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岚时隔五年回国,住我家客房。她回来的第二个晚上,我在厨房烧水,客房里传来被子落地的闷响,接着是她的声音:“小满,这是什么?”
我端着杯子过去,床上摊着一份出国工作服务合同,还有一张我写的纸条:卡里两万二,差八千,跟妈开口。那是我前一晚给她铺床时压在被褥底下的,铺完就忘了。
同一分钟,客厅里我的手机震个不停,是中介张顾问的第三次催款:“服务费两万九千八,周六晚八点前必须确认,名额留不到下周一。”
那天下午我还收到主管周姐的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九点去办公室,把季度台账出错的事说清楚。两件事撞在同一晚,我居然先松了口气——阿岚回来了。
我今年二十九,在一家做市政养护的国企做文员,到手六千出头;她在美国待了五年,月入六千美金,跟我的工资是同一串数字。
过去五年,我刷遍了说美国底层打工人随便月薪六千美金的帖子,也看她发了五年干净得反光的街道和圣诞彩灯;我住一千五的出租屋,月底精打细算,越比越觉得自己这六千块不值钱,连活儿都开始敷衍。
为了这个名额,我上个月已经先交了八百块评估费,合同上岗位那栏写着“美国养老机构生活协助,雇主担保,月薪六千美金”。
我盘算了很多天:只要她肯说一句“值得去”,我这五年的不甘就都有了着落。
可她没说去,也没说不去。她把合同第一页看完,指甲在“服务费一经支付不予退还”那行小字上划了划,抬头问我:“岗位在哪个城市?具体干什么活?住哪儿,房租谁出?六千是税前还是到手?干到一半不想干了,违约怎么算?”
我一个都答不上来。我准备了五年的答案只有一句:月薪六千美金,折合人民币四万多,是我工资的七倍。她把合同推回来:“你让我替你背书,可我连你要去哪儿都不知道。五年前我要是只看一个数字就敢签字,今天哭都来不及。”
其实那天白天,她非说要跟着我过一天日子。早上七点四十的地铁,她被早高峰挤到车门边,下车时头发都歪了,却笑:“三块钱,十二站。我们那儿去趟超市,打车得小二十美金。”
傍晚跟我进菜场,她挑西红柿挑了十分钟,付钱时扫码扫得直感慨:不掏卡,不签字,不给小费。也是那天,她头一回细算她那边的账:一千八美金的房租,水电网络全另算;青菜论把买,两三美金一把,她总等打折;前年感冒去诊所,问诊加开药,三百美金,打那以后小病全靠硬扛;天一黑她基本不出门,不是不想,是不敢。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念别人的账单,我心里那点得意却先冒了头:看,六千美金也不过如此。
晚上到家,我点了小龙虾,她盯着骑手轨迹从三公里外一路挪到楼下,说这在她住的地方想都不敢想。可外卖敲门时,她反复拧门锁,拧了三遍才开,开完还背靠着门站了几秒。
那几秒我心里居然是松快的,原来你也有怕的东西。这个念头很脏,我咽了回去,后来几天又咽过好几次。她还总躲到阳台接电话,压着声音;我一提“那边的班表”,她就换话题。我一样一样记下来,像在攒什么证据。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先去了周姐办公室。台账的事,是我把两个标段的养护数据贴串了,报上去被退回,部门跟着加了两天班。
周姐问:“你这半年人是在岗的,心不在,为什么?”我总不能说,我把每个上班日都过成了等一张机票的倒计时,只好说在弄一个出国的机会,分了心。
她盯了我一会儿:“机会没落地之前,手上的活别撒手。这个季度评优你别想了,台账重新核一遍,周一交给我。”
周五中午,张顾问在微信上问我考虑得怎么样,我说晚上家里吃饭,回头答复。我妈听说阿岚回来,摆了一桌子菜。饭吃到一半,我妈放下筷子:“你二姨说你最近在筹钱,是不是要跟妈借八千?”我看了阿岚一眼,突然觉得机会来了:我想通了,正好当着她的面说清楚。
我说:“妈,我不出国了。阿岚在美国,一次感冒看个诊所三百美金,一千八的房租水电还单算,天一黑就不敢出门。六千美金是纸面上的,人过得比我还紧。国外高薪就是滤镜,我哪儿也不去了,守着你和爸。”我妈刚要高兴,阿岚把筷子放下了。
“你等一下。”她声音不高,“三百美金的账单是我的,一千八的房租是我们两口子的,我怕黑也是我的事。你五年没问过我一句过得好不好,只问过六千值不值。以前你拿我证明国外好,现在你想拿我证明国外糟,我到底是你朋友,还是你那道题的标准答案?”
