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给羊配种，村长女儿红着脸问我：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一九七九年的春末，杨家沟的槐花开得正盛，漫山遍野的白，像是谁把一冬的雪都攒到了这个时候。我蹲在村东头那棵老槐树下，看着自家那只名叫黑蹄的种羊正慢条斯理地嚼着鲜嫩的苜蓿，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心里盘算着今儿个该去谁家给母羊配种。黑蹄是只波尔山羊，体格健壮，毛色油亮，两只角弯得恰到好处，是我爹当年从省城带回来的宝贝疙瘩。它吃草的时候总是不紧不慢，嚼两口就抬头看看远处，那神态倒像个见过世面的城里人。我爹说，这羊有灵性，配种的时候不用人操心，它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我爹还说，给牲口配种是门手艺，看着简单，里头的学问大着呢。可惜我爹走得早，这些话就成了他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那年我二十三，是杨家沟大队唯一的配种员。这活儿说出去不怎么体面，可工分给得高，还能时不时混顿好饭。我爹早年是公社兽医站的，我跟着学了点牲畜配种的门道，没想到这手艺在十里八乡竟成了独一份。那时候还没分田到户，牲口都是集体的，可配种这事儿得专人干，公社就把我安排上了。我每天牵着黑蹄走村串户，谁家的母羊发了情，谁家的母猪要配种，都来找我。时间长了，连隔壁几个大队的人都认识我，远远看见就喊：“建川，今儿个上哪家去？”我笑笑，拍拍黑蹄的脖子：“看它呗，它说上哪家就上哪家。”

配种员这活计，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有不少讲究。母羊发情有周期，错过一天就得再等大半个月。配种的时候要稳、要准，不能急，急了伤牲口。我爹教我的时候说，你把它当人看，它就不闹腾。这些年我照着这个理做，果然顺当。黑蹄也争气，配过的母羊十有八九都能怀上，时间长了，杨家沟周围的乡亲都认它。有些人家宁愿多走十几里路，也要把母羊牵来找黑蹄。

那天我蹲在老槐树下，正琢磨着下午去后沟王老六家看看，他家的母羊前天就发情了，再不去就过了时候。这时听见有人喊我。

“建川哥！”

我抬头，看见村长家闺女翠兰站在田埂上。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两根麻花辫垂在胸前，脸蛋红扑扑的，不知是走急了还是怎么。田埂两旁的麦子已经抽穗，风一吹便荡开层层绿浪，她的身影立在绿浪中间，像画里走出来的人。我眯了眯眼，手里的狗尾巴草掉在地上。

“我家那只母羊发情了。”她声音不大，眼神飘忽着不敢看我，“我爹让你过去看看。”

我把狗尾巴草从地上捡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草屑：“行，我这就去。”

黑蹄像是听懂了似的，站起来抖了抖身子，铃铛在脖子上叮当响了一声。这只波尔山羊种羊是我爹当年从省城带回来的，体格健壮，毛色油亮，配种成功率极高，是杨家沟的宝贝疙瘩。我牵着它往田埂上走，黑蹄的蹄子踩在泥土上发出闷闷的声响，翠兰走在前头，步子不快不慢，恰好让我落后半步。我注意到她的耳朵尖红得厉害，像是被太阳晒的，又像是别的什么缘故。辫梢在她背上轻轻晃着，一晃一晃的，晃得我心里有点乱。

“你走快点。”她忽然回头，眼神撞上我的，又飞快地移开。

“羊又不会跑。”我笑着说，“你急啥？”

她没接话，辫梢甩了一下，步子却更快了。我只好牵着黑蹄小跑两步跟上。麦田里的风带着青涩的甜味，从我们中间穿过去，把她的衣角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我想说点什么，可张了张嘴，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

田埂窄窄的，只容一个人走。翠兰走在前头，我牵着羊跟在后头，黑蹄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混着麦田里的风声，竟像一支不成调的小曲。翠兰忽然慢下脚步，像是故意等我。我走到她旁边，两个人的肩膀隔着一拳的距离，她的辫梢被风吹过来，扫过我的手背，又缩回去。

“你给多少家的羊配过种了？”她问，眼睛还是看着前面的路。

“记不清了，百十家总有了。”

“那母羊都能怀上？”

“差不离。”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小声说：“我家的羊，你上点心。”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忍不住笑了：“放心，黑蹄认路，来过一次就记得。”

