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读书人考秀才不容易，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一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山东沂州府考棚内，一名年近五旬的童生将笔搁在界尺上，把誊好的试卷双手举过头顶，等候收卷吏员踱过来。

棚外日头偏西，棚内纸墨味混着汗气，地上散落着被踩碎的墨块，他面前那篇以《论语》“君子坦荡荡”为题的八股文，起讲用了“尝观”二字，中股对仗工整，可誊抄时因手抖滴下一团墨渍，恰好洇在“坦”字的最后一捺上。

他盯着那个模糊的墨点，没有出声。

这是清代童试中府试的一帧寻常画面。

府试之上，还有院试；院试之后，才是秀才。

而从童生到秀才这条路，要从县试算起。

县试由本县知县主持，试期多在每年二月。

据《钦定大清会典》所载，童生报考须先在本县署礼房报名，填写姓名、履历、籍贯、年貌，并由同考者五人互相担保，同时延请本县廪生出具保结，证明该童生确系本籍、身家清白、无刑丧替冒等项违碍。

廪生是享受公家膳食补贴的生员，在童试中承担着担保之责——若所保童生违犯考规，廪生黜革治罪。

报名的门槛远不止一纸保结。

冷籍之家，祖上三代未曾获得功名，按习俗须多付报考费。

张謇在《啬翁自订年谱》中记其家“冷籍”之困：同治七年准备考秀才时，经塾师安排，冒用如皋县张驹之孙张育才的名义报名，第二年考中秀才。

冒籍是非法之举，若被揭发，不仅秀才斥革，还可能身陷囹圄。

如皋张家此后不断索要钱物，最终将张謇软禁在学宫居仁斋，告上公堂，控以“忤逆不孝”。

这场官司延续数年，直到张謇二十岁时才由礼部核准改籍归宗。

冒籍只是经济门槛的一角。

据《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刊发的清代童试费用研究，考生在考试期间须支付交通、食宿、担保、报名等费用，一般需要近十两银子，多者可达数十两，一些地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陋规。

十两银子在清代是什么概念？

按米价折算，清代一两白银约可购一石米，合今百余斤。

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全年口粮不过十余石。

一次童试的花费，抵得上全家一年的米粮。

而这仅仅是单次考试的开销。

县试、府试、院试三关走下来，落第者还要重来。

县试的考场设在县衙，一般连考五场。

据清代《学政全书》所载，乾隆八年议准府县试均试五场：头场试四书文二篇，榜出有名者得应；二场试四书、五经文各一篇；三场试四书文并试律赋、古今体诗；第四、五场则经文、策论、诗赋不拘定格，全凭考官心意。

每一、三、四场俱作五言六韵诗一首。

县试通过后，续应府试。

府试在四月举行，由知府、直隶州知州或直隶厅同知主考，考官与科目与县试略同，只是改由管辖本县的知府主持。

府试第一场为正场，录取者即可应院试，第二场以后的考试，不願考者亦可。

两关过后，才算拿到了童生的正式名号——获得了参加院试的资格。

院试由朝廷派出的学政主持，每三年举行两次：丑、未、辰、戌年举行岁试，寅、巳、申、亥年举行科试。

院试的考场称为“考棚”，未设试院的府州县须临时搭建席棚作为号舍。

据清代礼部棚规所载，学政出考，“所属府州县其地未设试院，应搭席棚为号舍，名曰‘考棚’”。

席棚之内，考生依千字文横列编号，每人一案，案前后左右各相距二尺，上置界尺，额悬粉牌书写字号。

院试的严苛不止于号舍。

学政亲自点名，点名簿上的籍贯、年岁、三代履历、面貌，须由派保廪生盖戳签押，较县、府试更为慎重，以防冒名顶替。

参加院试的童生，须在该县指派一名廪生作保，并令考生五人互相监督，违犯考规则五人连坐。

廪保制度在清初只有认保一种方式，康熙中期江南地区院试增加了派保，乾隆五十五年后各省院试中认保与派保二者兼行，并逐渐扩展至府试环节。

院试的考题分量远重于县府试。

正场试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篇；复试考四书文一篇、五经文一篇、试帖诗一篇，并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

