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去录像厅，邻座的女生对我说：我家也有光盘，可以一起看

88年我去录像厅，邻座的女生对我说：我家也有光盘，可以一起看

1988年夏天，县城第一家录像厅开张了。

那间门面原来是个杂货铺，老板姓孙，外号孙胖子，在百货公司干过两年采购，后来下了海，跑广东倒腾电子表，挣了点钱。回来就租了这间门面，刷了黑漆，门口挂了个霓虹灯牌子，晚上亮起来，红红绿绿闪得人眼花。牌子上写着“红光录像厅”，下头一行小字“全天放映，票价三角”。三角钱一张票，能看一天。我那时候在县机械厂当工人，一个月挣六十八块，不抽烟不喝酒，就爱看电影。可电影院的片子翻来覆去就那几部，看腻了。录像厅开张那天，我跟厂里几个工友去了，一人掏了三毛钱，在里头待了一整天。

录像厅里头不大，以前摆杂货货架的地方铺了两排长条凳，凳子是木头的，没靠背，坐久了腰疼。前头一台二十五寸的彩色电视机，用玻璃柜锁着，怕人摸。电视机旁边放着台录像机，孙胖子亲自操作，换带子的时候手忙脚乱的，一盘带子卡了三次，气得他直骂娘。那天放的是《英雄本色》，小马哥拿钞票点烟那一段，全场鼓掌叫好。凳子不够坐，后头站着的人挤成一团，汗味混着脚丫子味，还有不知道谁偷偷抽烟的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可没人走，都看得入迷。

从那以后，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跟工友老赵一起。老赵比我大五岁，结了婚，媳妇在供销社上班。他每次去都得跟媳妇撒谎，说加班，其实一下午泡在录像厅里。他最爱看枪战片，看见周润发就拍大腿，说这才是男人。我说男人什么，人家是假的，你拍什么大腿。他不管，照拍。后来他媳妇不知道从哪听说了，跑到录像厅门口堵他，把他揪着耳朵拎回去。从那以后老赵就不来了，剩我一个人去。

那年秋天，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又去了。那天放的是《倩女幽魂》，王祖贤演的聂小倩，美得跟画一样。我看得入神，手里攥着块从家里带的烤红薯，凉了也没顾上吃。旁边长条凳上坐着一个姑娘，我头没动，用眼角余光瞟了一眼，她穿着件白底碎花的褂子，下面是条蓝布裙子，脚上一双黑布鞋，干干净净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齐耳朵，跟厂里女工们扎辫子的样子不一样。她坐得直直的，两手放在膝盖上，跟看电影似的认真。

放到宁采臣和聂小倩在兰若寺里那段，画面上雾气蒙蒙的，张国荣那张脸白净净的，王祖贤飘来飘去。我听见旁边那姑娘轻轻吸了口气。我侧头看了她一眼，正好她也侧过头来看我。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她没躲，也没脸红，就那么看着我。她的眼睛挺大，双眼皮，瞳仁黑亮亮的，像玻璃弹珠。她看了我两秒，嘴角微微动了动，没说话，又把头转回去看电影了。

我坐在那儿，红薯攥在手里，凉了也没吃。电影演了什么后面全没看进去，脑子里全是她侧脸的样子。她耳朵下面有一颗小痣，芝麻那么大，黑黑的，贴在那片白皮肤上，特别显眼。

电影放完了，灯亮了，孙胖子出来喊：“中场休息十分钟，下一场《省港旗兵》！”大家起来活动腰腿，有人出去买汽水，有人蹲在门口抽烟。我站起来，把那块凉了的红薯揣兜里，准备出去透透气。刚走了两步，旁边那姑娘站起来了。她比我矮半个头，仰着脸看着我，说：“你也常来？”我说嗯，每个礼拜天来。她说：“我头一回来。”我说头一回就赶上周润发和狄龙，运气好。她笑了，嘴角翘起来，露出一排白牙。她说：“我认得你。”

我愣了一下，你认得我？她说是，你在机械厂上班，我见过你。我说你在哪上班？她说她在县图书馆。我说图书馆？她说嗯，就在文化馆旁边，跟机械厂隔两条街。我说你怎么见过我？她说她有个同学在机械厂当会计，她去找同学玩，在厂门口看见过我。我说你同学叫什么？她说叫刘小梅。我想了想，刘小梅，财务科那个戴眼镜的，我认识，长得圆乎乎的，挺爱笑。我说哦，刘小梅啊，她是我隔壁车间的。她点点头，说：“你叫陈建华。”我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她说：“刘小梅说的，她说厂里有个叫陈建华的，长得挺精神，就是不爱说话。”

我脸一下子热了。那时候我二十五，没对象，厂里大妈们给我介绍过几个，都没成。我不爱说话是真的，跟人见面就脸红，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家姑娘坐一会儿就走了。时间长了，没人再给我介绍了。我娘急得嘴上长泡，我爹倒是看得开，说急什么，缘分没到。

