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元丰六年深秋的某个午后，汴京州桥南街的一处宅院里，一位花甲老人正对着铜镜以指腹按压鼻梁两侧。
镜子里的面孔须眉稀疏，鼻梁凹陷处覆着一层薄痂。
他叹了口气，将铜镜扣在案上。
这位老人叫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人。
《宋史》卷三一九本传记载他“为人疏隽，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意思是说，他这人洒脱不羁，不讲究仪表，爱开玩笑，因为这张嘴得罪过不少人，却始终改不掉。
那面扣下的铜镜，照出的是一个时代最会讲笑话的人，正被命运开着最残酷的玩笑。
庆历六年，刘攽与兄长刘敞同榜登进士第。
那一年他二十四岁。
临江新喻的刘家，“未冠通五经，博览群书”，兄弟二人后来与侄子刘奉世并称“三刘”，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出他的《彭城集》四十卷。
而他一生最重要的功业，是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专职汉史部分。
钱锺书先生后来评价：“也许在史学考古方面算得北宋最精博的人。”
治学严谨、性情疏隽，这两种品质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并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是，刘攽用后者保护了前者所无法抵御的东西。
熙宁二年秋，汴京的天色比往年阴沉。
神宗皇帝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新法次第推行。
刘攽与王安石是故旧之交，“每相遇，会游玩交谈一整天”。
两人都是江西人，又都才学出众，本应是变法中天然的盟友。
刘攽却站到了反对新法的一边。
《宋史》记载他“与王安石论新法不便，遂贬”。
一纸贬书将他逐出京城，通判泰州。
但这段交情并未因此断绝。
一年后，刘攽回到京城，依然常去王安石府上走动。
那日午后，刘攽饭后漫步，顺路去拜访王安石。
门官说相公正在用饭，便将他请到书房用茶。
刘攽在书房里踱步，目光落在书案上一沓文稿上，砚台压着几页纸，露出“论兵”二字。
据抚州市博物馆藏《王安石律己毁稿》一文记载，他“拿来一读，十分赞佩王安石的见解”，读完后把原稿放回原处。
王安石饭后入书房，寒暄过后问刘攽：“贤弟最近又写了什么文章？”
刘攽记忆力惊人，过目成诵。
他看着王安石，一本正经地说：“我最近写了一篇《论兵》，正准备修改。”
王安石信以为真，忙问内容。
刘攽便大声诵道：“兵者，凶器也……”一字不差地把刚才看过的文稿背了出来。
王安石不知道刘攽在开玩笑，脸色渐渐沉了下去。
据《宋稗类钞》记载，他对刘攽说了一句“刘攽不值分文”——“攽”字拆开，正是“分”与“文”。
这是一个精巧的文字游戏。
拆字在宋代士大夫间是常见的雅谑方式。
刘攽当即回敬：“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妒。
下交乱真如，上颈误当宁。”
这话拆的是“安石”二字。
去掉“安”字下面的“女”，剩下的部分再加上“石”，就成了别的字。
据《宋稗类钞》记载，刘攽这番话不仅拿王安石的名字当字谜，还暗讽王安石“乖戾妒人”。
史料记载王安石的反应是“大衔之”——深深记恨。
几天后，刘攽再次遇到王安石，早把玩笑忘得一干二净，问道：“王兄，您的《论兵》写好了吗？”
王安石随口回答：“早就撕碎烧了！”
《律己毁稿》记载了王安石撕稿时的念头：“一个人的文章应该有自己独特见解，不能与别人雷同。”
他以为刘攽真的写了一篇《论兵》，与自己观点雷同，便将自己的手稿撕碎销毁，以示不掠人之美。
刘攽听后“暗暗叫苦”，既后悔不该开玩笑，又对王安石的写作态度“极为钦佩”。
一篇可能传世的军事论文，就这样在朋友无心的玩笑中化为灰烬。
熙宁三年，新法推行正酣。
某日，刘攽在王安石府上，遇到一位门客献策。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门客说：“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
梁山泊横亘数百里。
若将湖水排干，可得良田万顷。
王安石听了很感兴趣，低头思索，说：“然。
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