《圣谕广训》是康熙帝所颁十六条圣谕的演绎，雍正帝加以推衍成万言，童生须逐字默写，错漏不得。

三关过尽，榜上有名者才成为生员。

生员俗称秀才，入府、州、县学，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

然而在成为秀才之前，多数人早已被淘汰。

清代童试的录取率究竟有多低？

据综合全国十余省、数十个府州县地方志的零星记载统计，清代童试总体录取率大约为百分之一弱，低于乡试、会试的录取率，也低于明代童试的录取率。

而在南方人文繁盛之地，情形更为严峻。

据《清实录》记载，福建、江西、江南、浙江等省，“一州县儒童常至盈万，少亦数千”，而按应取名额，得应学政试者不过十之一二，“不能与试者且十之八九”。

录取率之外，还有年龄的消耗。

据清代文献统计，童生考中生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

这意味着，一个从五六岁入私塾开蒙的读书人，即便一路顺畅，也要在考场中摸爬滚打近二十年才能获得最低一级的功名。

更多人等不到这一天。

清道光年间，广东曾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记录。

广东顺德人黄章，康熙三十八年参加乡试时已一百零二岁，让曾孙提着写有“百岁观场”四字的灯笼引路入场。

黄章早已是秀才，百岁高龄仍赴乡试，而更多的童生，连院试的号舍都没能坐进去。

榜上有名者的回报是丰厚的。

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享有免除徭役、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特权。

清朝明文规定，“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免税政策惠及全家。

一般百姓见了地方官要称“大老爷”，自称“小民”；秀才见了地方官则称“老父台”，自称“生员”。

但功名到手，考试并未终结。

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为增生，不供给粮食；新入学的称附生。

廪生、增生各有定额，附生无定额。

刚刚考中的生员，大多只能是附生。

附生要通过岁试和科试来争取递补。

岁试由学政主持，每三年一次，对原有秀才进行甄别考试，成绩分为六等：一等为文理平通，二等为文理亦通，三等为文理略通，四等为文理有疵，五等为文理荒谬，六等为文理不通。

考六等者，廪膳十年以上发社，六年以上与增生十年以上者发本处充吏，其余黜为民。

考四等以下者受罚，一二等者赏给绢花、绒花、纸张笔墨。

科试的考试内容与岁试相仿：四书文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经一段，默写《圣谕广训》一二百字。

科试一、二等者，才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岁试与科试并非走过场的仪式。

学政按临各府，生员须按时赴考。

无故临点不到者，欠考至三次以外，皆褫革功名。

补考者即便考中一、二等，也不准帮补廪、增。

这意味着，考中秀才之后，读书人非但没有松一口气，反而被绑上了每三年一轮的考试战车。

廪生的廪膳银、增生的递补资格、乡试的入场券，全都取决于每一次岁科试的成绩排名。

于是整个制度呈现出一个奇特的循环：要参加下一级考试，必须先保住上一级的功名；要保住功名，必须持续参加考试；要参加考试，必须持续支付路费、食宿、保结银、卷资银。

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这一循环从第一步——私塾束脩——就开始断裂。

私塾教师的报酬称“束脩”，由学生家长凑集，多少不定。

据地方志记载，每年“费用少则二千钱，多则四千钱”。

经馆——吸收童生入学的高级私塾——束脩更高，“除了富家子弟有条件入学外，贫寒子弟很难入学”。

这还只是日常的读书成本。

进入童试阶段后，路费、住宿、桌凳、担保、酬谢等名目叠加，单次花费近十两银子。

而考中秀才之后的“酬谢”等花费，据《江苏社会科学》所载研究，“在其考中之后所要支付的费用则远高于考试过程本身的费用”。

对于普通家庭，十两银子可能是一年甚至数年的积蓄。

对于富户，这不过是子弟应试的例行开销。

有学者将童试称为“富人的游戏”，这一判断并不夸张。

科举制度的设计初衷包含选拔寒俊的考量，童试的录取名额也按州县大小、人口多寡分配，但经济门槛事实上将大量寒门子弟挡在了考场之外。

少数少年成秀才的案例之所以被反复传诵，恰恰因为其罕见。

梁启超十二岁考中秀才，张之洞十二岁应童生试，林则徐十四岁中秀才，这些名字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绝大多数同龄人连走进考棚的盘缠都凑不齐。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那场府试的收卷时刻，那名五旬童生最终没有等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榜上。

他收起笔墨，把滴了墨渍的试卷交给收卷吏员，走出考棚。

棚外有富家子弟的家仆牵马等候，也有贫寒童生蹲在墙根啃自带的干粮。

他经过时没有停步，衣摆扫过地上散落的草稿纸——那些写了又揉、揉了又写的八股破题，被风掀起一角。

他走向沂州府城南门方向，背上的书箱里装着下一场考试要用的《四书章句集注》和一方缺了角的砚台。

城外土路上尘土扬起，那是另一个县的童生正赶往下一次考试的脚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