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普通读书人考上秀才之后，一年究竟能赚多少钱？

万历十五年深秋，浙江山阴县学的一间陋舍里，一个四十七岁的男子正对着一方旧砚台发呆。

他叫徐渭，二十岁上就中了秀才，此后二十七年间八次走进乡试考场，八次落榜。

此刻他已经因杀妻下狱被革去了生员身份，那顶象征读书人尊严的方巾再也戴不成了。

二十多年前他考上秀才时，邻里曾敲锣打鼓前来道贺，说徐家出了个文曲星。

可眼下，他连糊口的饭食都要靠卖旧字画来换。

这个场景牵出一个问题：在明代，考上秀才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年又能挣到多少钱？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秀才”这个词在明代究竟指什么。

“秀才”作为称谓，出现得很早。

《礼记》中已有“命乡论秀士”的记载，秀士便是后来的秀才。

西汉时，秀才主要指社会上道德过关、能力出众的人。

到了东汉，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才一度改称“茂才”。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立，秀才成为其中的一个科目，录取标准比进士还高。

《唐六典》记载：“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

唐太宗在位二十四年间，登科秀才的只有二十二人，平均一年不到一人，而进士科则有二百零五人。

由于标准过于严格，后来很多人放弃应考，唐高宗时干脆下令停止了秀才科考试。

此后数百年，“秀才”逐渐变成对读书人的泛称，不再具有功名含义。

明代的情况完全不同。

明朝在官学与科举之间建立了一种此前未曾有过的制度性联系：读书人如果不成为官立学校的学生，便很难有资格参加乡试。

而要进入官学，首先必须通过童试。

童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全部通过者才能被录取到府学、州学或县学，称为“生员”，也就是民间习惯上说的“秀才”。

《明史·选举志》记载：“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

一旦被录取入官学，便脱离了童生的身份，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这一制度设计使秀才身份具有了终身性。

宋代通过乡试取得的举人头衔仅是一次性的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资格，如果会试或殿试不中，就得重新参加乡试。

明代的生员则不同，一旦获得，便是长期身份，享受各种特权优免，不再是一次性的资格。

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说得很明白：一旦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

社会地位的提升是肉眼可见的。

明代法律规定，方巾只有生员和有功名的人才能戴，童生和普通百姓不得混戴。

一个读书人考上秀才之后，见了知县可以不跪，犯了罪也不能随便用刑，需先革除功名才能依法处置。

用当时的话来说，“乡邻敬重，不敢欺凌；官府优崇，不肯辱贱”。

但特权不等于收入。

秀才能挣多少钱，取决于他是哪一等生员。

洪武年间，明朝在各地广设府、州、县学，最初入学的生员全部由政府供给廪膳。

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初年“令师生廪食月米六斗”，后来又改为日米一升，鱼肉盐醯之类由官府供给。

洪武十五年，标准进一步提高，“令廪馔月米一石”。

按照当时的定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每月发给廪米六斗。

这是秀才们最基础的经济保障。

但生员的名额很快就膨胀了。

宣德三年，朝廷在廪膳生员之外增设增广生员，名额与廪膳生相同，但不供给粮食，只免除差役。

再后来，又在定额之外增取附学生员，没有数量限制。

到了明代中后期，全国生员总数从宣德年间的约三万人急剧增加到明末的五十万人以上。

廪膳生的名额却几乎没有变化，始终是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的定额。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秀才并不在廪膳生之列。

他们顶着秀才的方巾，却没有来自官府的固定收入。

廪膳生的待遇也经历了变化。

明初每月廪米六斗，后来提高到一石。

到明后期，部分地区出现改粮为银的情况，如明末松江府的廪生“一登廪册，即岁食饩银一十八两”。

这个数目在当时算是相当不错的，但获得廪生资格本身就不容易。

生员需要通过岁试和科试，成绩列一等前列者，才有机会在廪膳生有缺时依序补入。

不少人进学数年甚至十数年都补不上廪生，如吴子玉于嘉靖二十五年入学，直到嘉靖三十八年才补为廪生，中间隔了十三年。

对于大多数非廪生的秀才来说，生活来源得靠自己想别的办法。

最常见的一条路是教书。

在明清时期，社学、私塾和富户家馆普遍聘请有秀才身份的人担任塾师。

明代生员虞博士做秀才时，在家乡常熟县乡下坐馆，“每年的馆金是三十两银子”。

除去个人生活消费，当年能余下十几两银子，再预支了明年十几两银子的馆金，合起来就凑够了娶亲的费用。

三十两银子放在明代中后期，大致能维持一个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准。

但并非所有塾师都能拿到这个数目。

明代落后地区的束脩有时用粮食支付，如万历元年龙泉翁氏致送塾师的束脩是“一年谷六十石”。

银钱支付的年薪一般在十六两到四十两之间，差别很大，取决于所在地区的富裕程度和东家的财力。

徐渭做过塾师，也开过学馆，但他的感受是“舌耕不足自给”，教书的收入远远不够养家。

他后来离开学馆，正是因为在教书之外还要寻求别的谋生途径。

徐渭一生尝试过多种谋生方式：训蒙处馆、卖文为活、入幕为书记、卖字画、甚至卖旧兵器。

这些行当可以交错进行，收入却都不稳定。

他的治生效果始终不理想，晚年更是处于老病贫交加的潦倒境地。

徐渭的遭遇并非孤例。

明代中后期不少生员都面临类似的困境：秀才身份带来的特权能让人免于沦为普通编户，却不足以保证一个体面的生活。

对于更有才学和名望的秀才来说，为人作幕是一条比坐馆更赚钱的路子。

据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的估算，清代一个为巡抚服务的高级幕僚年收入约为一千五百两银子，为知县服务的幕僚则约为二百五十两。

