他平时的行踪、接触什么人都记下来，其余的事不用你做。”

她说得那么平常，仿佛只是让我去买一趟菜。

我放下筷子：“赵姐，你这不是让我去诱你家男人吗？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她听了这话也没生气，反而露出一丝有点苦涩的笑：“宋姐你看我这张脸，像是蠢到把男人往别人怀里推的人吗？我当然不想让你去跟他发生什么，可他这人太精，我还没靠近他就已经有所防备了。我自己上阵根本摸不到他边上的事。你不同，你看着踏实本分，不扎眼，他能放下戒心。”

我沉默了很久。

赵雅琴掏出一张卡推到桌面上，说：“这里头是三万块定金，你先拿回去给孩子把手术做了。”她抬眼看着我，“等事情办成，我再给你补足三十万。”

我盯着那张银行卡，觉得她像是有十足的把握我会上钩。

屋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窗外风吹桂花树的沙沙声。

我终于开口说：“你让我想想。”她点了一下头：“顶多再等你一晚上，你儿子那边，等不得。”

我躺在那张硬板床上望着窗户，睡意全无。

儿子房间里传来低低的咳嗽声，我翻了个身，胸中像放着块烙铁。

凌晨两点多，宇轩那屋忽然传来咣当一声响，我猛地坐起来跑过去一看，他整个人从床上滚到地上，捂着左耳蜷成一团，嘴里发出呜呜的低哼。

我扑过去抱住他，他身上的汗衫全湿透了，牙齿咯咯直打颤，疼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背着他冲下楼，打了辆出租车直奔二院急诊。

到了医院值班大夫一听情况连忙安排检查。

宇轩躺在急救室的床上，脸色蜡白，昏睡过去。

值班大夫出来跟我说，学生这情况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安排手术。

我在走廊的铁椅子上坐了一宿。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掏出手机，拨了那个已经存在通讯录里却一直没敢拨的号码。

响了两声，赵雅琴接了，声音很清醒，像是已经在等着我回话。

我说：“赵姐，我到医院了。”她没有多问，只说：“孩子的事要紧，手术我来安排。你稳定好了再过来。”

我挂上电话，看着走廊尽头亮起来的窗光，知道那条路已经踏上去了，再也收不回脚。

宇轩的手术安排在三天后，赵雅琴不知使了什么门路，直接让人把押金交齐了，安排得妥妥当当。

手术做了将近四个钟头，大夫出来说手术很成功，后续注意休养就不会有大碍。

我抓着大夫的手，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我在医院陪了宇轩一整天。

他麻药退醒过来，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妈。

我应了一声，又急忙背过身去抹了把脸，转回来端着一只水杯问他渴不渴。

第二天上午赵雅琴给我打来电话，语气温和得像是关心自家孩子：“宇轩这边我让人安排了护工，你先过来一趟，我有事交代你。”

我到她家别墅时，她把一个旧手机递给我，说：“这号是新开的，没有实名，你拿着用。打给梁旭的时候就用这个号。”我接过手机，问出了那个我一直想知道的问题：“赵姐，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万一我到他那头，把你说出去了呢？”那天她已经换上出门的衣服，一件墨绿的中长风衣，腰身收得利落，正弯腰收拾茶几上的东西。

听了我的话她直起身来，脸上平静地看着我：“因为你欠我儿子的钱。你还不起那份情，就不会转头来坑我。”她说得对。

我确实还不起，也没有退路了。

出了她家大门，我站在太阳底下，看着手机屏幕里那个存好的号码。号码没有存名字，只存了两个字：梁旭。

我拨通那个号是在第二天上午。

第一遍响了三声被挂了。

我捏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窗口边深吸了口气，又拨了第二遍。

响到第六声，那头接了，是个男声，嗓音偏低，有些沙哑，像常年抽烟的人：“喂？”

我赶紧清了清嗓子：“您好，我姓宋，是家政那边介绍过来，想问问咱们公司需不需要做办公室保洁的。”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像在思考什么。

片刻后他说：“行，你下周一过来吧。到了找前台小刘，她带你上去。”

就这么几句，电话就挂了。我放下手机，手心一层薄汗。

下午我去到赵雅琴家，把通话内容原样告诉了她。

她靠在厨房台沿边，手里剥着一个橘子，听的时候没打断我。

我说完了，她低头一片片撕着橘子络，缓缓说：“他是不是问了你做几天？做了多久的保洁？”我一怔，仔细回忆了一下：“这倒没有。”她点点头，像有什么打算似的：“他这个人，见了做家政的，第一句必问做几年了，在哪些人家做过。”

