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差点胎死腹中的一体机，与苹果设计文化的诞生

第5章 “无法制造”——iMac

克里斯·诺瓦克（Chris Novak）刚结婚不久，刚从度假回来。1997年11月的一个雨天，他正在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办公室安顿下来，这时，他的两名直接下属走了过来，看起来很困惑。“克里斯，你看到新模型了吗？”肯·詹克斯（Ken Jenks）问道。他没看到。詹克斯告诉他，在诺瓦克度假期间，他和同事格伦·沃尔特斯（Glen Walters）参观了工业设计工作室，建议他马上去看看。“我们做不了，”詹克斯补充说，“他们会气坏了！”

这两位工程师向来以富有想象力和灵活变通著称，因此诺瓦克悄悄地从谷绿六号的办公室出来，穿过两车道的街道，来到工业设计工作室——这里是“创意工坊”，乔布斯在这里给了创意设计师们自由发挥的空间，他们可以用颠覆性的方式，重新定义苹果产品的外观与触感。摆在他面前的，是即将命名为 iMac 的“哥伦布”原型机。这台机器的造型前所未见，与诺瓦克及团队以往的作品截然不同。“让它看起来能让人想舔，”乔布斯曾对乔尼·艾维说；而艾维也做到了。这款原型机由耐用的铸造塑料制成，颜色鲜艳，侧面和外壳呈透明状，形状更像个鸡蛋，而非此前所有电脑那种方正棱角的造型。

诺瓦克上下打量着 iMac。显示屏周围的塑料外壳上刻着水平凹槽，起到装饰线条的作用。背面有一个凹陷的手柄，位置恰到好处，但奇怪的是没有支撑结构。沃尔特斯给这款设计起了个名字，叫“凹槽城市”，指的是塑料结构上无数的凹槽、空腔和其他切割，这些都需要各种复杂的模具。诺瓦克无疑非常震撼；工业设计（ID）正在挑战设计可能性的边界。但他同时也非常恐惧；他的团队必须把这个漂亮的原型转化为可正常运作的产品——确保电脑能妥善安置并实现大规模生产。“天啊！”诺瓦克低声自语，意识到詹克斯说得对：“我们做不到。”

自1981年起，诺瓦克便在苹果的产品设计部门工作，但鉴于公司的领导层变动，他感觉自己仿佛是在三家公司工作过。产品设计曾是突破边界的创新中心，但当苹果面临 PC 行业的压力时，产品质量大幅下滑。为了应对挑战，领导层推出了更快速、更廉价且易于组装的电脑。“我当时设计的方案都是傻瓜式设计，”诺瓦克说，“可以轻松拼接，用巨大的卡扣固定。闭着眼也能装。”

诺瓦克现在希望，产品的设计能变得更大胆。他热切希望能重现昔日的辉煌，希望在好几个月的生存危机后拯救公司。但直到那个雨天，没人真正明白“拯救苹果”究竟意味着什么。诺瓦克盯着原型机，摇了摇头：这东西无法量产。也许不违反物理定律，但不符合他们现有的工具。

停滞

在制造 iMac 外壳方面，苹果采用的技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台球材料短缺的时期。当时台球多用天然材料制成，而这项运动流行得太快，原料供应远远跟不上需求。一家台球设备制造商悬赏10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00万美元）寻找替代方案，一位美国发明家接受了挑战。他熔化了塑料，将其注入一个金属模具（形状为小型球体），然后让其自然冷却。塑料凝固后，他取出模具，一颗台球便脱模而出。1872年，塑料注射成型技术获得专利，此后的125年间，该工艺逐渐变得更复杂、自动化和可重复。塑料注射成型技术本身并不独特，但苹果工业设计团队则致力于突破技术边界。

诺瓦克喜欢挑战，但当他眯着眼睛，看着前盖上环绕显示屏的水平线时，他得出结论，这个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在注塑过程中，钢模朝一个方向移动，而工业设计团队绘制的水平纹理线则呈垂直方向。从技术上讲，你可以注塑一个——但只能弄一个，永远无法从模具中取出。诺瓦克进行了实验，但失败了，然后又反复实验。

