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二年秋,福建汀州路清流县明溪寨。
一个满脸疮疤的年轻人站在驿站的马厩前,手里攥着一根缰绳,眼睛盯着远处山道上扬起的尘土。
那年他二十出头,头疮尚未痊愈,乡里人叫他“疮头郎”。
驿站的老卒们都知道他——那个做买卖赔光了本钱、只好来养马的穷小子。
他叫陈友定。
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震动整个东南,成为元朝在福建最后的柱石,也成为朱元璋统一江南路上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没有人能从那间破败的马厩里,看出这个人的结局。
陈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后徙居汀州清流。
《明史》本传说他“世业农”,“为人沉勇,喜游侠,乡里皆畏服”。
他的父亲流落到明溪大焦,家贫无依,陈友定幼年便被送到仓盈里富户罗氏家中佣工。
他生得魁岸,却长了一头疮,罗家的主母看他不上眼,背地里叫他“疮头郎”,绝不肯把女儿嫁给他。
事情的转机颇具传奇色彩。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陈友定常与群儿上山砍柴,“设队伍为戏”,罗翁见他相貌奇伟,心中惊异,有意招他为婿,但妻子坚决反对。
后来陈友定因丢失了一只鹅逃出罗家,跑到邻居王氏门前。
王氏那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老虎蹲在自家门口,醒来出门一看,正撞见这个满脸疮疤的少年。
王家大为惊异,收留了他,又把女儿许配给他。
罗翁听说后,反过来向王家讨要陈友定,最终还是让他做了自家的女婿。
罗家让他去学做买卖,结果“善败,大困”——做什么赔什么,连本钱都搭了进去。
走投无路之下,陈友定只能去明溪寨当一名驿卒,替官府养马送信。
但他为人“勇沈,喜游侠击断,不问家人有无,要以借躯徇急,行其志而已”,乡里众人既畏惧他又佩服他,“争愿为之役”。
至正十二年,海上盗贼蜂起,波及汀州。
汀州府判蔡公安到清流招募民兵守城。
陈友定以驿卒身份前去应募,与蔡公交谈时纵论军事,蔡公大为惊异,“使掌所募兵,署为黄土砦巡检”。
一个驿卒,就这么踏上了乱世之中那条通往权力顶峰的血路。
黄土寨巡检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武官,手下领的是一群临时招募的民兵。
但陈友定很快用行动证明,蔡公没有看错人。
当时宁化人曹柳顺聚众数万,盘踞曹坊,其党羽八十余人突入明溪寨索要马匹,寨中无人敢拒。
陈友定设酒款待来者,趁对方酒酣之际,“谕众绐而尽杀之”。
曹柳顺大怒,亲率步骑千余人前来屠寨。
陈友定将老弱妇孺转移到寨墙上,自己率领赖政、孙通、胡璃等五百人趁夜突袭曹柳顺营地,斩获甚众,一路追杀到曹坊,生擒曹柳顺而归。
此事上报朝廷,陈友定被正式授予明溪寨巡检。
此后他跟随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征讨汀州、延平、邵武、建宁诸处山寨,以功授清流县主簿,再升县尹、县尉,直至延平路总管。
短短数年间,这个曾经的驿卒爬到了路一级的地方长官。
但真正让他跻身元朝在福建最高军事统帅的,是另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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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十八年,陈友谅遣其将康泰、邓克明攻陷邵武路,随后进犯汀州路,兵锋直指清流。
陈友定驻兵于县前平安寨,间道夜袭,大败敌军,追至宁化,收复清流全境,随后修缮崆峡岭关寨及南北二寨以固守。
次年,陈友谅兵陷杉关,陈友定力战将其击退。
行省授予他汀州路总管之职,命他抵御陈友谅军。
黄土之战,是陈友定军事生涯的转折点。
他率军与邓克明部正面交锋,“尽获其部众”,邓克明只身逃脱。
逾年,邓克明再取汀州,急攻建宁,守将完者帖木儿檄调陈友定入援。
陈友定连破敌军,将此前丢失的郡县尽数收复。
行省上奏其功列为第一,进参知政事。
至正二十一年,邓克明第三次进犯汀州,陈友定迎战再次将其击败,随后在汀州开设分省,升左丞。