她端着剥好的橘子走到客厅，边走边说：“他没问，说明他知道你是我安排的。”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宋姐，有好戏看了。他既然知道你的来头还让你去，那就说明他不是心里没鬼，是早就备好了一套戏等着唱。”

周一下午，我照着约定到了梁旭的建材公司。

公司是一栋三层的旧楼，一楼展厅里堆着瓷砖和管材样品，二楼三楼办公。

我推门进去，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坐在前台后头，穿着深青工装，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手里的一份表格：“找谁？”我说我来做保洁，之前打过电话约好的。

她嗯了一声，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钥匙放在台子上：“二楼最里头那间办公室，你收拾完把钥匙放前台就行。”

我拿起钥匙上楼，走到那间办公室门口，推门进去。

办公室不大，一张老式大班台摆在窗边，桌上几摞文件票据，一本翻开的笔记本倒扣着压在一个信封上。

我站在那儿扫了一圈，没动那本笔记本，先把窗台擦了一遍，又将地面扫了扫。

大班台旁边有一个深色的铁皮文件柜，两层柜门没锁。

我蹲下去，打开柜门，最上一层码着一摞全牛皮纸的档案袋，一般厚的样子，袋面上光秃秃的，一个字也没写。

我犹豫了一下，本不该乱动别人的东西。

可我想到赵雅琴那带着定数的目光，又忍不住伸手把最底下那个信封抽了出来。

信封旧得很，边角都磨毛了，没有封口。

我轻轻往桌上一磕，信封里滑出一张纸来，对折了两次。

我打开那张纸，上面用一种蓝色老式复写纸打印的字迹写着一行地址：城南福寿街12号。

再没有别的字了。

我赶紧把纸照原样折好放回信封，塞回柜子里最底层，把那摞档案袋照旧压实。

做完这些，我退到办公室门口，正要带上门，下楼拐角处传来脚步声。

我站在原地屏住气。

脚步声越来越近，走到楼梯口停了片刻，几秒后那脚步声又往楼下去了。

我攥着那把钥匙，手心满是汗。出了公司大楼后我骑上电动车，走出一段路，心里的鼓还是一直咚咚地敲着，怎么也降不下来。

第二天，我把那行地址告诉了赵雅琴。

她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听完之后没说话，目光落在院子里某棵树的树梢上，像是在想什么很久远的事。

过了好一阵，她开口说：“福寿街那处，是他以前住过的老宅子。”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老太太走以后，他隔一阵会过去给祖宗上上香。”

“那你还让我去试探他？”我忍不住问，“那不是他家老宅吗，他去不是正常的？”赵雅琴低头笑了一声，笑意没有到眼底：“正常？宋姐，你不知道。他平时根本不去那地方。能让他专门去上香的日子只有清明，可他现在连清明都不去了。这三年一到周末就跑那头去，你说是去看他妈的？”她把话停在这里，不再多说了。

我张了张嘴，问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她那神情让我觉得她知道些什么，却故意不说透。

又过了一个星期。

周五下午赵雅琴给我打电话，语气稀疏平常：“宋姐，今天他应该会去福寿街那边。你也过去，远远看一眼就行。别跟太近，不用正脸，看了就回。”我问她：“你让我看他去老宅干什么？”她笑了笑：“就是想让你看看，他去那儿是什么模样。有些东西光靠话说不明白，你亲眼一瞧就知道了。”

我在公交车上颠了快四十分钟，下车又走了一阵，凭着那天在信封上看到的地址找了过去。

城南福寿街是老城区，巷子窄窄的，墙根长着潮绿的苔藓。

两边的房子大多是矮旧瓦房，门牌号一层一层褪了色。

我走到巷子深处，在门牌写着12号的旧木门前停下来。

我一低头，门栓上挂着新落的一层灰，铁锈斑斑点点的，像是有些日子没怎么开过门了。

我在巷子对面的墙根下站了快二十分钟，腿都站麻了，正打算走，忽听得那扇门吱呀一声从里头开了。

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中年男人迈出院门，个子挺高，背微微弓着，脸被一顶旧棒球帽挡了大半。