他直接把问题提交给了丹尼·科斯特（Danny Coster），这位新西兰出生的工业设计师正牵头负责 iMac 项目。科斯特热爱冲浪，他为电脑设计了“邦迪蓝”（Bondi Blue）配色，灵感来自悉尼的一处海滩。“克里斯，你必须把这个做出来，”科斯特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知道这是可行的。”诺瓦克自感谦卑，召集了苹果公司所有的高级模具工程师，去了一个会议室。他展示了设计方案，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尽量去实现。“每个人都回答说：‘不行，做不到。’”

诺瓦克认为，凹陷手柄也是个几乎不可能的挑战。他提到工业设计团队时说：“他们想让手柄的连接方式完全看不出来。甚至连连接处都看不见。我心想，‘这东西得重40磅！顾客一拿起电脑，手柄就会掉下来。’”但工业设计团队态度坚决。他们知道非常困难，本来就应该很困难。艾维和科斯特告诉工程师们：“这会是一个世界级的设计，我们需要世界级的机械工程师和制造工程师。”无论是谁，如果无法接受挑战，就可以离开。

利害关系太大了。乔布斯知道，苹果无法在价格和分销上与 PC 竞争，因此他制定了一项硬件战略，通过令人惊叹的设计来激发人们的渴望。苹果的复兴建立在这个爆款单品上，希望能为所有苹果硬件确立新的设计语言。项目中的每一位优秀工程师都明白：“这就是一切，否则就完了。”但就在乔布斯原本希望电脑上市的那个月——1998年3月——项目陷入了停滞。“我们无能为力，”越来越沮丧的诺瓦克在一次工程师会议上说道：“工业设计部门坚持这么做。我们根本无法实现，现在完全陷入僵局。”与工业设计部门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最终陷入僵局。工业设计部门最后得出结论：“好吧，克里斯并不是我们需要的那种顶尖工程师。再找个合适的人来。”

诺瓦克觉得非常愤怒和受辱，还被降了职，大卫·霍尼格取而代之，一位自1994年起就加入苹果的33岁机械工程师。霍尼格为团队注入了新活力，但对工业设计的目标同样非常困惑。“这个产品是没法造出来的，”他说。问题不仅在于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根本就无法在实验室里造出来，”他说。

霍尼格这样描述蛋壳形状的难度：“想象一个水平放置的鸡蛋，”他说：“如果你在中心切开，正好分成两半，那么有一侧是核心，另一侧是空腔，我可以用模具成型。但 iMac 的设计是‘我们要低于中心点’。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倒角’结构。也就是说，必须在蛋壳内部放置钢材来形成结构。如果蛋壳向后弯曲，我怎么取出内部的钢材？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由于曲率的特殊性，我们根本无法制造出这种形状。”两家专业承包商受邀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尝试先模具成型避免倒角，再后续塑造成正确的形状。两个月后，他们放弃了。

压力让团队瞬间崩溃。“一切都由工业设计主导，”霍尼格说，“他们不允许说‘不行’。”他们要求不断实验。一批不愿配合的高级工程师被解雇，有些人还辞职了。“他们想要‘能做到——我们会想办法’的态度，”霍尼格说，“大概花了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我们逐渐淘汰了那些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们会说‘不，你们做不到。’”

“一股苹果股票”

不知何故，直到参加苹果总部无限环路6号（Infinite Loop 6）四楼的一次会议时，乔布斯才真正意识到制造工程师们面临的困难。iMac 团队原本计划召开一次“工具审查会议”，但乔布斯一到场，会议的性质就发生了剧变。“工具审查？别想蒙混过关，”一位与会者回忆道：“那分明就是一次产品审查。”