我站在录像厅门口的台阶上，太阳晒得后脖子发烫，那姑娘站在我跟前，白底碎花褂子被风吹得贴在身上。她说：“你下周还来吗？”我说来。她说：“那我也来。”我说行。她说：“我请你吃冰棍。”我说我请你吧。她说：“你挣得多，你请。”我说你挣得也不少。她笑了，说：“我一个月四十二。”我说我六十八。她说：“那你请。”我说行。

那天下午我没再看《省港旗兵》，站在门口跟她聊了一下午。她叫周小燕，比我小两岁，在县图书馆当管理员，中专毕业，学的是图书管理。她家就在县城，她爹是文化馆的副馆长，她娘在街道办事处上班。她说她从小爱看书，图书馆的书她全看遍了，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开始看电影画报，电影画报也看完了，就开始看电影。可电影院翻来覆去就那几部片子，她也看腻了。听说录像厅开了，就来看看。她说头一回进来，黑咕隆咚的，吓了她一跳，可看着看着就入迷了。她说张国荣演得好，把宁采臣那种傻乎乎的书生气演活了。我说王祖贤演得也好。她说嗯，美得不像真人。

从那以后，每个礼拜天下午，我跟周小燕就在录像厅见面。她总是比我早到，占好两个挨着的位子，看见我进来就招招手。我走过去坐下，两个人看一部片子，中间休息的时候出去买两根冰棍，站在门口边吃边聊。她懂得多，什么片子谁演的谁导的，她能说半天。我听得多，说得少，她也不嫌我闷，自己说得高兴。有一回放《搭错车》，苏芮那首《酒干倘卖无》一响起来，她眼睛就红了，拿手背擦眼睛。我从兜里掏出手帕递给她，她接过去擤了鼻子，又递还给我。我说你留着吧。她看了看手帕，上面绣着一朵小兰花，是她自己的？我说是我娘给我绣的。她把手帕叠好，揣进兜里，说了句“你娘手真巧”。

那年的秋天特别长，到了十一月还暖和得很。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天阴着，风凉飕飕的，录像厅里坐了半屋子人。那天放的是《秋天的童话》，周润发和钟楚红演的。放到最后，周润发在海边开了一家小餐馆，钟楚红走进来，两个人相视一笑，画面就定了。灯亮了，小燕还坐着没动。我看了看她，她眼圈红红的。我说你哭什么，这是喜剧。她瞪了我一眼，说你不懂。我说我不懂什么？她说这片子讲的是两个人明明喜欢对方，可谁都不说，等想说的时候又错过了。我说最后不是在一起了吗？她说那是电影，现实中哪有那么多最后在一起。

我看着她，她看着屏幕，屏幕上已经在放片尾字幕了，花花绿绿的。她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说：“陈建华，我家也有光盘，可以一起看。”

我愣了一下。光盘？那时候录像带都没普及，光盘更是稀罕东西。我说你家有光盘？她说她爹从省城带回来的，激光影碟，连着播放机一起带回来的，花了三千多块。我说三千多？她嗯了一声，说：“我爹就好这个，什么新鲜东西都往家搬。我家还有录像机呢，松下的，我爹托人从广州买的。”我说那你怎么还来录像厅？她低下头，拿手指头抠长条凳上的木纹，抠了半天，说：“我来录像厅又不是为了看录像。”

我看着她，她低着头，耳朵根慢慢红了。录像厅里人走得差不多了，孙胖子在门口抽烟，等着换下一场带子。我坐在长条凳上，手里攥着那块手帕——上次给她的，她没还，一直揣在自己兜里。手帕角露出来一点，上面那朵小兰花歪着。我说：“那你想看什么？”她说：“你家有录像机吗？”我说没有。她说：“那你去我家看。”

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天已经擦黑了。县城的街灯亮着，昏黄黄的，照得路面坑坑洼洼的。她走在我旁边，蓝布裙子一摆一摆的，短头发被风吹得贴在脸上。她家住在文化馆后面的家属院里，一栋四层的小楼，她家在三楼。走到楼下，她站住了，指了指三楼的窗户，说：“灯亮着，我爹在家。”我说那我不上去了。她说：“你怕什么？”我说头一回上门，空着手，不好。她想了想，说：“那你下周来，带点水果。”我说行。她笑了，说：“你这个人，什么事都这么认真。”我说不认真不行。她说：“认真好，我就喜欢认真的。”

她说完就上楼了，楼梯间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到了三楼，门开了又关上了。我站在楼下，仰着头看了半天，三楼的窗帘拉上了，灯还亮着。我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从兜里掏出那块手帕——她临走的时候塞回给我的——手帕上除了那朵小兰花，多了一行字，用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的：“下周日，下午两点，我家。”