他手里攥着一块抹布，头也不回地往巷子那头走，走得不紧不慢。

我顺手摸出手机，假装打电话的样子，隔着十几步跟了上去。

那人拐了两个弯，在巷口一个烟摊前停了下来，买了一包烟。

他低头拆烟盒时侧了侧脸，我远远瞧着，只觉得他面颊偏瘦，眼角似乎带着很深的纹路。

我心里一动，可隔着距离到底没能看清他的完整面目。

他点了根烟，沿着南巷马路走了。

我站在拐角处，心里咚咚直跳，不敢再追。

我折回福寿街12号，试着推了一下那扇门。门没锁，吱呀一声，露出了一条缝。我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还是伸手推开了大门。

那是座不大的院子。

一棵石榴树种在墙边，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横斜着。

院中间有一圈青砖围砌的矮台。

我走近了两步，绕过那棵石榴树，看到的是一个修得方正齐整的坟茔，坟前立着一块青石碑，碑前供着一碗白米饭、几碟素菜，三炷香烧了大半截，青烟袅袅的，显然刚落不久。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像有人在我天灵盖上敲了一棍。

城里的院子里垒了一座坟，墓碑就立在石榴树下。

我浑身的血都往脚底下灌，腿发软，却像被钉在地上似的挪不开步子。

我不知道自己在那站了多久，耳朵里一片轰响，过了好一阵，我强撑着往前挪了两步，弯下腰去读碑上的字。

碑上那行字清清楚楚地刻着：先夫梁旭之墓。

我只觉眼前一黑，像被人从背后狠狠推了一掌。先夫。梁旭。梁氏玉梅泣立。

我在那碑前猛地跪了下去，膝盖磕在青砖地面上，生疼生疼的。

可那疼远没有碑上那两个字扎得深。

赵雅琴让我去接近试探的她的丈夫梁旭，是个已经入了土的人？

我刚才在门口看见那个给她丈夫上完坟、锁了门出去买烟的中年男人又是谁？

我掏出手机，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对着那块碑连拍了好几张照片。

碑上的落款日期被石榴树的树影遮着，我蹲下来侧着身，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角度把那行小字拍清楚。

我跌跌撞撞地退出院子，一口气跑到巷口公交站牌底下，扶着站牌大口大口喘气。

天色已经暗下来，路灯亮起昏黄的光。

我的手心里全是汗，脑子里像塞了一团乱麻，不知该往哪边走。

回到赵雅琴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她像是早就在等我，门虚掩着，客厅亮着一盏落地灯。

她见我进来，从沙发上直起身，语气挺平和的：“见着了？”

我没说话。我一言不发地走到她面前，把手机举起来，屏幕上那块碑文的照片清清楚楚。我盯住她的脸。

赵雅琴低头看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她既没有慌乱，也没有闪躲，甚至没有多看第二眼，嘴唇弯起一个近乎温和的弧度，轻飘飘地说：“哦，你看见那个了。”

她语气那么轻描淡写，我头皮都炸了。

“赵姐，”我一开口嗓子又干又哑，“梁旭的墓，就在福寿街12号院子里立着。碑上刻的字和落款我全拍下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雅琴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俯身拿起我手机，把那张照片放大看了两眼，又将手机递还给我，慢条斯理地说：“宋姐你是实诚人，我也不瞒你了。那处院子以前是梁旭他妈的，老太太走了以后就一直空着。后来梁旭我那口子，他在外头认识了个女人，不知怎么的就哄着人家老太太原本住的那房子腾出来，把人迁进去了。”她抬眼看向我，目光平静得深不见底，“那女人不知从哪弄来一口空棺材搁在院子里，立了块碑写上他的名字。她就是要诅咒他死，她好占着那套老宅子。你是不知道，这种事在拆迁那阵子，多了去了。”

我定定地听着她说，心里一阵一阵发寒。

她这套话听着有板有眼，可不知哪里就是透着一股不对劲。

我说：“赵姐，那我去的时候，碑前头刚烧了香。那香灰还热着，那碗白米饭上头还冒着热气。要是那女人是诅咒他的，她还给他上香？”

赵雅琴愣了一下，像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么一句。

她飞快地接道：“那女的心里有愧，做了亏心事又怕鬼敲门。她怕梁旭真死了找她索命，假惺惺上柱香安慰自己罢了。”她说着摆摆手，“宋姐你别琢磨那东西了。那是人家给梁旭设的套，就是想让我们两口子离心。”