乔布斯大发雷霆。“9500个工作岗位都靠你们，你们却搞砸了！”乔布斯对乔尼·艾维、硬件主管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stein）、技术主管格伦·米拉纳克（Glen Miranker）、工程总监约瑟夫·弗里德曼（Josef Friedman）等人怒吼道。“你们搞砸了，”乔布斯说：“我要卖掉我唯一一股苹果股票！”

乔布斯面红耳赤，大喊大叫，指责他们的失败、作为工程师的无能以及不认真态度。一位参与者说，当时现场充满火药味，吵闹得像新泽西州的一个鱼市。布莱恩·伯克利（Brian Berkeley），第一台麦金塔电脑的原始工程师之一，在乔布斯正痛斥高管时才姗姗来迟。“我很天真，没有完全理解 iMac 的重要性，直到开了一次重启产品设计的会议，”他在2021年回忆道：“史蒂夫向在场的高级员工强烈指出……我们搞砸了。我很快意识到，苹果要想生存，我们的项目就必须成功，如果团队在此之前不够专注，那么之后肯定必须更加专注。”

乔布斯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简要回顾了这一事件，乔尼·艾维称，乔布斯的这番训斥是“令人惊叹的愤怒爆发”。据艾萨克森转述，乔布斯当时引用了苹果制造工程师的话，说：“他们提出了38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无法实现。我说，‘不，不，我们一定要做。’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是 CEO，我认为可以做到。’于是他们不情愿地照做了。”但乔布斯的回忆往往过于简化甚至虚构，这次也不例外。事实是，乔布斯告诉工程师们，他会把设计图纸发给 Acorn，他最喜欢的设计咨询公司，当时位于弗里蒙特南部。“我会把所有设计文件都发给他们，问他们是否能做，”乔布斯警告道：“如果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能做到，而你们却说做不到，那你们都得滚蛋。”

威胁虽然严厉，但策略是合理的。乔布斯接手了苹果的产品设计团队，这支由老兵组成的杂牌军已经跟了三任 CEO。当他们无法实现工业设计的设想时，乔布斯需要弄清楚，问题出在他们能力不足还是其他原因。肯·海文（Ken Haven）和蒂姆·劳（Tim Lau）是 Acorn 的创始人，于1993年在为 NeXT 制造硬件后成立了该公司。“肯非常善于解决机械问题，擅长提出‘如果我们这样做会怎样’的创意，”一位曾与两人共事的苹果工程师回忆道：“而蒂姆则是世界级的注塑模具调试专家，擅长探索技术边界。两人结合起来，他们就是不可阻挡的组合。如果他们都解决不了，就没人能解决。”

在 NeXT 公司制造立方体电脑时，这对搭档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时乔布斯的要求是“没有倒角，没有分型线”，铸件的侧面必须与模具中的零件被顶出的方向完全平行。“蒂姆和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人士说：“虽然成本高得离谱，但结果是决定性的。所以，如果乔布斯遇到一个难题，这些人说‘这不可能’，那就确实不可能。但如果他们说‘可以’，那就是说非常困难。Acorn 几乎成了他的智囊团或决策咨询人，用来判断某件事是否可行。”

蒂姆·劳回忆说：“我们就像他们的911设计团队，他们有紧急情况就会找我们。”于是，一支苹果工程师团队带着好几卷蓝图来到 Acorn，摊开在桌上，大家详细讨论了整个设计。劳仔细查看后，发现了诺瓦克和霍尼格几个月来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结构，”劳说。手柄没有固定点，也没有地方可以固定，因为印刷电路板就直接在下方。他的结论斩钉截铁：“你们的产品不合格。”

硬重置

要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乔布斯，实际上并不容易。他非常愤怒，而且理由很充分。“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公司，”劳说：“这是史蒂夫复出后参与的第一个产品。如果他无法推出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意味着苹果走到头了。”

