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年,巴黎。一名画商走进一家颜料铺,询问一种颜色奇特的棕色颜料。店主从柜台后取出小罐,告诉他,这种颜料来自木乃伊。画商未必知道,药铺里曾经售卖的“木乃伊粉”,与画布上的“木乃伊棕”,本来就是同一套观念留下的两种用途。
这听起来荒诞,却不是街头传说。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木乃伊、人体脂肪、头骨、血液,甚至死刑犯的肌肉,都曾被一部分医生和药剂师当作药材。它们不是秘密巫术,而是堂而皇之地写进药典,摆上柜台,进入贵族府邸和宫廷。
问题的根子,往往从一个词开始。
阿拉伯医学文献中出现过“木乃伊”一词,它与沥青、树脂一类用于防腐的物质有关。波斯地区出产天然沥青,古人发现这种黑色黏稠物能够防水,也能处理尸体。由于词义、翻译和医学传抄不断变化,欧洲读者逐渐把用于防腐的物质,与埃及墓穴中的遗体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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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走偏,药方也跟着走偏。
十二世纪以后,欧洲医书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木乃伊”药材。人们把干燥的尸体磨成粉,敷在伤口上,或者混入酒、牛奶和药膏里服用。头痛、骨折、癫痫、瘀伤,乃至所谓的“体液失衡”,都有人建议使用这种东西。
当时的药剂师并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离经叛道的事。他们按照医书配药,按照顾客要求称量,再用小罐密封保存。药罐上的拉丁文,反而给这种商品增添了几分权威。
有意思的是,木乃伊药材的流行,并不只靠平民推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据说随身携带过木乃伊粉和大黄配制的药物;一些欧洲学者也曾在著作中谈到它对止血、跌伤和瘀伤的作用。这里面既有真实使用,也混杂着后人夸大的记载,但木乃伊药物曾进入上层社会,确实并非空穴来风。
需求一旦扩大,墓穴就成了货源。
埃及的古代遗体数量有限,盗掘和走私随之出现。欧洲商人并不总能分辨遗体的年代、身份与来源,只要货物被贴上“埃及木乃伊”的标签,就有可能卖出高价。禁令很难挡住利润,墓葬中的遗体被拆分、转运,再被加工成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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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源紧张时,造假便应运而生。
一些商人把近代死亡者的尸体进行简单处理,冒充古代木乃伊出售。还有人使用动物遗骸,甚至将不同来源的材料混在一起。买家往往只关心药效传闻,很少追问这件货物究竟来自哪座墓。
十六世纪的法国外科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曾对木乃伊药物提出过明确质疑。他观察到,病人服用后并没有出现神奇疗效,反而可能产生胃部不适、呕吐和口腔异味。帕雷的态度很朴素:既然反复试验没有效果,就不该继续把它当成良药。
可医学观念不是一句反对就能改变的。
当时的人相信,生命力会附着在人体各个部分。身体强壮的人,死后似乎仍保留着某种力量;死亡越突然,遗体越新鲜,药效便越“强”。这种推理缺乏实验依据,却和传统的体液学说、宗教观念以及民间经验混在一起,形成了一套自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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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药材不再局限于木乃伊。
血液被认为携带生命,人体脂肪被认为能够缓解疼痛,头骨粉则被视作治疗脑部疾病的材料。人们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把人体当成一个可以拆分的药柜。
行刑场便成了特殊的交易地点。
在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一些欧洲地区,死刑执行后,围观者会争抢死刑犯的遗体。有的人携带碗或布袋,等待收集鲜血;有的人购买皮肤、脂肪和骨头;还有人把刚刚死亡者的身体组织带回家,制作成药膏。
这一幕在今天看来极其残酷,但在当时却可能被解释成“治病”。某些地方的行刑者甚至拥有处理尸体的便利,他们把收集脂肪、骨骼和血液当成额外收入。刽子手不只是执行刑罚的人,也可能成为人体药材的中间商。
一部十七世纪的药学著作中,曾出现过使用年轻男性肌肉的配方。按照当时的观念,年轻、强壮、突然死亡的人,体内保存的生命力最充足。死刑犯因此被视作“新鲜药材”,年龄、性别和死亡方式都可能影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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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方写得很冷静。
“取新鲜组织。”
“趁热处理。”
“制成药膏。”