我攥着那块手帕，在路灯底下站了半天，心里头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的。我把手帕叠好，揣进贴身的兜里，往家走。路过供销社，看见门口摆着一筐苹果，红彤彤的，我问多少钱一斤，售货员说八毛。我摸了摸兜，掏出一块钱，买了一斤二两。回到家，我把苹果藏在床底下的木箱子里，用旧报纸盖着。我娘问我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我说跟工友聊了会儿。我娘没再问。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低着头抠木纹的样子，耳朵根红红的，跟秋天树上的柿子一样。

下一个礼拜天，我两点差一刻就到了她家楼下。手上提着那斤二两苹果，用网兜装着，苹果红彤彤的，在网兜里挤来挤去。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看着三楼的窗户，窗帘拉开了一半，能看见里头有人影晃来晃去。我深吸了一口气，上了楼。楼梯间挺窄的，水泥台阶踩上去咚咚响。到了三楼，我敲了敲门，门开了，小燕探出头来，看见我手里的苹果，笑了笑，说：“进来吧。”

她家不大，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里摆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旁边还有个方方正正的东西，银灰色的，面板上全是按钮。小燕说那就是激光影碟机。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宁静致远”，是她爹写的。她爹不在家，她娘也不在，她说她爹去省城开会了，她娘去她姥姥家了。家里就她一个人。

她让我坐在沙发上，自己蹲在电视机前捣鼓。她把一张亮闪闪的圆片子放进影碟机里，按了个按钮，机器嗡嗡响了两声，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画面。她说这是《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演的，她最喜欢的一部。我说我没看过。她说那你今天开眼了。她坐回沙发上，离我不到一尺远。电视里黑白画面一闪一闪的，赫本演的公主从车上跑下来，在罗马的街上乱逛，碰见了派克演的记者。小燕看得入神，脚蜷在沙发上，下巴搁在膝盖上。我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被电视的光映得明明暗暗的，耳朵下面那颗小痣清清楚楚的。

电影放到一半，她忽然转过头来，说：“陈建华，你怎么老看我？”我说我没看。她说你明明看了，我感觉到你的目光了。我说你后脑勺长眼睛了？她说女的有第六感。我说什么第六感？她说直觉。她说着，往我这边挪了挪，肩膀挨着我的肩膀。她身上有股香味，不是雪花膏，是肥皂的碱味混着书页的油墨味，清清爽爽的。她说：“你谈过对象没有？”我说没有。她说：“我不信。”我说真没有。她说：“为什么？”我说没人看得上我。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在电视的闪光里亮亮的：“胡说。”

电影演完了，公主回了家，记者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宫殿里。小燕按了暂停键，画面定在派克那张脸上，他的眼睛里全是遗憾。小燕说：“你说他后悔吗？”我说谁？她说派克，演的那个记者。我说不知道。她说：“他肯定后悔。可后悔也晚了，公主回去当她的公主了，他还是个记者。”她顿了顿，又说：“陈建华，你要是喜欢一个人，你会说吗？”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电视的微光里一眨一眨的。我说：“我会。”她说：“那你对我，怎么不说？”

我坐在她家沙发上，电视里派克那张脸定在屏幕上，眼睛里全是东西，说不上来是遗憾还是别的什么。小燕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脖子，痒痒的。她身上那点肥皂和油墨的味儿混在一起，往我鼻子里钻。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等了一会儿，没听见我说话，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也有别的什么。她说：“陈建华，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说喜欢。这两个字从嗓子眼里挤出来，轻飘飘的，可小燕听见了。她笑了，嘴角翘起来，露出那排白牙。她把头靠回我肩膀上，说了句：“那你怎么不早说。”我说我怕。她说：“怕什么？”我说怕你看不上我。她说：“我要看不上你，我请你来我家看什么光盘？图书馆里那么多书我不看，我每个礼拜天去录像厅占位子，你以为我为了什么？”我说为了看电影。她捶了我一下，不疼，可把我捶得往旁边歪了一下。她说：“你这个人，真笨。”

那天晚上，她煮了两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面是她自己擀的，宽宽的，有嚼劲。荷包蛋煎得圆圆的，蛋黄还是溏心的。她把面端到茶几上，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吃。电视里换了一盘带子，放的是《庐山恋》，张瑜和郭凯敏。小燕一边吃面一边说：“你看人家，亲得大大方方的。”我说那是电影。她说：“电影怎么了？电影也是人演的。”她把碗放下，凑过来，在我脸上啄了一口。不重，跟蚊子叮似的，可那个地方烫了一晚上。

