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毛主席开会偶遇曾碧漪，闲聊时问：杀害古柏的凶手抓到了吗？

1956年，北京一次会议间隙，毛主席与曾碧漪相遇。多年未见，谈话没有停留在寒暄上。曾碧漪提到，经过瑞金地方政府协助，她终于找到了与古柏唯一的儿子古忆民。毛主席听后很高兴，随后忽然问道：“杀害古柏同志的凶手，抓到了没有？”

曾碧漪摇了摇头。这个回答，让谈话气氛顿时沉了下来。古柏牺牲已经二十多年，可他的死因始终没有查清，家属只知道他倒在粤赣边境的山林里，至于是谁泄露行踪、敌人如何设伏，一直没有确切说法。

古柏是寻乌人，1906年出生。青年时期，他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来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在赣南组织武装斗争。这个人熟悉地方社会，也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后来成为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时的重要助手。

1929年，红四军进入寻乌。毛泽东需要弄清当地的政治、商业、交通和土地关系，古柏便陪同走访，介绍地方人物，协助整理材料。寻乌口音复杂，社会关系盘根错节，若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路，调查很难深入。毛泽东后来明确写道，古柏在调查工作中给予了重要帮助。

这段经历，也说明古柏并非只会带兵。他能同商人、农民、手工业者交谈，知道哪些材料可靠，哪些话只是表面应付。毛泽东曾评价他忠厚随和，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正因为如此，古柏后来长期担任红军前委和总前委秘书工作，成为一名很重要的组织与联络干部。

但在土地革命后期，随着“左”倾教条主义影响扩大，古柏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错误批判，被撤职并开除党籍，之后转到中央粮食部门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他没有随队北上，而是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

留下来，意味着面对更严酷的局面。中央苏区主力撤离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地方部队兵力少、装备差。古柏率队作战和转移，多次被打散，身边人员越来越少。到1935年初，他仍在设法寻找能够重新组织起来的游击力量。

当时，粤赣交界的龙川县一带有一支五兴龙游击队。古柏早年曾在当地开展过工作，便决定亲自前往联络。为避免暴露身份，他使用了“柏花”这个化名，并带着少数同志进入上坪鸳鸯坑附近。

鸳鸯坑山高林密，附近还有纸厂，既便于隐蔽，也有群众活动。古柏到达后，与五兴龙游击队的刘国洲、刘邦开会面，了解当地情况。一次，他和两名同志到纸厂借宿，还同一名杂工交谈，向对方说明红军保护穷苦百姓的宗旨。

有意思的是，危险恰恰从这次接触中出现。那名杂工王应湖没有真正接受红军宣传，却盯上了悬赏。他把古柏等人的情况报告给乡公所，随后又在地方势力逼迫和利诱下提供路线、人数及武器等信息。

1935年3月6日清晨，地方武装分两路包围鸳鸯坑。古柏发现山下出现荷枪实弹的人马，立即叫醒队员，指挥大家向后山撤退，并留下掩护。战友刚刚脱离险境，古柏却被子弹击中，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29岁。

由于使用化名，敌人当时并不知道死者就是古柏。遗体也没有得到妥善安葬，相关消息长期无法传出。直到1937年，古柏的家人为修订族谱，托人向延安询问，毛泽东才得知他早已牺牲，并为其题词悼念。

新中国成立后，这桩旧案仍未被遗忘。1956年毛主席向曾碧漪问起此事后，公安部门组织调查，周兴亲自督办，广东方面派员赴赣南、闽西和粤北查访。年代久远，许多知情人已经去世，调查人员只能从档案、口述和地方遗迹中逐层拼接线索。

调查最终确认，古柏并不是偶然遭遇敌军，而是因王应湖告密，地方伪警卫队据情组织围捕。黄居成、黄卓等人参与部署，王福均等人也负有责任。纸厂附近曾发现遗骨的证言，又与当年突围人员的回忆相互印证。

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后，相关人员分别受到审判：黄居成、黄卓、王福均被判处死刑，王敬卿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应湖被判处无期徒刑。迟到二十多年的真相，终于有了明确结论。

曾碧漪直到此时，才知道丈夫最后战斗的地点、牺牲的经过以及告密者的身份。1957年，她与儿子古忆民前往龙川祭奠古柏；1997年，两人再次来到当地。1984年，寻乌县修建古柏烈士纪念碑，邓小平题写碑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