这个问题困扰着在场的人。
八百里的水，排到哪里去呢？
据苏辙《栾城集》记载，熙宁九年他到齐州赴任时，曾专程到梁山泊观看，写下“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的诗句，讽刺此事。
但此刻，刘攽在座中。
他“抗声曰”：“此甚不难。”
王安石大喜，以为他有妙策，急忙追问。
刘攽说：“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
再挖一个方圆八百里的水泊来容纳排出的水。
这个逻辑上成立但现实中荒谬至极的方案，正是刘攽式的幽默。
据《涑水记闻》记载，王安石“大笑，遂止”。
刘攽用一句话破解了一个看似高明的经济提案。
他并非反对开垦农田，而是提醒在座的人：解决一个难题的方案，不能在制造另一个同等规模的难题中寻找。
《邵氏闻见后录》后来对此事的评论颇为尖锐：“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邵博是北宋末人，距此事不过数十年。
他将献策者称为“小人”，将王安石记为“好言利”，代表了元祐之后对新法的一种批判立场。
但刘攽的反应不同。
他没有在王安石面前直接否定提案，而是用笑声化解。
刘攽的幽默不拘对象。
朝中同僚，无人不可成为他谐谑的对象。
王汾，字彦和，口吃。
刘攽曾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
不见雄名，唯闻艾气。”
据《宋稗类钞》记载，这四句暗含四位口吃的古人——周昌、韩非、扬雄、邓艾。
王汾被比作历史上最著名的口吃之人，只能苦笑。
但王汾也不是好惹的。
某日两人同上朝，走到紫宸殿外，值日班吏高声唱名，呼“班班”之声不绝。
王汾灵机一动，对刘攽说：“紫宸殿下频呼汝。”
——班吏唤的是“班”，与“攽”同音。
王汾以此反将一军。
刘攽应声答道：“寒食原头屡见君。”
——寒食上坟之时，坟头一座座排列，正如“汾”与“坟”同音。
两人的斗嘴堪称宋代版的“说相声”。
据《古今谭概》记载，这两句诗传开后，“闻者皆大笑”。
刘攽与王觌之间也有类似的交锋。
一日，刘攽戏问王觌：“公何故见卖？”
把“觌”字拆成“见”和“卖”。
王觌答曰：“卖公直甚分文。”
把“攽”字拆成“分”和“文”。
这一回合刘攽“自讨没趣”，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这段对话被时人传为笑谈。
这些文字游戏看似轻浮，实则暗藏机锋。
“攽”字拆开为“分文”，值不了几个钱。
但“攽”字的另一半是“攵”，有“文”之意。
刘攽的名字里暗含“文”字，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在所有的谐谑对象中，苏轼是刘攽最默契的对手。
两人交往约二十年。
据《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刊载的《苏轼与刘攽交谊考述》研究，他们面晤和共事的机会有限，主要通过“诗文书信的文字往还”保持联系。
这种交往的基础，“既有政治上相近的见解与立场，也有对文艺、学术的共同爱好与观念，还有谐谑乐观的相似性格”。
熙宁三年，刘攽通判泰州，苏轼作诗相送。
《东坡先生遗事》记载，苏轼在诗中写道：“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
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借阮籍“口不臧否人物”的典故，劝刘攽管住嘴巴。
但刘攽恰恰是管不住嘴的人。
熙宁六年九月，苏轼和刘攽的寄秦字韵诗中有句：“白发相看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
据《东坡先生遗事》记载，这两句“以讥讽朝廷近日更立新法事尤多也”。
同年十一月，刘攽“闻人唱轼新作诗一首”，再次见证了苏轼诗作的传播力度。
熙宁八年十一月，苏轼在密州写下《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
诗中“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吾亦更何辞”两句，化用《隋书·贺若弼传》和《晋书·郭舒传》的典故。
贺若弼的父亲因口舌招祸，临刑前用锥子刺其舌，诫其慎言。
苏轼借此既讽刘攽，也自嘲。
这首诗后来被列为“乌台诗案”的证据之一。