她没再说话，可耳朵尖更红了，红得快要滴出血来。我看着她红透的耳朵尖，心里那点乱劲更大了，赶紧转过头去看麦田。麦穗沉甸甸的，再过个把月就能割了。今年的收成不会差。

村长杨德贵正坐在院里的石桌旁抽旱烟，见我进来，指了指西边的羊圈：“那只白母羊，闹腾两天了。”他说话的时候眼皮都没抬，烟锅子在石桌上磕了磕，又续上一锅。杨德贵在杨家沟当了十几年村长，说话做事都带着一股子说一不二的劲头，村里人敬他，也怕他。我每次见他都有些发怵，总觉得自己那点本事在他面前不够看。

我走过去一看，那母羊确实到了时候，正焦躁地来回踱步，嘴里咩咩叫个不停。黑蹄在圈外嗅了嗅，兴奋地刨着蹄子，鼻子里喷出粗气。我蹲下去摸了摸母羊的背，它抖了一下，但没有躲开。我点点头，确实是好时候。

“行，配得上。”我解开黑蹄的缰绳，“德贵叔，你在外面等会儿就行，我一个人能弄。”

杨德贵“嗯”了一声，又坐回去抽他的烟。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来，慢悠悠地往天上飘，又被风吹散了。

翠兰却站在羊圈边没动，手指绞着衣角，绞得那点碎布都快变形了。

“翠兰，你先回屋。”杨德贵说。

“我……我想看看。”她的声音细如蚊呐，眼睛却直直地盯着我。

我愣了一下。这年头，姑娘家看配羊，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可翠兰的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让我没法开口赶她。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又像是落在我身后的什么地方，亮亮的，又有点怯怯的。

配种的过程并不复杂。黑蹄是老手，白母羊也配合，前后不过一袋烟的工夫。我蹲在旁边看着，手搭在黑蹄的背上，偶尔帮它调整一下位置。翠兰就站在圈外，我听见她呼吸有点急，回头看了一眼，她整个脸都红透了，可还是没走。我收拾工具的时候，她还站在原地，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手指还在绞着衣角，只是绞得更紧了。

“建川哥。”她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发紧，“你……你看人准不准？”

我直起腰，有些摸不着头脑：“啥意思？”

“我是说……”她咬了咬下唇，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你跟谁最配？”

我手里的麻绳差点掉在地上。风从羊圈那头吹过来，带着牲口棚里特有的气味，可我却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里面有期待，有羞怯，还有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勇气。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站在悬崖边上，往前一步是万丈深渊，退后一步也是万丈深渊。

杨德贵在院那头咳了一声，烟锅子在石桌上磕了磕。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色沉沉的，像要下雨的天。我又看了看翠兰，她的眼睛里已经蓄了泪，可还是倔强地看着我。

“翠兰，别胡闹。”杨德贵站起来，语气不重，却带着警告。

翠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了个转，没掉下来。她转身跑进了屋，木门“砰”地关上了，震得窗台上的搪瓷缸都晃了晃。

我牵着黑蹄往家走，脑子里乱成一团。翠兰的心思，我其实隐约知道。去年秋收的时候，她偷偷往我背篓里塞过两个煮鸡蛋，还热乎着，用一块蓝布手帕包着。前些日子村里放电影，她挤到我旁边坐，整场电影都侧着头看我，银幕上演什么她大概一点都没看进去。可她是村长的闺女，高中毕业，在村里小学代课；我呢，一个给羊配种的，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人家背后都叫我“羊倌”。配种员，说起来好听，其实就是个伺候牲口的。我爹留下的那些笔记，我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可看得再熟，也还是个配羊的。

到家的时候，我娘正在灶台前忙活。见我回来，她掀开锅盖，玉米糊糊的香气弥漫开来。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把皱纹照得更深了。

“今天咋样？”

“还行。”我把黑蹄拴好，舀了瓢水灌下去。井水凉丝丝的，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可脑子还是热的。

“刚才德贵媳妇来过了。”娘顿了顿，“说她家翠兰要说亲了，问咱村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

我端着瓢的手停在半空。瓢里的水晃了晃，洒了一些在地上。

“娘，翠兰她……”

“我知道。”娘叹了口气，把锅盖盖上，“可人家是村长家，咱高攀不起。再说，你那活计……”

她没说下去，但我明白。配种员这行当，在庄稼人眼里终究是不体面的。谁家愿意把闺女嫁给一个整天跟牲口打交道的人？就算我不在乎，人家姑娘不在乎，可人家的爹在乎，村里人的嘴在乎。唾沫星子能淹死人，这个道理我从小就知道。

