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过去，周恩来劳山遇险11人壮烈牺牲，幕后凶手竟与红军有关联

1937年4月25日，陕北劳山一带，周恩来率队前往西安途中遭遇伏击。枪声骤然从山梁两侧响起，负责警戒的战士迅速还击，然而敌人占据高处，车队又缺少重武器，局面很快变得异常凶险。

这支队伍原本承担着重要任务。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仍处于复杂变化之中，周恩来往返延安与西安之间，参与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事务。谁也没有料到，前方等待他们的不是普通盘查，而是一场精心选择地点的武装袭击。

战斗打响后，警卫人员以手枪、手榴弹抵抗。山路狭窄，车辆难以迅速调头，伏击者又控制了几个制高点，警卫战士只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掩护周恩来转移。11名战士牺牲，4人负伤，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人则在混战中突围。

劳山枪声传到延安，立即引起强烈震动。有人猜测这是敌方特务为破坏谈判而采取的行动，也有人认为，袭击者只抢走了财物和武器，没有带走重要文件，恐怕更像地方武装抢劫。

疑点正在这里。

若是单纯抢劫，为什么能够掌握车队行踪？为何提前在山路设伏？袭击发生后，敌人又为何突然撤离？这些问题，使案件不能简单归结为普通匪患。中共中央随即要求彻查，调查任务交给了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谢滋群。

谢滋群没有急着抓人。他知道，延安周边的社会环境远比表面复杂。国民党地方武装、地主民团、帮会势力以及土匪团伙彼此交错，部分地区还存在特务活动。只凭几句传闻，很容易把方向带偏。

他先把案发现场的地形、枪战经过和车队行进路线重新梳理，又派人进入附近村庄，与百姓同吃同住，反复询问当日情况。调查不能只靠审讯，真正有用的线索，往往藏在普通人的一句闲话里。

有意思的是，一位上山砍柴的老人，成了案件突破口。老人说，枪战当天，他曾在山中看到一伙土匪活动。因为此前受过威胁，他一直不敢把所见说出去。这个细节，与车队只损失财物和武器的情况彼此印证。

谢滋群随后把目光转向当地匪帮。他安排人员乔装成被打散的匪徒，设法混入相关团伙内部。经过试探，调查人员得知，延安南门外曾有车辆连续停留，匪徒中的冯长斗发现后，以为车上装有财物，便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李青伍。

冯长斗被捕后，很快交代了情况。真正策划伏击的，并不是临时起意的散匪，而是盘踞在黄龙山一带的李青伍。此人熟悉当地道路，也清楚山地设伏的办法，因此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组织人手，选择合适地点下手。

李青伍并非与红军毫无关联。1935年，他的匪部曾被红军收编，但他无法接受严格的组织纪律，后来重新滋生反叛念头。到1936年，他杀害当地县苏维埃主席，转而投靠国民党，随后又回到山中继续当匪。

这段经历解释了一个关键问题：李青伍熟悉红军的行动方式，也知道地方武装的薄弱环节。清剿行动给他的势力造成压力后，他一直怀有报复心理。周恩来车队的出现，在他眼中成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战斗中，警卫参谋陈友才发现，敌人虽然占据三处山头，但右侧林地没有布置伏兵，那里可以通向东南方向。情况紧急，他把这一判断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决定，利用地形边打边撤，避免队伍被压在山路上。

陈友才留下断后。周恩来等人突围后，他仍在阻击追兵，不久中弹牺牲。李青伍等人搜查遗体时，从陈友才身上发现一张周恩来的名片，误以为已经击中了周恩来本人，慌乱之下只带走武器和财物，随即撤离。

得知消息后，李青伍自知闯下大祸，逃往山西躲藏。谢滋群根据掌握的线索发布缉捕命令。到了当年冬天，李青伍悄悄返回老家，以为风声已经过去，却被守候多时的锄奸人员抓获。

案件查明后，李青伍等匪首受到边区政权惩处，冯长斗也被押到二十里铺接受公审。1937年4月，延安南门外举行追悼活动，军民悼念劳山遇害的烈士，牺牲人员的遗体安葬在宝塔山一带。谢滋群因侦破此案受到嘉奖，而劳山伏击案也成为延安保卫工作中一次极为沉重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