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11月，北京一所医院的病房里，彭德怀病情已经十分严重。陪护人员回忆，他谈到王震时，曾说自己过去脾气急，没少当面批评这位老部下，随后又交代：“有时间要替我看看王震。”这句话不长，却让人听出了一个久经战阵的老将，对旧日战友的惦念。
彭德怀和王震之间，并不是一开始就亲密无间。他们性格都硬，说话直，遇到军务更不肯绕弯子。一个是敢冲敢打的统帅，一个是带兵风格强悍的将领，彼此之间有争执，并不奇怪。真正难得的是，争执从未取代信任。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王震率地方武装前来联系。那时的王震还没有后来那样的名声，却已经显出果断干练的作风。彭德怀注意到这支队伍装备简陋，便设法补充枪械，使其尽快形成战斗力。
长沙得而复失，局势很快变化。红军撤出城市后，地方反动势力展开报复，湖南各地的斗争更加残酷。王震由此认识到，游击队若想生存，不能只靠勇气，还要有稳定的组织、可靠的补给和灵活的作战方式。后来他在湘赣边区长期坚持斗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
两人真正长期共事，是1947年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成立后，彭德怀担任司令员，王震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部队缺粮少弹，敌我力量也并不悬殊。每一次行动，都要把情报、行军、补给和战场变化放在一起权衡。
彭德怀习惯到前沿观察情况，王震对此常有意见。在王震看来，司令员不能轻易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彭德怀却认为，指挥员不到现场，很难掌握真实情况。一次战斗间隙，王震急着催他离开危险地带，彭德怀只回了一句：“你管好部队。”王震没有退让：“部队要管，司令也要管。”旁边的人听得紧张，两人却很快转入作战部署。
这种争吵，表面上是脾气冲撞，实质上是责任所在。王震敢于顶回去，是因为他知道彭德怀不会因几句直话而记恨；彭德怀当面训斥，也是因为他把王震当作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若只有服从而没有提醒，往往更危险。
1948年陇东战事期间，王震曾因行动衔接问题受到彭德怀批评。王震没有一味低头，而是把前线侦察到的情况说了出来。彭德怀听完后继续追问细节，会议气氛也随之缓和。军务归军务，情分归情分，两人对此分得很清楚。
1949年秋，西北大局逐渐明朗。新疆和平起义后，彭德怀和王震都参与了相关工作。对他们而言，军事胜利并不意味着事情结束，部队改编、民族关系、粮秣供应和地方秩序，都需要极大的耐心。王震后来长期参与边疆和农垦建设，也与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赴朝指挥作战，王震主要承担国内工作。两人相隔千里，联系不如战场时期密切，但彼此仍关注对方的处境。彭德怀在朝鲜面对的是严酷战局，王震在国内面对的是生产、运输和建设难题。一个在炮火中指挥，一个在后方筹措，承担的压力各不相同。
1956年，王震因长期劳累患病住院。彭德怀得知后，对手术风险十分谨慎，反复了解医疗安排。有人劝他不必过分担心，他却说，病人的事情不能只看表面。王震术后，彭德怀还专程询问恢复情况。两位将领平时说话不客气，遇到对方生病，却都表现得格外细致。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受到严厉批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变化。那段时间，许多人选择沉默，王震却没有把过去的战友情谊轻易割断。他曾在不同场合为彭德怀说过公道话，也尽量通过熟人转送书籍和生活用品。这样的举动未必能改变局面，却说明他没有因为环境变化而否认共同经历。
彭德怀晚年身体每况愈下，能够接触到他的老战友并不多。王震也经历了自己的工作起伏，两人很难像西北战场那样坐在一张地图前讨论军情。可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然提到王震，提到那个曾被自己反复批评、又敢于当面反驳的部下。
王震后来听到彭德怀去世的消息，长时间沉默。据身边人回忆，他曾说，彭总骂人，是对事情负责，不是针对个人。这句话或许最能解释两人的相处方式：该争时争，该批评时批评，真正遇到大事，又愿意把后背交给对方。硝烟散去多年，留在他们关系里的，正是这种不必修饰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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