那晚我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翠兰红着脸问我“你跟谁最配”的样子。窗外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月光从窗纸缝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白线。我盯着那道白线看了很久，看着它慢慢移动，从炕沿移到门槛，又从门槛移到灶台边。我娘在里屋咳嗽了一声，接着是翻身的动静。我知道她也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去隔壁刘家洼给刘老四的母羊配种。刘老四家有个闺女叫巧云，去年刚嫁过来，是个爽利性子。她给我倒水的时候笑着说：“建川，你啥时候也给自己配一个？”

我苦笑着摇头：“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

“说正经的。”巧云靠在门框上，手里纳着鞋底，针尖在头发里蹭了蹭，“你觉得翠兰咋样？”

我手里的搪瓷缸差点没端住，热水洒出来烫了手背：“你咋知道……”

“全村都知道了。”巧云压低声音，凑近了些，“昨天翠兰回家哭了一晚上，她娘今早就去找你娘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手里的搪瓷缸搁在桌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刘老四从羊圈那头探出头来：“咋了？”我摆摆手，说不出话来。

“不过你也别想太多。”巧云叹了口气，把鞋底在膝盖上摊平，“杨德贵那人好面子，翠兰又是他唯一的闺女。你要是真想娶她，得让他觉得你配得上。”她顿了顿，针尖又在头发里蹭了一下，“我嫁到刘家洼之前，我爹也嫌刘老四穷。可后来刘老四跟着公社建筑队学了瓦匠，一个月能挣三十多块，我爹就不吭声了。人啊，得有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从刘家洼回来的路上，我想了一路。巧云的话说得直，但确实是这个理。配种员这活儿，在杨德贵眼里恐怕连门槛都够不着。我牵着黑蹄走在土路上，日头已经偏西了，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黑蹄走得不紧不慢，偶尔低头啃一口路边的草，又抬头看看我，像是知道我在想什么。

过了三天，我去公社送种羊配种记录，回来时天已经擦黑了。走到村口，看见翠兰站在老槐树下，像是一直在等我。她换了件干净的蓝布衫，头发也重新梳过，辫子编得整整齐齐的。

“建川哥。”她迎上来，眼睛有些肿，像是又哭过。

“翠兰。”我停住脚步，心里堵得慌。

“我爹说要给我说婆家，是公社李会计的儿子。”她的声音平静得反常，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没答应。”

“你爹是为你好。”

“为我好就该让我自己选。”她抬起头，月光下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建川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没有我？”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夜露的凉意，把她的碎发吹到脸上。她没去管，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

“有。”我终于说出来，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可翠兰，我一个配羊的……”

“我不在乎。”她打断我，往前迈了一步，“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

她几乎贴到我胸前，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皂角的味道，能感觉到她身上散发的热气。我的手指在身侧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黑蹄在我们身后咩了一声，像是在提醒什么。

“翠兰，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你觉得我现在过的是好日子？”她苦笑，“我爹给我安排的路，我一天都不想走。你知道我为什么去村小代课吗？因为那些孩子不会算计人，不会因为你爹是谁就对你另眼相看。我每天跟他们在一起，才觉得自己是个活人。”

那天晚上我们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翠兰说了很多，说她其实一直想考大学，可她爹觉得姑娘家读那么多书没用；说她当小学代课老师，一个月才挣八块钱，可她喜欢那些孩子，喜欢看他们认字时那种亮晶晶的眼神；说她第一次注意到我，是我帮五保户张奶奶修羊圈，那天大雨，我浑身都湿透了还在钉木桩，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我连擦都不擦。

“你跟别人不一样。”她说，“你看羊的时候眼睛是亮的，给张奶奶修羊圈的时候眼睛也是亮的。你做事情认真，对牲口有耐心，对人也有耐心。我爹总说配种员不是正经行当，可我觉得，能把一件事做到最好的人，就是最正经的人。”

我忍不住笑了：“看羊眼睛亮有啥用？”

“有用。”她认真地说，“说明你对事情上心。对事情上心的人，对人也不会差。”她停了停，又说，“我娘当年嫁给我爹，就是看他修水渠的时候认真。我娘说，一个男人能对水渠认真，就能对家认真。”

可现实比我们想的要硬得多。杨德贵第二天就找上了门。他没吵没闹，只是坐在我家堂屋里，抽了半锅烟，然后说：“建川，你是个好娃，我知道。可翠兰不能嫁给你。”

我娘站在灶房门口，手在围裙上搓着，一句话不敢说。灶台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响，她也没去管。

“叔，我……”

“你听我说完。”杨德贵抬手制止我，烟锅子在桌上敲了一下，“配种员这活计，在咱农村抬不起头。你挣那点工分，养自己都勉强，怎么养媳妇？再说，翠兰从小没吃过苦，你让她跟着你住这土坯房？下雨天屋顶漏不漏？冬天炕烧不烧得热？这些你想过没有？”