我听着她一套一套的，像早就编排好的剧本。她说得越圆，我心里那根弦绷得越紧。到底是她在骗我，还是她自己当自己骗过来了？

我只觉得脚底像踩在棉花上，浑浑噩噩地出了她家大门。

快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无意间回头望了一眼。

二楼的窗户亮着灯，赵雅琴就站在窗边，隔着玻璃正看着我。

楼距有些远，我看不清她的神情，可那一动不动的一团影子让我想起一尊供在案上的像。

我心里怵了一下，加快脚步走出了小区大门。

回到出租屋里，宇轩已经睡了。

我坐在厨房的桌边，把手机里那张碑文的照片打开又放大，仔细辨认碑的每一个字。

落款那一行拍得虽然不太清晰，却仍然能勉勉强强拼出一个日期：七年前的冬天。

我又翻出白天在梁旭公司里看到的那封信封上的地址，和碑文上的地名两相对照，心里越来越沉。

福寿街12号。

梁玉梅泣立。

梁旭。

姓梁的都在那一处院落里。

赵雅琴的名字里根本没有个梁字。

我越想越觉得冷。

如果这块碑立的确实是赵雅琴的丈夫梁旭的墓，那她为什么不承认他已经死了？

她不仅不承认，还雇了我去接近他。

她到底在做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建材市场一趟，想找个人当面问清楚。

之前跟赵雅琴聊天的时候她提过一句，说梁旭有个侄子叫梁承志，在城北建材市场开货车跑运输。

我一路问到了市场最西头，在一排蓝色货车之间找见了一个穿旧皮夹克的男人。

他正蹲在货车前轮边上抽烟，三十来岁，面膛晒得黑红，指甲缝里嵌着油泥。

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好几眼。

他见我站着不走，抬头瞥了一眼：“找谁？”

“梁承志？”他顿了一下，没有否认：“你是哪个？”我没有跟他拐弯抹角：“我是赵雅琴雇来的。她让我去试探梁旭，看他外头是不是有人。”

梁承志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

他没说话，低头把烟抽完了，然后把烟屁股摁灭在脚底下，又掏出一根来叼在嘴上，没有点着。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哑声说：“她让你上福寿街了？”我一愣：“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是她最喜欢让人去的地方。”梁承志冷冷地扯了一下嘴角，“嫂子，你拿她的钱，替她办事，那你知不知道她以前叫什么名字？”我说：“她是赵雅琴啊。”

梁承志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走近两步，直直地看着我：“她以前叫梁玉梅。城南派出所那本旧户籍底册上有底儿。你要是不信，自己去翻。”他说完就拉开货车的驾驶室门，一步跨上去，发动引擎。

车子往前驶出几米，他又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补了一句：“翻完了你要是还想干她那活，你再回来找我。”货车缓缓开走，尾灯在尘灰中一明一灭。

我站在原地，被那几句话砸得久久没有缓过神。

赵雅琴叫梁玉梅？

梁玉梅泣立的碑，是她给前夫梁旭立的？

那她现在的丈夫又是谁？

还是说，她现在的丈夫从来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那天下午我跑了一趟城南派出所。

户籍窗口排了会儿队，到我的时候我跟工作人员说想查一下自己旧户口档案的信息。

那边让我填了张申请单，把身份证号填好递了进去。

等了约莫十来分钟，一个穿制服的男民警走出来说我的底档找到了，让我进去看一眼。

我跟着他走到档案室，他翻出一本厚厚的老式户籍册，打开到其中一页，指着上头一行稍有些模糊的字迹让我看。

我低头去看，见那页顶上印着“梁玉梅”，原籍城南福寿街，旁边用圆珠笔注了一行小字：曾用名，赵雅琴。

婚姻状况：丧偶。

配偶栏里填着一行字：梁旭。

我脑袋像被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顿时一沉。

那民警好心地说：“这陈年旧档有些年头了，大概是七年前改的。”我攥着那页纸的边角，指尖发白，脑门上的汗一层一层地往外冒。

赵雅琴的户籍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她叫梁玉梅，她是梁旭的遗孀，梁旭死了七年。

可她口口声声对我说她丈夫梁旭在外头养了人，还怕我抓不到实据急着要发我三十万。

她在骗自己什么？

她到底想干什么？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派出所大门的。太阳晒得路面发白，迎面吹来的风却冷得我打了一个哆嗦。我在门口台阶上坐下来，坐了很久。