文字越平淡,背后的情形越令人不适。绞刑架下,等待的并不只是围观者,还有把尸体当作货物的人。刑罚、医学和市场在同一个地点交汇,死者的尊严被压缩成了几项可以称量的材料。
血液的传闻也同样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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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医学,很大程度上受四体液理论影响。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被认为共同维持身体平衡。一旦某种体液过多或过少,疾病便会发生。鲜血既是生命的象征,也因此被赋予了补充生命的想象。
1492年,教皇英诺森八世病重,后来流传出他接受年轻人血液救治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后世著作中被反复引用,细节却存在争议,是否真有严格意义上的输血,也无法完全确认。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代确实有人相信,年轻人的血能够挽救衰老者的生命。
这类观念并不局限于宫廷。
古罗马角斗场上,曾有人收集死伤者的血液,用于治疗癫痫等疾病。到了近代,行刑现场也出现类似习俗。人们认为刚刚离开身体的血液仍带有强烈的生命力量,饮用它,便能把这种力量转移给自己。
人骨也没有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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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利斯曾被认为使用过头骨粉末治疗疾病。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与“国王的琼浆”有关的记载,也常被历史学者用来说明人体材料曾进入宫廷药物体系。头骨粉有时被混入饮品,甚至加入巧克力之中。
这里面有一种很直白的想象:头脑发达的人,脑部必然蕴含更多智慧;吃下头骨或脑髓,便可能获得死者的能力。强壮者的肌肉、美貌者的皮肤、聪慧者的头骨,都被赋予了超出实际的价值。
不得不说,近代科学兴起与这些观念并不是完全错开的。
培根提倡经验研究,波义耳推动化学发展,威利斯研究神经系统,可他们所处的时代仍然缺乏细菌学、现代生理学和严格的临床试验。一个人可以在某个领域推动知识进步,同时在另一个领域相信人体药材,这并不罕见。
知识从来不是整齐划一地向前走。
有些学者开始要求观察和实验,却仍接受古老的权威;有些医生能够记录药物副作用,却无法解释疾病真正的成因。木乃伊药物能够流行,正是因为它披上了医学术语的外衣,又满足了人们对生命力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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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八世纪,木乃伊的另一个用途逐渐显现。
画家需要一种稳定、深沉、略带透明感的棕色。木乃伊与树脂、沥青等材料混合后,可以制成特殊颜料,后来被称作“木乃伊棕”。它适合绘制阴影、墙面和人物衣褶,因而进入画室和颜料铺。
一些画家并不知道,颜料名称并非比喻。
十九世纪的颜料商将其作为特色商品出售。随着古物保护意识增强,真正的古代木乃伊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商人便使用动物尸体或其他材料冒充。颜料行业的需求,让古代遗体继续被拆解,只是这一次,它们不再被送进药罐,而是被涂到画布上。
关于画家得知真相后掩埋颜料的故事,后世流传很广,具体细节未必都能核实。但这类传闻至少说明了一种变化:当人们意识到颜料确实由遗体制成时,原本习以为常的商品,突然显得难以接受。
十九世纪以后,化学药物、病理解剖和实验医学逐步发展,人体药材失去主流地位。木乃伊粉不再被视为包治百病的药,人体脂肪也逐渐退出正规药房。合成颜料出现后,木乃伊棕的市场同样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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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旧观念不会一夜之间消失。
在现代医学建立之前,欧洲人曾经把死亡者的身体拆成血、肉、骨、脂肪和皮肤,再分别赋予药效。有人在药典中认真书写,有人在行刑架下等候,有人从商人手中购买,有人把这些材料带进宫廷。
更刺眼的地方在于,这一切并不总发生在无知的角落。它曾出现在大学、教会、王宫、药铺和画室,靠着权威、利润与恐惧不断延续。木乃伊不够用了,便寻找新的尸体;尸体仍不够,便把绞架上的死刑犯纳入货源。
药罐、绞索和画笔,曾经被同一套观念串在一起。
那套观念相信,人的生命可以从身体中取出,经过研磨、熬煮、腌制或调色,再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它看似属于医学,实质上却混合了误译、迷信、商业和权力。也正因为如此,木乃伊药物的历史,远不只是几种古怪药方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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