他的话像刀子，一下下剜在我心上。可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我看了看自家的土坯房，墙角的裂缝能塞进一个拳头，屋顶的茅草去年才换过，可今年春天又有些发黑发霉了。我娘一个寡妇把我拉扯大，家里除了黑蹄，再没有值钱的东西。

“我给你指条路。”杨德贵磕了磕烟锅子，站起来，“公社兽医站缺人，你要是能考进去，吃上商品粮，我就考虑考虑。”

我眼睛一亮：“真的？”

“我杨德贵说话算话。”

杨德贵走后，我娘才敢开口：“建川，要不咱试试？娘看你打小就爱琢磨牲口的事，兽医站正对口。”她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上的灰，“你爹当年要是能进兽医站，也不至于……”她没说完，可我知道她的意思。我爹当年就是吃了没编制的亏，干了一辈子临时工，最后连医药费都没处报。

那天晚上我去找了翠兰。她正在批改学生的作业，油灯下她的侧脸被照得柔和极了。听完我的话，她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建川哥，你考！我帮你复习！”

从那天起，翠兰每天晚上都来我家，给我带她高中时的课本。她坐在油灯下给我讲数学题，辫梢扫过我的手背，痒痒的。她讲题的时候很认真，眉头微微蹙着，手指在纸上画来画去。我有时候走神看她，她就用笔头敲我手背：“看题！看我干什么？”我就笑，低头去看题。可那些数字像是活的，在纸上跳来跳去，怎么也进不了脑子。

“这道题，你上次就做错了，我再给你讲一遍。”她指着纸上的方程式，声音里带着一点嗔怪。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动，把她的睫毛照得根根分明。我忽然觉得，考不考得上其实没那么重要，能这样坐在她旁边，听她说话，看她蹙眉头，就已经很好了。

我其实底子不差，我爹当年教过我不少，再加上这几年给牲口看病积累的经验，心里慢慢有了底。那些关于牲畜解剖、病理、药理的题目，我一看就懂，甚至比课本上讲得还细。翠兰说我天赋好，我说是黑蹄教我的。她就笑，说我胡扯。

可天不遂人愿。就在考试前半个月，黑蹄病了。

那天早上我去羊圈，发现黑蹄趴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我脑袋“轰”的一声，赶紧蹲下去检查。是急性瘤胃臌气，大概是昨天吃了太多嫩苜蓿。我一边给它灌药一边让人去公社请兽医，可等兽医赶到的时候，黑蹄已经不行了。我跪在羊圈里，手还在它脖子上按着，能感觉到它的体温一点点退下去。

它看着我，眼睛里蓄着泪，最后蹬了蹬腿，没了气。铃铛在它脖子上响了一声，又沉寂下去。

我瘫坐在地上，手还在机械地给它顺毛。这只羊陪了我五年，是我爹留下来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是杨家沟配种站的全部家当。它刚来的时候才三个月大，怯生生的，躲在羊圈角落里不敢出来。我每天给它喂草，跟它说话，慢慢把它养成了十里八乡最有名的种羊。五年了，它配过的母羊少说也有几百只，杨家沟大半的羊羔都是它的后代。可现在它死了，死在我手里。

杨德贵来的时候，我还在羊圈里坐着。他看了看黑蹄，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建川，节哀。我再给你想办法弄只种羊。”

我摇了摇头。没有种羊，配种站就得关门。我连最后一个工分都挣不到了。

那晚翠兰来找我，我坐在门槛上没动。月光照在院子里，把黑蹄空荡荡的羊圈照得白惨惨的。

“建川哥。”

“翠兰。”我抬起头，嗓子哑得说不出话，“你爹说得对，我连只羊都保不住，拿什么娶你？”

她蹲下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却让我心里一颤。

“黑蹄的事我听说了。”她轻声说，“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我昨天图省事，多喂了苜蓿。”我抽回手，捂住脸，“翠兰，我不考了。兽医站的事，我配不上。我连配羊都配不好，还考什么兽医站？我爹当年说得对，我就是个伺候牲口的命。”

“你配得上。”她掰开我的手，逼我看着她的眼睛，“建川哥，你忘了我问你的话？你配谁最配？我说是你，就是你。不管你是配羊的还是兽医站的，我认准的是你这个人。”

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这么多年，除了我娘，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爹走的时候我十二岁，从那以后我就没哭过。可那天晚上，我坐在门槛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翠兰没再说话，只是坐在我旁边，肩膀挨着我的肩膀，一直到月亮偏西。