明代的情形应当相近。

徐渭在三十七岁时入浙江总督胡宗宪幕府，担任书记，这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稳定的时期。

但幕僚职位毕竟有限，能入幕的秀才需要具备特殊的才干或人脉，并非人人可为。

还有一条路是卖文。

晚明的陈继儒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

陈继儒二十九岁时放弃科举，隐居小昆山，后迁居东佘山，以卖文为活。

《明史》本传描述他“征请诗文者无虚日”，为人作寿序、贺序、赠序、书序之类的文章，带来可观的收益。

不过陈继儒的案例有其特殊性，他交游广阔，名重一时，能获得远超一般秀才的润笔报酬。

对于大多数普通生员来说，卖文所能带来的收入远不足以糊口。

学田收入是另一个可能的来源，但受益面很窄。

学田是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用于学校经费的田地，收入用于师生俸廪、祭祀支出、生员赴省考试路费和膳宿费用等。

明代规定府学、州学、县学分别配置千石、八百石、六百石田产。

但学田的收入主要用于办学开支，直接分到生员手中的补助非常有限。

以某县学田为例，学田共二顷十五亩有余，每年收租米一百六十九石多，折租银四十五两多，其中拨给贫生的补助是“每岁给贫生银五钱”，生员每名给油烛银二钱。

五钱银子的年补助，连一个月的伙食都难以维持。

教书、入幕、卖文、学田补助，这些收入渠道加在一起，依然难以覆盖一个秀才家庭的全部开支。

更大的问题在于支出端：科举本身需要巨额花费。

童生被官学录取后，入学时要向老师缴纳拜见钱和印卷费，如果拿不出这笔钱，连入学都成问题。

进入官学之后，生员需要参加定期举行的岁试和科试，每次考试都涉及盘缠、食宿和文具纸张的费用。

到了乡试之年，花费更大。

根据地方志的记载，生员赴乡试时，官府会发放路费银，各地标准不一，有的地方是“每名路费银四两”，有的地方只有“盘缠银五两”。

这点路费勉强够应付往返途中最基本的食宿和交通，但到了省城之后的一切开销，还是要自己承担。

如果中了举人，接下来的会试花费更加惊人。

举人赴京会试，官府提供的路费银各地不同，有十二两、十五两、十六两等多种标准。

此外，中了举人还要请客谢师，回乡之后各种应酬接踵而至。

即使是未中的生员，参加完乡试回乡也需要一笔返程路费。

这些费用累加起来，对于家底不厚的秀才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许多家庭为了供一个子弟读书应考，往往倾尽积蓄甚至举债。

蒲松龄的家庭经济状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他既要负担妻子儿女的生活，又要持续参加科举考试，家中经济长期处于窘迫之中。

虽然他考上了秀才，但秀才并无薪金收入，虽然在兵役和纳税方面享有特别恩典，却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生活始终困顿。

秀才的人数还在不断膨胀。

顾炎武在《生员论》中做过一个统计：宣德年间全国生员约三万人，到了明末，这个数字增长到了不下五十万人，增幅大约七倍。

生员数量的剧增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廪膳生的名额相对更加稀缺，多数人只能以增广生或附学生的身份存在，没有任何官府津贴；另一方面，举人和进士的录取名额并没有同步增加，绝大多数生员将终身停留在秀才这个身份上，无法通过科举获得官职。

这就是明代秀才群体的真实处境：他们戴着方巾，在乡里受人尊敬，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家里的两个男丁可以免除差役，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固定收入，靠着教书、做幕僚、卖字画、租种学田勉强度日。

他们被终身固定在科举体制之中，每一次乡试都是希望，每一次落榜都是打击，而下一轮备考和赶考又需要新的花费。

家境好的秀才还能一次次重整旗鼓，家境贫寒的则往往在几次落榜之后便陷入债务和困顿。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这个群体有过尖锐的批评。

他在《生员论》中列举了生员的种种劣行，指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

他主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

顾炎武的批评有其时代背景，明清鼎革之际江南生员在地方上的种种表现确令时人侧目，但他的议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到明代中后期，秀才群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读书人，他们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既有利用免役特权包揽钱粮、干预词讼的一面，也有在生计压力下挣扎求存、安贫乐道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的那个深秋，徐渭最终在穷困中度过余生，七十三岁去世时身边只有一床破被、一束残稿。

他二十岁戴上那顶方巾的时候，一定想过考中举人、进士，光耀门楣。

但那顶方巾最终没能给他带来财富，也没能给他带来官位。

它给了他一个身份，也给了他一副枷锁——从考上秀才那一天起，他便被牢牢拴在了科举这棵大树上，既无法挣脱，也爬不上去。

像他这样的人，在明代五十万生员中，占了绝大多数。

方巾还在，人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