我回家的时候快十点了，我娘在院门口等着，急得直转。看见我回来，赶紧迎上来，问我去哪了。我说去同学家看电影了。我娘看着我，看了半天，忽然笑了。她说：“什么同学？男的女的？”我说女的。我娘眼睛亮了，拉着我进屋，坐在炕沿上盘问了半个钟头。我招了，说叫周小燕，在图书馆上班，她爹是文化馆副馆长。我娘听完，一拍大腿，说：“副馆长？官不小。”我说也不算大。我娘说你懂什么，副馆长也是官。她又问：“长得怎么样？”我说好看。我娘说：“比你强。”我说是。我娘乐了，跑去把我爹叫起来，说建军有对象了。我爹在炕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知道了”，又睡了。

那之后，我跟小燕的事就定下来了。她爹从省城回来，听说了我，让文化馆的人打听了一圈，打听到我在机械厂工作踏实，不抽烟不喝酒，是个实在人，就点了头。她娘更好说话，见了我一面，问了问家里情况，说“孩子老实，挺好”。第二年春天，我们领了证，在县招待所摆了六桌。小燕穿了件红毛衣，头发烫了，卷卷的，耳朵下面那颗小痣露在外面，特别好看。她爹在酒席上喝多了，拉着我爹的手说：“老陈，咱俩是亲家了，以后常来常往。”我爹说好。两个老头喝了一瓶半白酒，最后是被人架回去的。

婚后我们住在县城，小燕家腾了一间房给我们。那台录像机和影碟机成了我们的宝贝，每个周末我们窝在家里看片子。小燕把她爹的碟片翻了个遍，《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音乐之声》，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候看着看着，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我就把声音调小，等她自己醒。她醒了就揉揉眼睛，问演到哪了，我说演到你睡着了。她就笑，说这片子太闷了，都是你惯的。我说我怎么惯你了？她说你肩膀太舒服了。

后来有了孩子，一台录像机不够用了，她又跟她爹要了台新的。她爹宠闺女，二话不说就给买了。再后来有了VCD，有了DVD，有了网络，家里的碟片换了一茬又一茬，可那台老录像机一直没扔，放在柜子最底下，用块布盖着。小燕说留着，是个念想。我说什么念想？她说你头一回来我家看光盘，看的就是这台机器放的《罗马假日》。我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她说不管多少年，那是你头一回进我家门。

孩子们大了，小燕的头发白了，剪得更短了。她还是在图书馆上班，退了休又被返聘回去，说离不开那些书。我退休了在家种花养草，有时候陪她去图书馆，她整理书，我坐在阅览室看报纸。图书馆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翻书的声音和窗外的鸟叫。她偶尔走过来，把一杯热水放在我手边，什么话都不说，又回去忙了。我抬起头看她，她弯着腰在书架前找书，后颈窝露出来，白头发底下那一小片皮肤还是白的，耳朵下面那颗小痣还在，芝麻那么大，黑黑的。

那天晚上，她翻出了那台老录像机，又翻出了那盘《罗马假日》的碟片。机器嗡嗡响了两声，画面上出现了黑白画面，赫本演的公主从车上跑下来。小燕坐回沙发上，离我一尺远，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她看着屏幕，忽然说：“陈建华，你记得不记得，你头一回来我家，我问你谈过对象没有，你说没有。我问你为什么，你说没人看得上你。我当时心里想，这人真笨，我看上了他，他都不知道。”我说我后来知道了。她说：“你后来知道什么了，是我说的。”我说那也是你主动的。她说：“我不主动，你还蹲在录像厅里看枪战片呢。”我笑了，她也笑了。

电影演完了，公主回了家，记者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宫殿里。小燕按了暂停键，画面定在派克那张脸上，他的眼睛里全是遗憾。小燕说：“你说他后悔吗？”跟几十年前问的一模一样。我说不知道。她说：“他肯定后悔。”她顿了顿，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在电视的微光里亮亮的，跟几十年前一样。她说：“陈建华，你后悔吗？”我说不后悔。她说：“那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喜欢你。”她笑了，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脖子，还是那股肥皂和油墨的味儿，清清爽爽的。

窗外起了风，吹得阳台上的花盆沙沙响。客厅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录像机嗡嗡的声音和电视里黑白画面一闪一闪的微光。小燕靠在我肩膀上，呼吸慢慢匀了。她睡着了。我轻轻按了暂停键，画面定在派克那张脸上，定在那个遗憾又温柔的表情上。可我不觉得遗憾。派克演的那个人错过了他的公主，可我没有。我的公主就靠在我肩膀上，头发白了，脸上有皱纹了，耳朵下面那颗小痣还在。她没回什么宫殿，她就留在我身边，跟我过了几十年。这台老录像机嗡嗡地响着，跟几十年前一模一样。窗外的风停了，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照在电视屏幕上的黑白画面上，照在那台银灰色的老影碟机上。我慢慢闭上眼睛，肩膀不敢动，怕惊醒她。

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