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黄包车夫，奉命护送五箱古籍，走了7000里路，最后在四川的山洞里躲了十年。出来的时候，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了。
这是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里记录的一段往事。故事的主角叫李义贵，原本是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私人秘书。1937年，他带着山东省立图书馆的五箱珍贵文物南迁，一路辗转到了乐山。
十年里，他伪装成下人，靠搬运赚生活费。那些箱子就在他身边，他始终没动过里面的东西。
200箱善本的太平洋漂流
同一时期，另一批国宝的遭遇更像一部悬疑片。国立北平图书馆从1935年起，优中选优选送了200箱精华古籍到上海法租界。后来太平洋战争威胁逼近，这批书需要转运美国。
钱存训夫妇利用妻子老乡在海关的关系，用小独轮车把书箱一箱箱偷运出关，前后花了两个月。商船起航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船只失踪。所有人都绝望了，书却奇迹般抵达了华盛顿。
这批善本1965年运抵台湾，如今是台北故宫地库的藏品。从北平到上海，从上海到美国，再从美国到台湾，200箱书走了一条谁也没想到的路。
不止一个人在战斗
护书这件事，从来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以郑振铎为核心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收购了3800多种珍贵古籍；八路军从虎口里抢运出《赵城金藏》；袁同礼主动申请赴美，成为书籍的监护人，直到去世。
还有屈万里，从毛头小伙成长为台湾大学教授；马文珍用打油诗记录运书过程，写下“丁丁当，丁丁当，大家一齐来开箱，拿刷子刷刷书面的霉呀，让陈死的微尘因风扬”。
这些人身份不同，有学者，有馆员，有普通工人。他们做的事却指向同一个方向。
“一件不少”背后的秩序
唐贯方的儿子后来回忆，父亲说过一句话：“土地可以丢失，文脉不能断，中国还要复兴，还有人才，需要这些东西。”
档案里记录着四个字：一件不少。书是很容易一件变成两件的，或者丢失，还有很多书本来就是残本。但所有这些珍贵古籍，在运送途中都是“一件不少”。
在宜昌等待两个月的时候，唐贯方夜里还拿着手电巡守。船靠岸时，村民自发帮忙运书，打捞落水的书籍。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命令。
纪录片团队走访了50余家机构、100余人，第一次集中呈现了抗战时期大规模保护国宝的影像记录。有观众说，亲眼近距离看实物，和通过手机读陆游、杜甫的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义贵的外孙女如今在山东博物馆当讲解员，继续讲着这段故事。十年山洞，五箱书，一个人。文脉就是这样，被一个个具体的人接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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