布莱恩·伯克利（Brian Berkeley）和戴维·伦德格伦（David Lundgren）安抚了乔布斯。伦德格伦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曾在皮克斯与乔布斯共事，1989年加入了苹果产品设计团队。两人曾参加过 Acorn 会议，并向乔布斯传达了这个消息。随后，乔布斯实施了“硬重置”，将目标调整为在8月前发货。

伦德格伦此前并未参与 iMac 项目，但此次以领导角色加入，负责管理产品设计。在他加入前，项目进度没什么结构化的安排。工程师可能说，某项工作需要两周，但实际可能拖更久，且和团队沟通不畅。伦德格伦引入了自上而下的视角，让大家清楚哪些进展顺利，哪些需要改进。他还扩充了项目团队，并与工业设计团队保持沟通。“他是我们的巴顿将军，”曾参与 iMac 项目的资深产品设计师鲍勃·奥尔森（Bob Olson）说道。

为确保项目按时完成，进行了多项调整，首先是工业设计环节的优化。乔尼·艾维意识到，自己对工程团队的要求太高了。他牵头进行了多项改动，让 iMac 更容易制造，并为逻辑板留出了更多内部空间。原本难以制作的水平条纹改为垂直条纹，与注塑模具的运动方向一致。透明蓝色塑料外壳重新设计，只能模糊看到内部结构。通过细节调整，螺丝、螺栓和固定件被巧妙隐藏在表面下方，确保凹陷手柄的结构强度。

团队建立了默契，并真正开始协作。“我们对第一次尝试毫无信心，因为每个人都没做过，”工业设计部门的一位成员表示。此后，“每个人都清楚一件事，即我们致力于以最高的质量和产量，打造这款前所未有的美丽产品。”他强调，工业设计最初的愿景核心得以保留。部分细节可以调整，但核心理念从未妥协。

几个月后，工业设计的原始设计不再是缺陷，更像是领导力演练。他们淘汰了不愿尝试困难任务的工程师。他们在注塑成型技术上疯狂探索，反而发现了原本未知的技术极限。或者，工业设计的一位成员用滑雪术语所说：“你必须先学会三连跳，才能轻松滑下蓝色雪道，对吧？”

乔尼·艾维在这次彻底重启后，获得了新的权力和影响力。乔布斯已明确表示，工业设计对缺陷零容忍，是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将渗透到产品开发，并最终扩展到整个组织。新方法以波浪式的冲击波席卷了苹果。“我记得，其他团队的人都松了口气，说‘还好我们不在你们那儿！’”霍尼格说：“但事实证明，这种影响在一年内席卷了整个组织，每个团队最终都受到了冲击。”

由于艾维的外交手腕，其他部门的工程师也对他产生了敬意。“乔尼明白，史蒂夫严厉、急躁且缺乏耐心，会让团队产生隔阂甚至有人离职，”项目中的一位资深人士说：“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而他会出面调解。他既是史蒂夫的‘翻译’，也是位富有远见、注重细节的天才设计师。”

在第一支团队被边缘化后，第二支团队看起来像是救世主。但霍尼格表示，人们对他和同事们过誉了。他们并不是解决了前团队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是拿到了一个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诺瓦克，他在伦德格伦手下如鱼得水，伦德格伦后来把诺瓦克和其他10个人一同称为“iMac 英雄”；乔尼·艾维也认可了这一点。项目后期，艾维邀请诺瓦克进入工业设计部门的会议室。诺瓦克走进去时，担心自己会因之前说原设计无法量产而受到责备。“他让我坐下，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向我道歉，”诺瓦克回忆道，形容艾维是个真正的绅士：“他说，‘对于发生的事，我感到抱歉。你在这件事上经历了很多痛苦，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从那以后，艾维和他的团队更深入地参与了生产过程，学习材料、模具和更多的工程知识，以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

几年后，诺瓦克在日本从事铝锻造和加工工作，发现难度很大。“我会说，‘嘿，乔尼，我不确定你们能做到。’他回答，‘当然能。’”艾维的团队早已前往日本，与供应商合作，并确保他们的设想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