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韩国工厂的 8 个月：iMac 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第6章 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韩国

史蒂夫·乔布斯坚信，iMac 肯定会成为畅销产品。但谁来造，又在哪里造呢？乔布斯更想选择苹果公司，尽管当时苹果正开始尝试外包，但仍在加利福尼亚、爱尔兰和新加坡有工厂。iMac 的设计极为复杂，他认为，没有哪个供应商具备必要的制造技能。在离开苹果的那些年里，乔布斯始终坚守原有的信念：要想掌控硬件，就必须自行生产。在 NeXT 公司期间，他曾表示，自己最喜欢电脑的一点是“它不是在大阪制造的”。但苹果公司当时资金紧张，运营规模大幅缩减，且缺乏制造阴极射线管（CRT）——即电脑的核心显示屏——所需的产能和技术。

最终，乔布斯务实地达成了一项妥协。苹果负责电脑内部的核心部件——基本上与 G3台式机相同的电路板——但把 CRT 的制造交由供应商完成。随后，组装好的部件会送至苹果工厂，进行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FATP）。这样，苹果能在电脑出货前进行最终检查，满足乔布斯对控制权的严格要求。“史蒂夫坚持要求我们在内部制造 iMac，”当时负责新加坡运营的乔·奥沙利文回忆道。乔布斯要求奥沙利文终止与 SCI 公司的合作，让苹果损失了500万美元，并激怒了 SCI。取而代之的是，乔布斯要求奥沙利文将新加坡的工厂转型为 iMac 的试点生产基地。“那是我们最先进、成本最低的制造工厂，”这位爱尔兰人说道：“而我负责运营。所以他就有了个可以施压的对象。”

韩国的 LG 已经是苹果的显示器供应商。iMac 基本上就是一台内置电脑的 CRT 显示器，因此自然而然选择了 LG。乔布斯并不确定；他对韩国了解不多，更想和日本人合作，但日方的成本更高。韩国是个比较稳妥的第二选择。韩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自20世纪70年代起接受了大量日本投资和技术培训。LG 凭借诱人的报价拿下了订单：承担前期的模具费用和原型制作成本。“所有项目开支都免除了——让我们得以坚持到了1998年7月，”项目高管回忆道。

LG 急于拿下订单，因为韩国经济正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此次危机中，东南亚的货币动荡蔓延至整个亚洲，使韩国濒临违约边缘。韩国货币在动荡中贬值约50%，多家银行因美元债务高企面临破产。一位苹果工程师回忆称，LG 工厂内挂着一块巨型标语牌，工人每天能看见多次。标语牌高两英尺、宽十二英尺，上面仅用大字写着一个词：生存。

库比蒂诺的团队与 LG 工程师紧密合作。产品设计经理伦德格伦创建了“Mir 计划”，该名称取自1986年发射的“和平号”空间站。苹果公司有人24小时驻守 LG 工厂，实时监控所有进展并向总部反馈信息。“库比蒂诺总有人在现场，管理一切细节，”一位产品设计工程师表示：“从样品测试、模具地图、外观工艺到纹理设计，无一例外。还要确保生产工具不会损坏。”

在项目初期，工业设计负责人丹尼·科斯特（Danny Coster）几乎常驻韩国，确保工业设计工作室的设想不仅美观，而且“适合量产”。有人回忆说，科斯特曾向库比蒂诺总部汇报，重新设计后的方案“表现出色”，设计很成功。在确定如何制造这台电脑方面，苹果的产品设计团队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他们充分利用了 LG 的制造能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工业设计在库比蒂诺灌输的“零缺陷”文化也传到了韩国，苹果工程师经常飞往韩国解决问题，频率之高前所未有。

“以前不是这样的，”大卫·霍尼格回忆道，他在三年内去了20多次韩国：“以前也有些情况，比如出现严重问题时。但这次连细节都不能放过，比如扬声器球密封不严，低音频率响应不达标。所以问题就是，‘派谁过去？’”

苹果团队不断敦促 LG 尝试不同的方案，用新工具进行实验——只要能让组装正常进行，什么都试。但所有努力均告失败。“我们在做一些前所未有的模具设计——用于注塑成型零件，”霍尼格说：“我指的是完全没有先例。”他担心推进得太快，会带来更大的生产风险。“我们做了很多液压工艺，”他说：“如果液压系统不同步，模具会崩溃并损坏。然后生产线可能停产两个月。”这种风险最终没有发生，但这种担忧始终挥之不去。

“我们在和制造合作伙伴 LG 争论这些问题，而他们只是一脸怀疑地看着我们，”霍尼格补充道：“所有供应商都认为我们疯了——一直如此。但不知为何，他们看到了——而且相信——更大的愿景。我认为，LG 的一部分人始终在思考：‘我们如何变得更好？’”

