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西汉武帝元狩年间斩首、夺旗、先登有明确赏格，但是军功核验权归尚书台与近侍监督，前线将士即使立功了，也未必能凭战绩直接封侯：最终决定功劳能否兑现的是谁的记录和判断？
从表面上来说，军人只要在战场上立下足够的功劳就可以凭借战绩获得爵位；但是制度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决定功劳能不能兑现的，并不是冲锋陷阵本身，而是军功怎样被核验、由谁来记录、最终又由谁来认可。
以军功封侯是将战场表现转换成政治赏赐的一套制度。斩首虏级即是在战斗过程中取得敌人头颅并把它当作军功的凭证；夺旗就是在交战的时候抢到敌方的旗帜。
先登就是指在攻城或者突击的时候，第一个到达敌方阵地的人。造成这种行为被列上明确的赏格的原因，在于朝廷要把将士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以及作战态度当作能够登记、比较、封赏的标准。
军功不再是将领或者士兵个人的声誉，也成了国家授予爵位的一种凭证。“赏格明了”并不等于“封赏过程简单”。军功需要经过核实之后才被收录进功劳簿里，然后才会得到相应的实际爵位以及待遇。
元狩年间军功核验权收归中央，由尚书台及近侍一起监管。尚书台属于处理政务、接受诏令以及管理文书的中心机构，而近侍则是靠近皇帝的人，可以参与到信息的传递当中去，并且也参与宫廷事务。
二者共同监督，说明军功的确认已经不是军队内部的记录，而成了中央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封侯”的实际路径发生了改变。战场上的斩获是前线的事实，但是功劳是否被朝廷承认，则要经过文书、审核以及权力中心来决定。
士兵和将领在战场上可以夺旗，也可以先登，但是这些行为最终要经过层层汇总，才能获得朝廷的认可成为军功。只要核验环节改变的话，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业绩同最后得到的奖励之间就会出现差距。
因而，军功制度有明确的规则，也有严格的确认门槛。规则是关于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军功的行为准则；核验是对这份功劳的真实性以及它归属于谁来加以确定，并且按照何种方式去进行计算。
前者是战场，后者是中枢，二者缺一不可：没有赏格，军人不知道怎样得到奖励；没有核验，就无法把赏格变成稳定的政权秩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封侯之路不是靠战场上拼死奋战就能走通的。
边将即使有战功，但是如果在权力关系中得罪了权贵或者触怒了皇帝，那么他的功劳记录还会受到牵连。底稿所列的现实判断为，在得罪权贵或者触怒天颜之后，就会有人在功劳簿上做手脚。
关键是不能否认军功制本身，而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制度的运行并不只在战场上发生着。功劳怎样被记载、解释以及传达出去，也会影响到它是否可以兑现出来。“军功簿”也并不是战绩的一种罗列表而已。
它既是记载战斗结果又是朝廷对于将领的评价。“战果如果被认定为损失过大、上报不及时或者行动不当，就可能会出现功过相抵的情况。”这样一来，同一场战斗中实际表现出来的结果同最后得到的赏赐之间就没有必然联系。
立功者所处的标准不单是单个标准，而是一个由战果、损失、程序以及政治判断等要素组成的评价体系。中央收回军功核验权可以避免地方将领自行决定赏罚，并且使皇帝和中枢能够统一掌握军队的功劳。
但是权力集中之后，军功的确认就更加依靠于中枢的记载和评判了。只要记录权、解释权和最终裁定权被少数机构所垄断，那么一线士兵就不能仅仅根据自身的表现来保证自己的封赏结果。
制度越是重视统一的审查，那么审核者的态度也就越容易成为封侯之路的关键部分。该套机制产生的影响，并不是仅仅牵扯到一个将领能否被授予封侯的权利上。清楚地给出赏格就具有了作战目的；
集中核验可以将军功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去；但是对于处在权力关系之中边将来说，军功又会受到战场之外因素的影响。一个人是否获得封赏，既看他在战场上做了什么，也看这些事情最后怎样进入中枢的功劳记录。
因此，西汉武帝元狩年间以军功封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谁杀敌最多就一定封侯。它建立了明确的奖励标准，但是同时又设置了严格的核验体系；它认为战场上的功劳是重要的，并且把功劳确认的工作交给了中央机构。
封侯是由于战争的胜利而获得爵位，不是单纯的个人勇武所给予的奖励。“沙场决生死”、“中枢见功绩”，就是这个制度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即沙场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立功，中枢决定这份功劳能不能被看见、被记录、得到兑现。
封侯之路从来不只是搏命冲锋，还需要经历一套由权力来操控的军功认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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