据《东坡先生遗事》记载，苏轼的诗句被逐句审查，“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等罪名被一一罗列。
刘攽也未能幸免。
元祐年间，两人同为从官。
据《宋人轶事汇编》卷九记载，刘攽因“坐和苏子瞻诗罚金”——因为和了苏轼的诗，被罚了银子。
这是怎样荒诞的时代？
和一首诗，就要交罚款。
刘攽咽不下这口气。
某日与苏轼相遇，他不好直接发作，便讲了一个故事。
据《画墁录》记载，刘攽说：“我在曹州时，有盗贼到居民家中偷了一卷书。
这卷书是举子所著五七言诗，盗贼拿到当铺当了钱跑了。
当铺主人喜欢举子的诗，每天阅读。
后来盗贼被抓住，官差来当铺取赃物，当铺主人贿赂官差，把书中的诗都抄了下来，说：‘吾爱其语，将和之。’
官差说：‘贼诗不中和。’
“贼诗不中和。”
——贼的诗，不能和。
刘攽用这个故事表达了自己因和苏轼诗被罚的愤懑。
苏轼本人是“乌台诗案”的受害者，他的诗被指为“贼诗”，与刘攽的遭遇如出一辙。
这个故事看似调笑，实则是对当时文网的辛辣讽刺。
苏轼也不是省油的灯。
刘攽晚年患癞疾——据宋代医书记载，这是一种麻风类疾病，症状包括“须眉脱落，鼻梁断坏”。
对一个以文字和口舌为生的人来说，面容的损毁是一种格外残酷的打击。
苏轼却偏偏拿这个说事。
某日，苏轼当着刘攽的面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孔子出行，弟子颜回和子路在集市上突然遇见老师。
子路身手矫健，一跃跳上树躲避。
颜回身体笨拙，无处可藏，看到路边有个石经幢，就躲到了后面。
孔子走后，市人认为这是贤者到过的地方，不可再用旧名，便将那个石幢称为“避孔塔”。
“避孔塔”，谐音“鼻孔塌”。
在座的人“皆绝倒”。
据《宋人轶事汇编》卷九引《后山丛谈》记载，刘攽当时“恨怅不已”。
苏轼还不罢休。
又有一次，众人各引古人诗句互相戏谑。
苏轼轮到刘攽时，诵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这是改刘邦《大风歌》的句子——原文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苏轼将“云飞扬”改为“眉飞扬”，将“守四方”改为“守鼻梁”。
“眉飞扬”——刘攽的眉毛脱落了。
“守鼻梁”——鼻梁塌陷了。
在座的人“大噱”——哄堂大笑。
刘攽“恨怅不已”。
这些段子看似刻薄，却记录了一种特殊的相处方式。
宋人笔记中对此的评价是：“这是深度默契后的心心相惜。”
刘攽和苏轼都是旷达之人，“性格散漫，口无遮拦，又才气过人，好用段子来戏谑和编排人”。
他们的毒舌，恰恰是友情最真实的形态。
那些拿疾病和容貌开的玩笑，记录了一个时代文人的精神底色：用笑声对抗痛苦，用典故消解创伤。
刘攽确实用典故消解了许多东西。
他消解了王安石的《论兵》，一篇可能传世的军事论文，因为一个玩笑被撕碎烧毁。
他消解了梁山泊改田的提案，一句荒诞的建议让一个不切实际的方案付之东流。
他消解了官场的倾轧与文网的森严，用“贼诗不中和”的故事将政治迫害转化为茶余饭后的笑谈。
但他无法消解自己的病。
元祐四年，刘攽在蔡州任上病逝，年六十七岁。
据《彭城集》收录的苏轼草制，苏轼曾称他“能读典、坟、邱、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故”。
这是对一位史学家最高的评价。
那面铜镜，最终没有人替他扶正。
刘攽死后，他的《彭城集》散佚。
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四十卷，其中诗十六卷。
钱锺书先生读后评价：“也许在史学考古方面算得北宋最精博的人。”
这是对一个史学家最高的褒奖。
但《宋史》本传记得更多的，是他的“喜谐谑”和“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
历史记住了他的玩笑，也记住了他为之付出的代价。
元祐初年，苏轼从黄州归来，刘攽已经老了。
据《东坡诗话》记载，某日两人相见，刘攽送苏轼出门，见风起云飞，便说：“大风起矣。”
苏轼接口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刘攽没有回答。
他站在那里，风吹过他稀疏的眉骨和凹陷的鼻梁。
须眉皆落，鼻梁断坏。
他没有笑，也没有恼。
他只是站着，像一尊石经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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