傍晚我又回了一趟赵雅琴的别墅。

这次我去，是想把话当面问清楚，问个明白。

我到的时候她正在二楼卧室休息，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摊开的旧相册，书页被风吹动了一角。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心跳如鼓。

那本相册摊开的那一页正朝着门的方向。

我看到一张黑白旧照，照片上一个瘦高男人站在老宅门前，穿着旧式的军便装，年轻的面孔和平整的眉目。

他旁边站着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年轻女人。

那张照片的背景，正是福寿街12号的老宅。

我忍不住走近了两步，想把那照片看得更清楚。

身后响起一个声音：“又翻我东西呢？”

我僵硬地转过身。

赵雅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睡衣，脸上带着笑意，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她慢步走到床头柜前，合上那本相册，随手搁回抽屉里，然后转过头来看着我，语气依旧温和得很：“宋姐，来了怎么不说一声？”

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沙子堵住了一样，半天才憋出一句：“赵姐……你原先是不是叫梁玉梅？”

赵雅琴脸上的笑意淡了下去。她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静静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她：“谁跟你说的这话？”

“我去了一趟派出所查旧底档。”事到如今我也不瞒她了，“赵姐，户籍册上写的清清楚楚，你原名叫梁玉梅，配偶栏写着梁旭，婚姻状况是丧偶。”我看着她的眼睛，“梁旭……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

她听了这话，神色出乎意料地平静，目光从我脸上淡淡移开，落在那扇窗外：“那本册子上头的人家都是乱记的。好些人名对不上号，我早就去说过好几回了，他们一直没给我改过来。”我心里发凉，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问她，她都有法子兜回来。

她就是不肯承认，或者不能承认。

我走出那栋别墅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

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我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脑子里沉甸甸的都是那些对不上号的碎片，每一片单独拿出来都寻常，拼到一起却拼出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轮廓。

梁承志说赵雅琴以前叫梁玉梅。

户籍册上梁玉梅的配偶是梁旭，丧偶。

福寿街12号的院子里立着梁旭的墓，落款是梁氏玉梅。

赵雅琴却口口声声说梁旭还活着，是那院子里的女人设了套要诅咒他死。

她在雇我去找一个人她已经埋葬了七年的丈夫？

那天晚上我给梁承志发了条短信，把我查到户籍档案的事告诉了他。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了，手机才轻轻震了一下。

他回了一行字：“户口本上的名字，跟坟头上刻的名字是同一个，你信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指尖发凉。

我问他：“你姑是不是疯了？”他没有回答。

到了后半夜，手机又亮了一下，这回是一条更长的信息：“明天下午，你到福寿街12号去一趟。门要是开着，你进去看。看完了你就明白了。”

我再回他消息，那头已经没有应答。

第二天下午我又到了福寿街。那扇木门虚掩着，像故意在等人推开。我在门口站定，深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推开了那扇门。

院子里一切照旧，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横在空中，地上的落叶被扫成一小堆，像是有人来打理过。

坟前的香已经燃尽了，只余下一截细短的香脚插在香炉里，几碟供菜也收了，但碑前放着一碗新蒸的白米饭，还冒着热气。

我走到碑前蹲下来，看着那行刻字：先夫梁旭之墓，梁氏玉梅泣立。

这一次我终于看清了完整的落款日期。

七年前的十一月。

那一年冬天我还在超市理货，宇轩刚上初中，一切都还很正常。

而这座碑，已经在这里立了整整七年。

院门口响起脚步声。

我转过头，梁承志站在门洞里，手里拎着一兜子纸钱和香。

他看见我跪在碑前，脸上的表情没有惊讶，像是早知道我会来。

他走进来蹲在我旁边，把纸钱放在碑前，又从兜里摸出打火机，把三炷香点燃，插进香炉里。

做完这些，他才慢慢开口：“这块碑，是我姑父的。我姑父就是梁旭，他七年前死于肝癌，那时候才四十七岁。”他顿了顿，“我姑不认他这个死，打从出殡那天起，她就不认。”

梁承志蹲在碑前，低垂着头，声音沙哑：“出殡那天下着雨，我姑一滴眼泪都没掉。她站在灵堂门口，跟来吊唁的亲戚说，梁旭去外地跑生意了，过阵子就回来。等人都走完了，她还是不肯盖棺。最后还是我爸劝了半天，才把灵柩合上了。下葬那天她也没去坟地，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隔年她在城中村拆迁那边分了一笔钱，又添了些自己攒的，在城北买了那栋别墅，搬过去之前，她雇人把这院子里的坟迁到了城外公墓。”他看了看面前的碑，“这是后来她自己偷偷跑回来，又在这儿起了一座衣冠冢。她说不埋在跟前，她心里不踏实。”