“可考试……”我终于止住眼泪，声音还是哑的。

“还有半个月，你来得及。”她站起来，把我从门槛上拉起来，“黑蹄没了，可你还有我。走，进屋复习去。”

我被她拽进屋里，油灯点上，课本摊开。她坐在对面，手指点着一道数学题：“这个，你上次就做错了，我再给你讲一遍。”她的声音平静而坚定，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她认真的侧脸上。我忽然觉得，这辈子不管吃多少苦，有这一刻就值了。

考试那天，翠兰送我到公社大门口。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塞进我手里。那布包小小的，温热的，带着她手心的汗。

“啥？”

“你打开看看。”

我揭开红布，里面是一缕青丝，用红线扎着。那头发又黑又亮，在晨光里泛着微微的光泽。

“我昨晚剪的。”她脸红红的，“你带着，保准能考上。”

我攥紧那缕头发，转身走进了考场。考场设在公社中学的教室里，桌椅歪歪扭扭的，黑板上还留着上节课的粉笔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把红布包放在铅笔盒旁边。卷子发下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答题。那些题目大多是我熟悉的，关于牲畜的解剖、病理、药理，我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可写到一半，一道数学题卡住了。我盯着那些数字，脑子里一片空白。手心里的汗把卷子边角都洇湿了。我忽然想起翠兰讲题时蹙着的眉头，想起她用笔头敲我手背的样子，心里慢慢静了下来。我重新读了一遍题目，这次看懂了。

一个月后，成绩下来了。我考了全公社第二名。兽医站站长亲自来村里调档案，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那篇关于羊瘤胃臌气防治的文章写得不错，我们正需要你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人。”我站在自家院子里，手里攥着那张录取通知，纸都被我攥出了褶子。我娘在旁边抹眼泪，嘴里念叨着：“你爹要是知道了，该多高兴。”

杨德贵那天晚上又来了我家。这次他提了一壶酒，让我娘炒了两个菜。酒是公社供销社打的散酒，菜是鸡蛋炒韭菜和腊肉炒蒜苗，在那个年月算是顶好的席面了。

“建川。”他给我倒了杯酒，“叔以前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叔，我知道你是为翠兰好。”

“嗯。”他喝了口酒，咂了咂嘴，“翠兰这丫头倔，随她娘。我拦不住。”他顿了顿，放下酒杯，“你小子有出息，兽医站是正经单位，吃商品粮，叔放心把闺女交给你。”

我端着酒杯的手在抖。酒洒出来一些，落在桌面上，我赶紧去擦。

“不过丑话说前头。”杨德贵板起脸，眼睛里却带着笑，“要是你以后敢对翠兰不好，我打断你的腿。”

“叔，你放心。”

那年腊月，我和翠兰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在她家院子里摆了几桌，请了亲戚和村干部。翠兰穿了件红棉袄，辫子上扎了红头绳，笑得比蜜还甜。她给我敬酒的时候，手在抖，酒洒了我一身。我娘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说“好好好”。巧云来吃席的时候挤眉弄眼地问我：“建川，这下配上了吧？”我瞪她一眼，她哈哈大笑，把满院子的人都逗笑了。

婚后我搬进了兽医站的宿舍，翠兰还在村小代课。日子过得紧巴，但踏实。每天早上我骑着自行车去兽医站上班，路过村小的时候，翠兰正好带着学生做早操。她看见我，会偷偷朝我笑一下。那笑容，比杨家沟所有的槐花都好看。兽医站的宿舍很小，只有一间半，厨房和卧室挤在一起，灶台挨着床。可翠兰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报纸，窗台上摆了一盆她从娘家移来的太阳花。每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花正好开，红红黄黄的一小簇，看着就让人心里暖和。

一年后翠兰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脱产学习两年。我支持她去，哪怕这意味着我们要两地分居。送她上汽车那天，她抱着我哭了一场。汽车站就在公社门口，一辆破旧的大客车，车窗上蒙着灰，发动机突突突地响。她抱着我不撒手，眼泪把我的衬衫都洇湿了。

“建川哥，等我回来。”

“嗯，我等你。”

她走后，我住在兽医站，白天给牲口看病，晚上看书。站长说我有天赋，推荐我去省城参加培训。我在省城待了三个月，学会了给大牲口做手术，还发表了两篇论文。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住楼房，第一次在图书馆里看一整天的书。省城的楼很高，马路很宽，可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杨家沟的老槐树，梦见翠兰站在田埂上等我。