次年,元朝正式命陈友定镇守汀州。
此时他的兵势日盛,县中仓库悉入其家,而行省平章燕只不花不过“拥虚位而已”。
至正二十四年,陈友定开省延平,升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至此,他已“尽有福建八郡之地”——邵武、建宁、延平、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闽之地,尽在其掌握之中。
一个出身农家的驿卒,在十余年间成为福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元史》将他列入《忠义传》,而《明史》也承认他“以农家子起佣伍”,做到了“尽有八郡”。
陈友定掌握福建后,施政风格鲜明:对下极严,对上极忠。
他目不识书,却深知治理一方离不开文人。
占据八郡之后,“数招致文学知名士,如闽县郑定、庐州王翰之属,留置幕下”。
他跟着这些人“粗涉文史,习为五字小诗,皆有意理”——一个从没读过书的武夫,开始学着写诗。
但他在政务上的粗暴同样出名。
“颇任威福,所属违令者辄承制诛窜不绝”。
漳州守将罗良对此极为不满,写了一封信痛斥他,信中说:“郡县者,国家之土地。
官司者,人主之臣役。
而廩廩者,朝廷之外府也。
今足下视郡县如室家,驱官僚如园仆,擅廩廩如私藏,名虽报国,实有鹰扬跋扈之心。
不知足下欲为郭子仪乎,抑为曹孟德乎?”
这封措辞尖锐的信,几乎是当面对陈友定说:你到底是忠臣还是奸雄?
陈友定大怒,“竟以兵诛良”。
福清宣慰使陈瑞孙出镇福清州,拒绝服从陈友定,被执后“愤骂见杀”,其妻及幼女皆投井自尽。
崇安令孔楷、建阳人詹翰也因拒命而被杀。
他用铁腕扫平了一切不服从的力量,“于是友定威震八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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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后世史家对他刮目相看的,恰恰是他在另一件事上的态度。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阀名义上归附元朝,实际上早已各自为政。
张士诚占据浙西,方国珍占据浙东,两人“名为附元,岁漕粟大都辄不至”——每年该运往大都的粮食,一粒也送不到。
唯独陈友定,始终没有中断对元朝朝廷的物资供应。
他每年从福建经海路运粮数十万石,绕道登州、莱州,试图送达大都。
海道辽远,风险极大,“至者尝十三四”——十船粮食能有三四船抵达,已经算是好的。
据《庚申外史》记载,当时“京师民始再活”,大都的百姓正是靠着福建运来的粮食才得以活命。
元顺帝得知此事后,“下诏褒美”,对陈友定大加表彰。
在那个元朝大厦将倾、人人自谋出路的年代,一个目不识书的福建武将,却成了大都朝廷最后的粮食来源。
朱元璋在攻取婺州之后,与陈友定辖地接壤。
至正二十五年,陈友定进攻处州,被朱元璋部将胡深击退。
胡深乘胜追击,攻下浦城,克松溪,获陈友定守将张子玉,随后与朱亮祖合兵进攻建宁。
陈友定遣阮德柔以兵四万屯于锦江,绕出胡深阵后断其归路,自己亲率牙将赖政等以锐师搏战。
胡深军被围数重,突围时马蹶被执。
陈友定起初对胡深“颇礼遇之”,胡深也为具道朝廷威德,“并陈天命所在”,劝陈友定归顺。
但就在此时,元朝派来的使者赶到,督促陈友定杀胡深。
陈友定最终将胡深处死。
这一战,朱元璋的平闽计划被迫中止。
此后数年,朱元璋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陈友谅和张士诚,暂时无暇顾及福建。
而陈友定则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巩固了对福建八郡的控制,又占领了兴化、泉州、漳州等路。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在消灭张士诚、方国珍之后,终于将目光转向福建。
他派遣三路大军:征南将军胡廷瑞率军由江西陆路取杉关,汤和、廖永忠率舟师由明州海道取福州,李文忠由浦城取建宁。
大军压境之前,朱元璋曾派使者前往延平招降陈友定。
陈友定的回应只有一个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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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会诸将,杀使者,取其血沥酒瓮中,与众酌饮之”。