我心里像堵着一团棉花，咽不下去吐不出来。“你说……我是第五个？”

梁承志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前四个都是她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有做保洁的，有当保姆的，还有两个是家政公司的，都跟你差不多，岁数不小，家里头日子过得紧，好说话。她给的好处一次比一次多，上回那个好像是给十几万。”他苦笑了一声，“等人家真去了福寿街，见了这块碑，有当场吓哭的，有连夜跑路的，还有把钱退回来生怕沾上事的。你是头一个敢查进派出所去的人。”他转过头注视着我，“我告诉你吧，嫂子，她心里比谁都明白。她就是不想信。”

我跪在那块碑前，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风穿过院墙，把石榴树上仅剩的几片枯叶吹落下来，旋转着落在碑前。

过了很久，我开口说：“那她为什么非要找人去试探梁旭？她明知道梁旭已经不在了，她让人去试探什么呢？”

梁承志没有立刻回答。

他掏出烟盒来，抽出一根烟点上，吐出一口白雾，好久才说：“她想要一个能告诉她梁旭还活着的人。她想让梁旭活在一个她能摸得到的地方。要是那个人能走到梁旭的墓前，还相信梁旭就住在那儿，她的心里头就能踏实一点。”他停了一下，“她谁都骗，最想骗的是她自己。”

我坐在碑前的青砖地面上，看着那三炷香燃起的青烟，心头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我忽然有些明白赵雅琴那个人了。

她不是设局害人，她只是困在自己搭的那道围墙里头出不来。

那天之后我没再去赵雅琴家干活，也没有接她的电话。

我在出租屋里待了两天，宇轩出院回来休养，我给他炖了锅鸡汤，看他坐在窗台前晒太阳。

手机屏幕又亮了好几次，都是同一个号码。

我都没有接。

到了第三天，我给梁承志打了个电话。

我问他：“你姑这几天怎么样了？”他说：“她还那样。前天又给外头家政打了个电话，说要找人去福寿街帮她看看她男人。”我一听心里一紧：“她还在找人去试探梁旭？”梁承志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把电话挂了，才听见他哑着嗓子说：“嗯。可能她得一直找到老吧。”

那天傍晚我收拾好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之前赵雅琴转给我的那几笔钱，一共是三万五千块。

我又从梁承志那里问清了那栋别墅大门口牛奶箱的位置，把钱装进信封封好，骑电动车到了城北。

我没有进门，只是弯下腰，把那个牛皮纸信封塞进她家大门旁的牛奶箱里。

信封里没有留纸条。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我骑上车准备走的时候，经过小区门口那间保安亭，无意间瞥了一眼亭子里的小电视屏幕。

画面是小区内的监控，正对着赵雅琴那栋别墅的客厅。

她穿着那件红色羊绒大衣，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本相册。

她低着头，一只手慢慢地、一下又一下地抚过相册的封面，像是在哄一个孩子睡觉。

保安见我在外头望着屏幕发呆，随口说了句：“那女人住这儿好几年了，从来不见有人来串门。听人说她丈夫去世了，她一个人一直住到现在。”

我没有接话，蹬上电动车就走了。

后来的日子，我换了个手机号，也没再做家政这行。

宇轩的耳朵恢复得不错，慢慢听说话也不太费力了，只是左耳偶尔还有一点闷。

我还在为生活东奔西走。

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总在夜里想起赵雅琴坐在客厅里的样子。

她那么有钱，住那么大的房子，可抱着那本相册的时候，跟我在出租屋里抱着儿子拍的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

都是一样的放不下。

直到现在，我也说不出她花那三十万请人去试探的到底是死去的梁旭，还是她自己心里那过不去的坎。

我只知道那笔钱太烫手了，我接不住，也还不起。

但总归我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死还沉。

有些念想，撑着一个活人一天天地过下去。

等我回过头去想这事的时候，我不敢说她做得对，可我再也不敢说她疯了。

那笔钱我至今没有碰过。宇轩有时候问我妈咱们家的欠账都还清了吗？我说还清了，早就还清了。我没告诉他，有笔账这辈子都还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