翠兰每个月给我写一封信，信纸上带着她身上那股皂角味。她说她学得很苦，可一想到我，就觉得什么都值得。她说她们学校的图书馆很大，她每天都去，看了很多书，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她说等她毕业了，要回来好好教书，让杨家沟的孩子都能考上县里的中学。我把那些信一封封收好，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拿出来看一遍。信纸都让我看软了，边角起了毛。

两年后翠兰毕业，分配到公社中学当老师，我们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是兽医站分的一间半平房，比宿舍大不了多少，可翠兰高兴得不得了。她在窗台上养了一盆太阳花，每天早上都开得热热闹闹。我娘从杨家沟搬来跟我们住，帮我们带孩子。是的，我们有孩子了，是个闺女，取名杨槐，因为翠兰说，她永远记得老槐树下我问她“你跟谁最配”的样子。

杨槐出生那天，翠兰疼了整整一夜。我在产房外面来回走，把水泥地都磨出了印子。天亮的时候，护士抱出来一个皱巴巴的小人儿，我接过来，手抖得差点把她掉地上。翠兰躺在里面，脸色苍白，可看见我的时候还是笑了：“像你。”她说。我抱着闺女，眼泪掉在她的小被子上。我娘在旁边又哭又笑，嘴里念叨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我爹当年留下的兽医笔记，我整理后交给了省出版社，没想到竟然出版了。稿费不多，但够给翠兰买块手表。她戴上手表那天，高兴得像个孩子。那是块上海牌手表，表盘小小的，表带是黑色的。她戴在手腕上，翻来覆去地看，又伸到我面前让我看：“好看不？”我说好看。她就笑，笑得眼睛弯弯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从兽医站调到县畜牧局，又从畜牧局调到省农科院。翠兰从中学老师做到教导主任，又做到副校长。我们搬了三次家，从平房到楼房，从县城到省城。每搬一次家，翠兰都要在新家的窗台上摆一盆太阳花。她说这花好养活，给点阳光就灿烂。

可不管搬到哪里，每年春天槐花开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杨家沟一趟。去看看那棵老槐树，去看看黑蹄的坟——我后来把它埋在了树下，立了块小石碑。碑上没刻字，因为我不知道该刻什么。翠兰说，不刻字好，黑蹄活在我们心里就行了。

杨槐长大后考上了农业大学，学的是动物科学。她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电话里她的声音很兴奋：“爸，我要像你一样，跟牲口打一辈子交道。”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湿了。旁边的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高兴的。

翠兰退休那年，我们回了杨家沟。杨德贵已经八十多了，坐在院里的石桌旁抽旱烟，跟四十年前一个样。他耳朵有点背，看见我们进来，眯着眼看了半天才认出来。

“建川来了？”他声音还是那样，不高不低，带着村长的派头，“羊配得咋样了？”

“早不配了，叔。”我笑着坐到他旁边，“现在都是人工授精，科学养殖。省农科院搞了个新品种，产羔率能到百分之二百。”

“那玩意有啥好的？”老头不屑地撇嘴，烟锅子在石桌上磕了磕，“还是你看羊那会儿有意思。那时候的羊，有灵性。”

翠兰从屋里出来，端了盘刚摘的槐花。她头发已经花白，眼角有了皱纹，可看我的眼神还跟当年在老槐树下一样。她把槐花放在石桌上，挨着我坐下来。阳光穿过槐树叶洒在她脸上，斑斑驳驳的。

“建川哥。”她忽然开口，声音还是那样，不大，却清清楚楚，“你当年说看人准，那我问你——”

“你还是跟谁最配？”我接上她的话。

她笑了，笑得像个小姑娘。眼睛弯弯的，跟四十年前在老槐树下问我的时候一模一样。

“嗯，还是跟你最配。”

老槐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遮住了半个院子。槐花落在我们肩上，香香的，甜甜的，像四十年前的那个春末。杨德贵在屋里喊：“翠兰，给我倒水！”翠兰应了一声，起身往屋里走。经过我身边时，她俯下身，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

“谢谢你，建川哥。这辈子，值了。”

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已经不再年轻，可还是那么暖。手背上有老年斑，关节有些粗大，可握在手里，还是当年那只手。

风吹过老槐树，吹落一地槐花。我忽然想起那年翠兰问我“你看人准不准”的样子，想起黑蹄嚼苜蓿的样子，想起油灯下她给我讲题的样子，想起她剪下青丝塞进我手里的样子。想起她说“我不在乎你是配羊的还是兽医站的”的样子。想起她戴着上海牌手表笑得眼睛弯弯的样子。想起她抱着杨槐从产房里出来，脸色苍白却还在笑的样子。想起她每年春天都要在窗台上摆一盆太阳花的样子。想起她在省城火车站接我，人群里一眼看见我就开始挥手的样子。