我脸上烧起来,冲口而出:“那你呢?你发的照片呢?干净得反光的街道,圣诞彩灯,后院的烤架,你说过一句难处吗?我以为你过得好,是你让我以为的!”
她愣了几秒:“对,是我发的。因为我每次说一句真话,全家就轮流打电话,说不该嫁那么远,说我把日子过砸了。我受够了当反面教材,就只挑好看的发。”
她站起来跟我妈说了句“阿姨我吃好了”,拎包先走了。我爸咳了一声,谁也没接话。
回去的出租车上我们一句话没说。到家她坐到阳台上,我烧了两杯热水过去,把手机递给她:我的相册里是聚餐、跨年的烟花、两张展览门票,翻了三屏,没有一张加班的深夜。
她把她的备忘录翻给我看,一页页是账单,又翻出一张五年前的旧照片,她坐在超市员工休息间啃冷三明治,工牌歪着,那是她还没跳槽的时候。“我们都一样,”她说,“我发街道,你发烟花,谁也没把日子整个给人看过。”
我盯着那张冷三明治看了很久,把憋了几天的话说了出来:我羡慕了你五年,羡慕到后来,那天夜里看你拧三遍门锁,我心里居然松了口气,为你过得不好而高兴。
这话憋着比说出来更脏,所以我说了。她没恼,点点头:“我也一样。你朋友圈吐槽加班,我心里也松口气,想她也没好到哪儿去。”我们俩隔着两杯热水笑了一下,笑得都不怎么好看。
那晚她说了些没跟别人讲过的。六千美金里有不少夜班和周末班,是她一年一年排出来的资历;一千八的房租是她跟丈夫合付,房子还背着两个人的债;躲到阳台接的电话,是在商量她丈夫换工作的事,没定,所以她谁也没说。
我问她想不想回国。她说:“想。可这半个月治不好那五年。我的资历、那笔债、我选的人,都在那边。真要动,也得回去跟他一笔一笔谈完才作数,不是在饭桌上掉两滴眼泪就能定的。”
说到合同,她还是不替我定,只说:“把那五个问题原样发给张顾问,要他写下来。写得出来,你再考虑交钱;写不出来,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办了。”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干社区服务这行五年,没执照的新人起薪到不了六千,至少我身边没有。这个数要是真给得起,条件一定藏在别处,你得问出来藏在哪儿。”
周六上午我照做了,五个问题原样发过去。张顾问回了三条六十秒的语音:名额真的不多了;手续都是标准化流程,落地就清楚了;您这么犹豫,是不是家里人反对?
最后一条是文字:“今晚八点截止,请慎重考虑。”我又单问了一遍违约金怎么算,他没再回。
晚上七点五十,我把那五个问题从头看到尾,一个都没有书面答案。我回他:“不去了,服务费我不交。之前交的八百块评估费不用退了,算我买了个教训。”
他回:“姑娘,你会后悔的。”我回了个“嗯”,把对话框翻到一个月前我发的第一句“您好,想咨询出国工作”,看了一眼,关掉。五年的积蓄,差一点就换成一句“落地就清楚了”。
周六周日我在客厅核台账,核到半夜,阿岚起来给我煮了碗面。周一我把核对表和一页自查说明交上去,周姐翻了翻:“数据没错。评优按规矩来,这季度没你了,下季度凭本事再争。”
我说好。走出办公室我想,挨罚不好受,可这笔账头一回结结实实算在我自己头上,没算在“国内工资低”头上。
剩下的十来天,我们照常过日子。我报了周末上课的数据处理班,学费一千二;又去开了张不绑任何支付软件的卡,发薪日先存八百,目标一万五,不为逃跑,为的是哪天真想出去看看,能拿自己的钱走明明白白的渠道,而不是押给一句“落地就清楚”。
她走那天我送机,安检前她回头问:“家里门锁了没?”我说:“锁了,拧了两遍。”我们俩都笑了。她又说:“我不替你签字,也不替你说永远别走。把班上好,把钱攒住。以后打电话,好事坏事都讲,别再挑着发了。”
她落地第三天发来一张照片:下夜班到家,厨房水池里堆着没洗的碗,台面上摊着账单,配的字是“到家了,有点累,过两天跟他谈”。
我回了一张我的:客厅地板上摊开的台账,半杯凉掉的茶,“核完了,也累”。我们隔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第一次谁也没羡慕谁。她的去留,要等她跟他谈完才算数;我的方向,要等我攒够那一万五再定。这一次,答案不用再从谁的照片里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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