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要不是中国把所有脏活累活全给干了，欧洲今天也不会这么惨

德国媒体最近流行一种叙事：欧洲工业走到今天这个困境，根子在于把”脏活累活”全外包给了中国，导致自身产业空心化，最终受困。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一种反省，实际上骨子里还是在甩锅——把欧洲几十年战略误判的苦果，归结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带来的”后遗症”。问题是，这笔账从一开始就算错了方向。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先把时间线理一理。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全球化浪潮汹涌，西方经济学界有一套主流共识，叫做”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版——谁成本低谁干低端，谁技术强谁拿高端，分工合理化，利润最大化。在这套逻辑下，欧洲主动、甚至热情地把钢铁冶炼、纺织服装、基础化工、电子组装等利润薄、排放重、人力密集的产业向外转移，而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正是改革开放后迅速融入全球体系的中国。换句话说，当年欧洲企业嫌弃的那些”脏活”，中国是主动接下来干的，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

中国接下这些产业，背后是巨大的历史代价。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工厂周边的土地、水源、空气承受了难以量化的环境压力，几代工人用青春换来了欧洲超市里廉价商品的货架充盈。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红利，真实地支撑了欧洲消费社会长达二十多年的低通胀、高消费的”美好生活”。这期间欧洲的通胀率长期低于预期，供应链成本保持低廉，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享乐，而不是被基础消费品吃掉——这背后，中国工人的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脏活累活”，从来不是白干的，是用来换取发展空间的。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欧洲把这种外部支撑当成了永久的结构性福利，而忘记了产业能力是会退化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并没有用危机反思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而是继续沉浸在金融资本和品牌溢价带来的财富幻觉里。真正的警报响起，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那一刻。对俄能源依赖一夜崩塌，德国企业赖以为生的廉价天然气突然断供，能源密集型产业首当其冲。当时的欧洲能源价格飙升幅度在某些时段接近十倍，巴斯夫（BASF）宣布将部分生产线永久性迁出欧洲大陆，其在德国路德维希港的旗舰工厂进行结构性收缩，这一事件在欧洲工业界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警示信号，而非个例。

进入2024年、2025年，德国经济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025年全年勉强录得0.2%的正增长，形势依然严峻。到2026年，德国制造业每个月仍以约1.5万个就业岗位的速度持续流失。汽车业是德国工业的核心支柱，但这根支柱如今摇摇欲坠。大众汽车2025年利润跌幅达44%，并已宣布将在2030年前全球裁员10万人，德国境内四家工厂2031年后何去何从至今前景待定——这是德国汽车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奔驰2025年利润下滑49%，保时捷营业利润同比暴跌98%，几乎回到收支平衡的边缘。三大车企的同步崩塌，意味着德国赖以为傲的”高端制造”护城河，正在被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浪潮系统性地冲开。

这里有一组对比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10年，欧盟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约19.7%，中国为18%；到2024年，中国升至约28%，欧盟降至约16.8%，德国一国独占5.1%。这组数字的变化，不是中国”偷走”了欧洲的份额，而是中国通过持续投入完成了从”代工厂”到”竞争者”再到”引领者”的产业跃迁。2026年初，西班牙发布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西班牙最大商品供应国，占其进口份额11.6%，超过德国的11.4%——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性转折点，说明中欧之间的产业竞争已经渗透到欧洲内部市场的毛细血管层面。

在这场欧洲自救的背后，还有一重压力在不断叠加，那就是来自大西洋另一端的关税战。特朗普政府回归以后，美国先后援引不同法律依据多次加征关税，2026年2月最高法院一度以越权为由推翻其部分关税政策，特朗普随即改换法律依据继续推进，对全球征收15%普遍关税的方向并未根本改变。根据法国财政部2026年9月发布的报告，美国关税调整导致欧盟对美出口竞争力相当于平均价格上浮1.1%，食品、机械、化工、钢铁四大领域受冲击最为明显。欧洲同时承受两面夹击——中国制造业升级带来的竞争压力从东方涌来，美国关税保护主义从西方削弱其对外出口能力，左右互搏之下，战略腾挪的空间极为有限。

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自身并非铁板一块，内部的利益分歧正在加剧应对的难度。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对华政策上的取向各不相同，部分南欧国家更倾向于维系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换取经济喘息空间。2026年5月至6月，欧洲议会时隔多年派出12人代表团访问北京和武汉，这是自2018年以来欧洲议会首次组团访华，在外交层面释放了明确的缓和信号。同月，欧盟与中国正式建立”贸易与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改革四个专项工作组，双方约定在2026年10月前就具体议题作出决策。这说明即便摩擦不断，欧中之间的战略理性并未完全退场。

对于欧洲方面屡屡提及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026年7月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给出了言简意赅的回应。彼时正值欧洲遭遇高温热浪，中国产空调、风扇、防晒伞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一机难求”的抢购场面。毛宁说：“’过剩’还是短缺，消费者有自己的判断。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这话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市场从来不会因为政治原因选择产品，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真实的产业竞争力裁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嘴上喊着”中国过剩商品大量涌入”，但欧洲本国消费者正在用购物车投票，这种内在矛盾本身就暴露了欧洲政策叙事的虚弱之处。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欧洲今天的困境，究竟是谁的责任？中国当年接过了欧洲不愿意干的那些活，用几十年的劳动和牺牲积累出了今天的产业能力，顺势向更高端领域迈进，这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大国都应走的路。欧洲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了分工红利，却没有把这段时间用来夯实自身的产业基础，而是沉溺于品牌溢价与金融泡沫。等中国开始在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精密化工等”好活”上参与竞争，欧洲才幡然醒悟，却把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定性为”冲击”，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中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会因为几次对话机制就彻底消解，2026年10月的磋商节点也难以一揽子解决所有分歧。但欧洲如果真的希望走出困境，就需要放下”别人干了什么让我变惨”的抱怨式叙事，认真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欧洲自己究竟能拿出什么？这才是问题的核心。