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没什么惊天动地，可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就像我爹当年说的，配种这活儿，看着不起眼，可少了它，牲口就断了后，庄稼就没了指望。人也是一样。平凡的日子，平凡的活法，可只要有人跟你一起扛，再苦的日子也能过出甜味来。

这就是我和翠兰的故事。一个配羊的，一个村长的闺女，从一九七九年的那个春天开始，一直走到了今天。中间有过苦，有过泪，有过旁人的白眼和自家的争吵，可更多的是那些细碎的、暖烘烘的东西——一碗热粥，一句体己话，一个眼神，一盆开在窗台上的太阳花。

我靠在老槐树下，闭上眼睛。风里有槐花的香，有泥土的味，还有翠兰身上那股淡淡的皂角气息。我听见她在屋里跟杨德贵说话，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我听见杨槐在院子外面打电话，大概是跟她丈夫商量什么时候回省城。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平稳而悠长。

一切都刚刚好。

我睁开眼睛，看见翠兰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水。她走到我面前，把水递给我。碗是粗瓷碗，边上有道裂纹，可水是温的，正好入口。

“渴了吧？”她说。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水里有槐花的味道，清甜清甜的。

“翠兰。”我说。

“嗯？”

“你当年问我那句话，我现在能答了。”

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像四十年前一样。

“我跟谁最配？”我顿了顿，“跟你。这辈子，下辈子，都跟你。”

她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湿了。她别过头去，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又转回来，在我旁边的石凳上坐下。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脸，有点痒。我们就这样坐着，看老槐树的影子一点点拉长，看夕阳把院子染成金色，看杨德贵在屋里打起了瞌睡，看杨槐从外面走进来，手里提着一兜子槐花。

“爸，妈，今晚包槐花饺子。”她说。

翠兰从我肩膀上抬起头，应了一声：“好，妈去和面。”

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槐花瓣，往屋里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我。

“建川哥。”

“嗯？”

“你当年给羊配种的时候，我就知道，你配得上我。”

她说完就进了屋，留下我坐在老槐树下，手里端着那碗水，心里热乎乎的。风又吹过来，把树上的槐花吹落，纷纷扬扬的，像下了一场雪。

我抬头看着老槐树，忽然觉得，它跟四十年前一模一样。还是那么粗，那么高，花开得还是那么盛。树下的黑蹄坟还在，石碑上已经爬了青苔，可坟头长满了野花，黄黄白白的，开得热热闹闹。

我站起来，走到坟前蹲下，拔掉几根杂草。石碑上还是没刻字，可我忽然知道该刻什么了。

我回到屋里，翠兰正在灶台前和面。她围着蓝布围裙，脸上沾了一点面粉，像只花猫。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站定。

“翠兰。”

“嗯？”她没抬头，手还在盆里揉着面团。

“我想在黑蹄的碑上刻个字。”

她停下手，抬头看我：“刻什么？”

“就刻‘知音’两个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眼泪却掉了下来。她赶紧用手背去擦，面粉蹭了一脸，更花了。

“好。”她说，“知音。好听。”

我伸手，把她脸上的面粉擦掉。她的脸在我手心里，温温的，软软的。她没躲，就那么看着我。

“建川哥。”她说。

“嗯。”

“下辈子，我还问你那句话。”

“哪句话？”

“你看人准不准？你跟谁最配？”

我笑了，把她搂进怀里。她身上的皂角味混着面粉味，是这世上最好闻的味道。

“下辈子，我第一眼就认出你。”我说。

灶台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响。翠兰赶紧从我怀里挣出来，去掀锅盖。水汽升腾起来，把她的身影笼在一片白雾里。我看着她在雾气里忙碌，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感动。这就是我的日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可每一寸都是实的，每一刻都是暖的。

窗外，老槐树的花还在落。一朵一朵，轻轻的，慢慢的，像时光本身。

我走到窗前，看着那棵老树。它在那儿站了上百年了，看过多少人，听过多少故事。它大概也记得，一九七九年的那个春天，有个姑娘红着脸问一个配羊的：“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那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妻子。那配羊的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就这么简单。