用朱元璋使者的血混入酒中,与诸将共饮——这是决意死战的仪式,没有任何退路可言。
朱元璋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友定据闽已久,积粮负险,以逸待劳。
我师深入,主客势乖,万一不利,进退两难。”
他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恶战。
但战局的发展远超陈友定的预料。
胡廷瑞原是陈友谅的丞相,投降朱元璋后,对福建的地理险易了如指掌。
他率军突破杉关后,一路势如破竹。
邵武守将李宗茂降,建阳守将曹复畴降,明军几乎未遇有效抵抗便深入福建腹地。
陈友定精心布置的犄角防线,在明军三路并进的打击下迅速瓦解。
他原本计划以福州、延平、建宁互为犄角,互相策应。
但三路明军同时发动进攻,各地之间的道路被截断,救援根本无法实现。
将领们纷纷投降,延平逐渐沦为孤城。
洪武元年正月,汤和率军攻至延平城下。
陈友定“以吴军精锐,想作持久战,不许诸将出战”。
他寄希望于延平城高池深,可以凭借粮草储备坚守待变。
但诸将多次请求出战,军心已经开始动摇。
延平城最终被攻破。
《明史》没有详细记载城破时的具体情形,但可以确定的是,陈友定服毒自杀未遂,被明军俘获,押赴南京。
关于他的最后时刻,正史与野史存在不同记载。
《明史》本传称他被押送至南京后处死。
而另有史料记载,朱元璋在南京曾对陈友定进行劝降,许诺官授原职,否则将以炮烙之刑处死,但陈友定毅然选择了伏炮烙而死,死后朱元璋令人埋葬了他的尸体。
无论哪种记载为真,有一点是确定的:陈友定至死没有向朱元璋投降。
他被押到南京后,朱元璋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只答了一句:“国破家亡,死耳,尚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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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定死了。
但他的死,在身后引发了漫长的争论。
同时代人中,有人斥他为“混世恶魔”,说他“性残刻”,在福建滥杀无辜。
罗良那封痛斥他“视郡县如室家,驱官僚如园仆”的信,成为后世批评者反复引用的证据。
福清宣慰使陈瑞孙被执后“愤骂见杀”,其妻及幼女投井而死——这些血债,确实记在陈友定名下。
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另一种评价。
明初学者王袆在《文毅集》中写道:“元之季世,天下四分五裂,其间盗名字者,无虑千百计。
独闽之陈友定起徒步,至列将相,百战首死为元,东南烈士未能或之先也。”
一个出身贫寒的驿卒,最终成为元朝东南方最坚定的殉道者——这在王袆看来,是值得尊敬的。
明代史家王世贞为王袆、陈友定、扩廓帖木儿等人补作列传,感叹“元史不为友定立传,传察罕,亡及扩廓,吾故为二臣传”,对陈友定“被执死耳,竟不得辱身而易志”深表敬意。
《八闽通志》在评价陈友定时,特别指出:“陈友定在延,乃元顺帝所授之官,非私据也。”
他虽然是福建的实际统治者,但他的官职来自元朝朝廷的正式任命,与那些“私据”一方的军阀有本质区别。
又说他“虽其性残刻,然俗传屠戮四境,终无实迹”,为他做了一定程度的辩护。
最终,陈友定与柏帖木儿、迭里弥实一起,被并称为“闽三忠”。
《元史》将他列入《忠义传》,以表彰他对元朝的忠诚。
明溪寨早已废弃,当年的驿站、马厩、黄土寨都埋进了历史的尘土里。
但那个曾经站在马厩前、满脸疮疤的年轻人,用他的一生写出了一个最不可能的故事:一个连做生意都会赔光本钱的穷汉,最终做到了一省的平章政事;一个没有读过书的驿卒,学会了写诗、招揽文人;一个出身草芥的农家子弟,用最惨烈的方式守住了他认定的“臣节”。
至正十二年秋天的那个早晨,当陈友定攥着缰绳、看着远处山道上扬起的尘土时,他或许只是在想,今天又有谁的马需要他来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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