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1月底，台北泉州街，化名“老郑”的蔡孝乾刚回到住处，便落入了保密局特务布置多日的埋伏。这个曾参加长征、担任过八路军重要职务的人，就这样被捕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牵动台湾地下党组织的严重危机，已经逼近最后关口。
蔡孝乾早年并非庸碌之辈。190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花坛，少年时期接受师范教育，后来做过教师。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思想受到严格控制，他通过台湾文化协会接触到反殖民思想，逐渐走上追求民族解放的道路。
1924年，蔡孝乾前往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台湾青年活动。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他参与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由于长期受到日本当局追捕，蔡孝乾辗转来到大陆，后来进入中央苏区。
1932年，红军攻占漳州后，蔡孝乾经人介绍进入红军系统，担任报刊编辑和宣传工作。他善于写作，也熟悉日语，能够把宣传、教育和敌军工作结合起来。1934年，他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随队出发，成为参加长征的台湾籍人员。
这段经历，对蔡孝乾而言本应是一生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抵达陕北后，他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全面抗战爆发，他进入八路军总部工作，曾任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负责宣传、教育和争取日军等事务。凭借日语能力，他参与编写传单和宣传材料，在敌后工作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台湾重建党组织。1946年，蔡孝乾受命返回台湾，担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那时台湾局势复杂，国民党当局控制严密，地下工作风险极高，但蔡孝乾还是联络旧日同志，发展党员，建立交通线，并在工人、农民以及军队内部寻找支持者。
到1949年前后，台湾地下党组织已经拥有相当规模，能够联系的人员也不少。蔡孝乾还曾向有关方面报告，军队内部有可以争取的对象。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他掌握的关系和情报十分重要，难怪大陆方面曾将他安排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问题出在这里：身份越高，接触的资源越多，个人失守造成的后果也越严重。返回台湾后，蔡孝乾以商人身份活动，长期接触富商和上层人物。随着生活条件改善，他逐渐沉迷于豪华餐饮、名贵服饰和灯红酒绿的生活，公款使用混乱，组织经费也受到侵占。
有意思的是，蔡孝乾并不是突然改变，而是在一次次放纵中失去了纪律约束。张志忠等人的回忆提到，他与妻妹马雯娟关系暧昧，并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由于马雯娟年纪尚轻，这段关系在当时引起了同志强烈不满。此事真假细节，后来的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蔡孝乾私生活混乱、道德失守，却是多种材料共同指向的问题。
1949年7月，台湾地下党刊物《光明报》被发现，保密局随即展开追查。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后，始终没有吐露组织核心情况。审讯中，他无意间提到“老郑”，这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背后可能藏着更重要的人物。
此后，地下党成员接连被捕。1949年10月，李汾被捕后选择合作，侦查人员借此顺藤摸瓜，查到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泽民在审讯中供出了蔡孝乾的住址。蔡孝乾察觉危险，频繁更换藏身处，使埋伏人员一度守候多日仍无结果。
被捕之后，他很快暴露出难以忍受清苦生活的弱点。狱中饭菜粗糙，他提出要吃饺子，办案人员便投其所好。后来，他甚至提出要吃西餐，并以提供组织据点作为交换。一次外出途中，他趁机逃走，躲到嘉义乡下。然而农村生活远比牢房艰苦，他因无法忍受饮食和起居条件，偷偷到镇上餐馆用餐，最终再次被发现。
1950年3月，蔡孝乾第二次被捕。此时，他提出让马雯娟来陪伴自己，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后，他开始交代地下党组织情况。随后，大批人员遭到逮捕、审讯和清查，受牵连者达1800多人，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
叛变后，蔡孝乾获得了职位和优厚待遇，却始终没有真正取得信任。1956年，他曾担任台湾当局情报机构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住豪宅、乘专车，身边还配有警卫。可这些警卫同时也承担监视任务，防止他再次改变立场。对一个已经背叛过组织的人来说，待遇越优厚，内心的疑惧反而越深。
晚年的蔡孝乾曾撰写回忆和研究性文字，为自己的选择辩解，并试图贬低曾经参与的革命事业，引发不少批评。那些被捕、牺牲的旧日同志，也成为他无法摆脱的阴影。1982年，蔡孝乾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74岁。曾经的红军干部、台湾地下党负责人，最终以变节者的身份结束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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