可就这么简单的事，我们走了一辈子。

槐花又落了一地。

那天晚上包槐花饺子，杨槐擀皮，翠兰调馅，我在旁边打下手。馅里放了槐花、鸡蛋、粉条，还有一点点腊肉末。翠兰说，槐花要焯水，但不能焯太狠，焯狠了就没香味了。她做这些事总是很仔细，跟当年给我讲数学题一样仔细。杨槐擀皮擀得飞快，一张张圆圆的皮从她手下飞出来，整齐地码在案板上。她说她在学校食堂帮过厨，练出来的。翠兰就笑，说你这丫头，到哪儿都饿不着。

饺子下锅的时候，杨德贵醒了，从屋里出来，坐在石桌旁等吃。他牙口不好，翠兰特意把饺子煮得久一些，又给他调了一碗醋汁。老头吃了一口，眯着眼说：“还是槐花馅的香。”翠兰给他夹了第二个，他摆摆手说不吃了不吃了，可翠兰夹到他碗里，他还是吃了。

吃完饭，杨槐去刷碗，翠兰烧水泡茶。我搬了两把竹椅放在老槐树下，等翠兰出来。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槐花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风一吹，簌簌地往下落，落在我们肩上、膝盖上、脚边的地上。

翠兰端着两杯茶出来，递给我一杯。茶是粗茶，可水是山泉水，泡出来清亮亮的。我喝了一口，有点苦，又有点回甘。她在我旁边的竹椅上坐下，把脚搭在另一张小凳上。她的脚有些肿，是站了一天累的。我想去给她揉，她摆摆手说不用。

“建川哥。”她看着月亮，忽然开口。

“嗯。”

“你说，人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我想了想：“跟你在一起最重要。”

她笑了，伸手在我胳膊上拍了一下：“说正经的。”

“我说正经的。”我把茶杯放在地上，转头看她，“年轻的时候觉得，人得有出息，得让人看得起，得挣很多钱，得有大房子。可后来发现，那些东西有没有都行。要紧的是身边有个人，知冷知热，懂你在想什么。你高兴的时候她跟着你笑，你难过的时候她陪着你坐。就这么简单。”

她没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搭在我的手背上。她的手心是温的，手指微微弯曲，扣住我的手。我们就这么坐着，看月亮从槐树东边移到西边，看槐花一茬一茬地落。

“你还记得黑蹄吗？”她忽然问。

“记得。”

“我有时候觉得，黑蹄没死。它只是换了个地方活着。你看咱闺女，学的就是动物科学，将来要伺候的牲口比黑蹄多得多。黑蹄要是知道，肯定高兴。”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对。黑蹄死了，可它留下的东西没死。那些它配过的母羊，那些它生下的羊羔，那些羊羔又生下的羊羔，一代一代，还在杨家沟的坡上吃草，还在乡亲们的圈里长膘。它把根留下了。

人也是一样。我爹走了，可他留下的笔记还在，我整理的稿子还在，杨槐学的那些知识里，也有他的一份。翠兰的娘走了，可翠兰身上有她的影子，杨槐身上又有翠兰的影子。根不断，人就还在。

“翠兰。”我说。

“嗯。”

“下辈子，咱还回杨家沟。”

“好。”她答得干脆，没有一丝犹豫，“下辈子，我还在田埂上等你。你牵着黑蹄，我从村东头走过来，问你，‘建川哥，你看人准不准？’”

“然后我说，‘准。’”

“然后呢？”

“然后我娶你。”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月光下她的脸还是那么好看，跟四十年前在老槐树下问我的时候一样好看。我攥紧她的手，心里满满当当的，像装了一整个春天。

夜深了，杨槐出来喊我们进屋。翠兰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槐花瓣，又弯腰把我裤子上沾的花瓣也拍掉。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轻，很自然，像是做了一辈子。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那年她站在羊圈边，手指绞着衣角，红着脸问我“你看人准不准”的样子。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辫子垂在胸前，耳朵尖红得透光。一晃四十年了。

“走吧。”她回头看我。

我站起来，跟她一起往屋里走。路过黑蹄坟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在心里说了一句话。我说，黑蹄，你听见没，下辈子我还跟翠兰配。你到时候记得来，站在老槐树下等我们。

风从麦田那头吹过来，带着远处苜蓿的清香。我仿佛听见一声羊叫，咩的一声，轻轻的，像是应我。

我笑了，加快脚步追上翠兰。她正站在门口等我，月光照在她身上，给她镀了一层银边。她伸出手来拉我，我握住她的手。我们并肩走进屋里，木门在身后轻轻合上。

院子里，老槐树还在落花。一朵，又一朵，落在黑蹄的坟上，落在石桌上，落在翠兰刚才坐过的竹椅上。月亮移到了西天，又大又圆。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接着是风吹麦田的沙沙声。

一切都安静下来。

一切都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