LG 工厂位于首尔东南方向140英里处的工业城市龟尾。工程师们觉得，那里不是个宜居之地，去那里也十分艰辛。从库比蒂诺来访的高管会乘直升机从首尔飞来，但工程师经常往返，必须辗转三小时坐火车。“你必须懂得怎么看时刻表和车次，而这些信息并不明显，”克里斯·诺瓦克说。20世纪70年代，三星在龟尾建立了大型电子工业园区，龟尾也成为科技中心。首尔将该地区指定为关键工业园区，吸引了包括 LG 在内的其他公司。但苹果员工在城里没什么可做的。他们下榻的里约旅游酒店虽然古朴，但居住条件很差——一位工程师抱怨房间设施陈旧、卫生状况堪忧。工程师们还打趣说，床单熨得太僵硬，跟铁板似的。

有一次，新聘任的高级运营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前来视察 iMac 的开发进展，苹果工程师特意为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但他们也清楚，房间真的很差。次日早餐时，库克看起来状态不佳，有人问：“蒂姆，你觉得房间怎么样？”库克说他没睡好。“为什么？”有人问。库克说：“因为我整晚都站着。”

工厂本身简陋而杂乱。为了节省电费，LG 每隔一盏灯就拔掉插头。工厂空间狭小拥挤，生产线之间的间距非常窄，头顶的传送带系统运送塑料 iMac 外壳时，如果不躲开，可能会撞到脸上。“当时的工厂环境还很简陋，管理手段也比较粗放，”一位资深苹果工程师回忆道：“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令人惊叹，但完全没有高质量的制造流程、系统或自动化。就是一群人站在流水线上拼装产品。”大规模生产 iMac 非常困难，另一位参与项目的资深高管回忆说，在产品上市前的几周，他经常做噩梦:“我牺牲地太多了——我的婚姻几乎破裂了。”

当乔布斯准备向世界发布 iMac 时，龟尾的工厂根本不具备量产条件。因此，乔布斯在舞台上展示的首批机型，都是由苹果的工业设计团队在韩国手工制作的。当时负责硬件部门的乔恩·鲁宾斯坦回忆道：“当时只有两三台。其中一人坐在浴缸里手工打磨表面，简直是一团糟——塑料碎屑到处都是。”

又见面了

1998年5月6日，史蒂夫·乔布斯身着深色正式西装。在一番冗长的开场白中，他宣称其他电脑“丑陋无比”，随后淡定地掀开旁边桌面上的一块黑布：“这就是 iMac。”参与项目的工程师回忆说，当布被揭开，iMac 完好无损、漂亮且功能正常时，他们长舒了一口气。“我们害怕它会在舞台上熔化，我们都会被解雇，”诺瓦克说。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夸张的，反映了这个8个月的项目带来的压力。但在发布前几周，他们还没做出可工作的原型机。他们只有几台从韩国带回的设备，还没有用符合消费级产品标准的方式组装模型。乔布斯为突出“邦迪蓝”的半透明效果，在电脑下方放置了光源，使其发光，而产品设计团队则担心，热量会对塑料造成影响。

观众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平淡，掌声寥寥。但正如1984年那样，乔布斯打开了机器，屏幕上出现了一段图形蒙太奇，最后以“Hello（又见面了）”结尾。当摄像机环绕电脑拍摄，展现出半透明塑料的360度视角时，人群爆发出热烈欢呼。“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乔布斯惊叹道：“而且是个美好的星球！一个拥有更好的设计师的星球。”

《纽约客》的伊恩·帕克（Ian Parker）后来写道，iMac 的设计“有一股如释重负般的兴奋感”。消费者马上爱上了它。除了设计，iMac 还体现了乔布斯的专注与决心，他敢于坚持原则的能力。iMac 取消了软盘驱动器，放弃了串行端口，转而采用当时刚兴起的 USB 接口。此外，iMac 内置了两只强大的扬声器，并能快速连接到互联网。iMac 售价1199美元，一个合理的入门价格，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逐步下调。一场耗资1亿美元的营销活动完全围绕设计展开，用实际产品强化了“非同凡想”的口号。“抱歉，”一则广告醒目地展示着蓝色机身：“没有米色。”

1998年8月，首批 iMac 开始发货时，乔布斯在公司庭院里举行了一场会议，祝贺全体员工。乔布斯站在一个和儿童充气城堡大小相当的 iMac 模型旁，说：“一年半前我来到这里时，人们都在嘲笑我们。现在没人再嘲笑我们了。”

短短六周内，苹果售出了27.8万台 iMac，成为当时苹果史上销量最快的 Mac 电脑。到圣诞节时，苹果已售出80万台，成为美国最畅销的电脑。苹果公司在假日季度的营收增长8%，达到17亿美元，利润为1.52亿美元——是乔布斯担任临时 CEO 以来，连续第五个季度盈利，且是去年同期利润的三倍多。苹果公司趁胜追击，为更大规模的扩张做准备。1999年1月，苹果公司用五种 Life Saver 颜色取代了邦迪蓝，并提升了电脑的运行速度。到1999年2月，苹果股价已升至39美元，较一年前的12.75美元大幅上涨。然而，比 iMac 新设计更具革命性的，是苹果在生产方式和地点上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